十年冤獄 昆明趙飛瓊近日又遭綁架數小時

【明慧網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導）在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因不放棄修煉，不配合獄警的無理要求，趙飛瓊女士常常被獄警處罰和酷刑折磨。

有一次被集訓監區監區長丁瑩和專管迫害法輪功的隊長楊歡指揮獄警曾覺、謝玲等用手銬將她銬在辦公室窗子的鐵條上，六個獄警同時用高壓電棍電擊她身體的敏感部位，一邊電一邊問：「你還煉不煉法輪功？」趙飛瓊女士堅定的回答：「煉！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我就是要煉！」

獄警一直電了她兩個小時。第二天，趙飛瓊女士仍然堅持修煉法輪功，監區長丁瑩和專管迫害法輪功的隊長楊歡又指揮著獄警繼續用六根高壓電棒電擊她，這次又連續電擊了三個小時，導致趙飛瓊女士的皮膚廣泛燒焦，結的疤一塊塊的往下掉，一直到釋放後結的傷疤還紅腫、癢痛。

中共酷刑示意圖：多根電棒電擊

趙飛瓊女士，一九九七年修煉法輪功後，單薄的身體好了，心靈得到了淨化，她按照真善忍修煉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孝敬婆婆，體貼丈夫，一家人更加和睦，互敬互愛，鄰居都誇她是個好媳婦。

在中共一九九九年發動的這場對善良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現年四十二歲的趙飛瓊女士曾被非法勞教一次、判刑兩次，在牢獄中遭受迫害的時間近十年之久。在她第二次出獄前的日子，二零一三年四月末，趙飛瓊在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被一夥警察和犯人按倒，強行注射不明藥物，幾天後出現昏睡，記憶減退，木訥頭昏等不良反應。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昆明趙飛瓊女士在老家向有緣人贈送法輪功真相光碟時，還遭到了惡告，被綁架到居委會，趙飛瓊女士堅持講真相，當天回家後，一直有不明身份的人對她監視、跟蹤。

以下是她自述這麼多年被迫害的經歷：

我叫趙飛瓊，一九七零年出生，今年四十四歲，老家在雲南省宣威市。一九九六年的一次晨練，我在公園裏看到法輪功學員在煉功，我站在一旁看，一位法輪功學員就過來向我介紹法輪功，說這門功法太好了，可以修煉成仙。我當時就想：能成仙我當然要煉，從那天之後我就走進了大法修煉，每天早上去公園煉功，煉功後就去法輪功學員家看師父在廣州講法錄像。

以前我經常長口腔潰瘍、扁桃體發炎，修煉後我只要一煉功，扁桃體發炎很快就好，再後來就很少發炎或口腔潰瘍了。在生活中，我也時時按照真善忍做一個好人，當時我自己開個小店做生意，在生意中，從不多拿多佔，言而有信，時時處處體現修煉人的風貌。

騷擾、非法拘留等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澤民團夥發動了對法輪功學員的邪惡迫害。我作為大法修煉者，知道師父與大法是受冤枉的，覺的自己應該站出來，讓世人知道法輪功是好的。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我到昆鋼四中公開煉功，昆鋼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叫去派出所，我就給他們講法輪功是最神聖的，我就是要在這裏煉功，接著講了法輪功到底是甚麼，警察聽後沒說甚麼，在那裏一個早上就讓我回家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早上，我又到昆鋼新村曾經的法輪功煉功點煉功，有兩個便衣過來問我煉甚麼功，我說法輪功，他倆就把我帶到新村派出所，警察對我非法審訊，讓我在筆錄上簽字，派出所所長姓王。當天晚上警察把我送回了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日，我正在店裏看店，昆鋼公安分局警察將我從店裏帶到分局。後來我得知那天還綁架了兩位法輪功學員：高保德（男，昆鋼一中教師）、余瑪麗（女，昆鋼職工）。我被綁架到昆鋼公安分局後，還碰見了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母子倆：王天學（女，昆鋼職工）和兒子胡虎東（同音），王天學當時已被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後來與我一個監室。

經辦警察是董彪，聲稱我九月底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到雲南省第二勞教所去看望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還曾一起在山上交流，以此將我綁架。當天我就被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十一監號，王天學與我一個監號。才進看守所，我身上裝的錢就被非法搜走了。一進去就讓洗冷水澡，洗完澡叫幹奴工──揀辣椒。第二天早上六點多就起床開始揀辣椒，每個人有規定的任務量，揀不完就沒日沒夜的揀，手指、指甲都裂口、爛了。

一個月後我與一起被綁架的高保德、余瑪麗、王天學一起從看守所回家。昆鋼公安分局警察來接我時對我說，回家後每個星期要到分局去報到，離開昆鋼也要告訴他們。我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個月期間，昆鋼公安分局的警察多次來提審我，問我為甚麼要煉功，並給我照像，大概有七、八次。

我回到家後，丈夫告訴我說是他交了五千五百元錢給昆鋼公安分局，還加上綁架我時我身上的七百多元錢，才給我取保候審。這一年我「不出問題」（即不上訪，不出去講法輪功真相），一年後才將這些錢還我。一年之後，昆鋼公安分局將錢還給了我。但是看守所卻從中扣了一百多元的伙食費。

遭非法勞教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旬，昆鋼新村派出所的警察周英來我開的小店裏，問我是不是趙飛瓊，說有人舉報這裏資料多，並想進臥室搜查，被我推了出去。幾天後又來，問我要照片，我沒給他，他就把我丈夫叫出去了。二十六日晚上我從家裏出來，發現有兩個人跟蹤，這倆人跟著我走，當我走到昆鋼的一個小區路邊時就被這兩個便衣衝上來綁架了，他倆都是新村派出所的警察：周英和楊志斌。

倆人叫來一輛小麵包車將我拉到新村派出所，把我身上裝的法輪功真相資料搜出來，還說，他們為了抓住我，已經在我的店門口守了我一個多月了，吃不好睡不好的，就為了抓我這個修煉真善忍的普通婦女。

第二天我被送到昆鋼公安分局，警察對我非法審訊，問我資料是從哪裏來的。當天晚上又把我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裏還是不停的揀辣椒、揀白雲豆、揀蠶蛹，幹不完就不讓睡覺，整天蹲在地上揀。期間也遭到了昆鋼公安分局警察的提審。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我被昆鋼公安分局警察送到雲南省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

才進勞教所時我被送到三大隊集訓隊，幹奴工──繡花、縫珠繡，裝飾帽子、鞋子上的珠繡，還有掛的福字。三隊隊長叫馬裏梅，管生產的隊長白慧芬，還有一個隊長叫李瓊雲，李瓊雲還曾把我叫去，讓我不要在勞教所宣傳法輪功，不准我煉功。勞教所還給我安排兩個犯人二十小時監視我。

三個月後，就不讓我繡花了，讓我到菜地組去種菜。我在監室裏煉功，監視我的犯人從上床將我揪下來，打我耳光。隊長馬裏梅經常來找我，叫我寫認識、寫不煉功的保證。我就寫上我堅修法輪大法到底，永不放棄。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我因為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轉到一大隊──縫紉組，我負責縫褲子包包、口袋，也沒有具體的時間安排，甚麼時候叫去就得去，有時候一天才能睡兩三個小時。很睏的時候，眼睛剛剛閉上，就又被叫起來去車間，連拿針的力氣都沒有。我就這樣在縫紉組幹高強度奴工一直到我出勞教所。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從勞教所回家，被非法加期五十九天，理由是我不認罪、不認錯，還在監室煉功，「不服從管理」。

第一次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我陪同我表姐母女倆以及我的女兒一起到石林風景區遊玩，向風景區拍照的兩個人送了《風雨天地行》光碟，被他倆舉報，石林公安局警察就將我綁架到石林風景區的派出所，我當時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警察怕來往的遊人聽到，就將我拖著從人少的地方綁架到風景區的派出所。之後石林縣國保大隊、石林縣六一零的人員到了，對我非法搜身，還搜我的包。當時綁架我的時候，連同我的表姐和她女兒以及我女兒一起綁架，將我們四個人分開分別審訊，我還看到警察發傳真到表姐老家四川讓那邊的警察搜她的家，問她是不是法輪功學員。當天晚上才讓我表姐母女和我女兒回家。

在派出所的時候，警察問我資料從哪裏來的，又問我其它問題，我都沒有回答，石林縣國保大隊隊長金學亮就搧我耳光，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總共有打了我二十多個耳光，我的頭都被打昏了。在我去上廁所的時候，石林縣國保大隊的朱建玲還企圖搜我身，翻我的內衣。還有一個穿便衣的男人，三十歲左右，問我這些資料哪裏來的，我不回答，他就威脅說要對我刑訊逼供，給我銬老虎凳等。

當晚我被送到石林縣看守所，第二天我開始絕食反迫害，第四天，石林縣看守所的管教人員授意犯人對我灌食，先讓犯人把我綁在老虎凳上，然後拿火鉗來撬我嘴，又拿大鋁勺來撬，把我的牙齒撬裂，撬開後將熬的稀飯灌到我的嘴裏，當時我差點出不來氣了，姓趙的管理員看到後急忙讓犯人住手我才緩過勁來。

酷刑演示：灌食

第五天，石林縣國保大隊金學亮等人來看守所非法提審，主要問我資料是從哪裏來的。我當場揭露他們打我的惡行，連看守所的警察也看到了我身上的傷痕。之後我的朋友為我請了一個律師，這個律師和金學亮一起來看守所看過我，但之後就沒有來，我後來才得知律師受到了恐嚇，連電話也被監聽，因此不敢再管這個案子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初，昆明市中級法院到石林縣法院給我非法開庭，也沒通知家屬，石林縣國保大隊的金學亮、朱建玲卻不知以甚麼身份坐在旁聽席上。三月一日我被送到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昆明市中院對我非法判刑四年。

雲南省女二監的酷刑迫害、關禁閉、六根電棍同時電擊

剛進監獄的一個月，我被關在集訓監區，每天坐小凳。四月份就被關禁閉室，在禁閉室坐床板，從早到晚。

禁閉室比較狹小，除了一張床外沒有甚麼設施，裏面裝了攝像頭，每天二十四小時監視，規定：每天從早上六點至晚上十一點，強迫坐在光床板上不准動，不准講話，雙手必須放在膝蓋上，若有移動，輕則辱罵，重則被「包夾」拳腳相加等；連續數月不准洗臉和刷牙，不准洗澡、每天只允許上四次廁所，不准衛生用水。更不人道的是，在月經期也不准用衛生紙，不准換洗衣服，就是染有月經血跡、污漬的內褲也不讓換洗，導致全身腥臭，端起碗來都吃不下飯。每天只給一點食物，不能吃飽，每人每天一瓶水，冬天只能穿兩件單衣、單褲，不准穿襪子，只准穿拖鞋，夏天不准穿內衣，只能穿一件外衣。除有電視監控外，還有兩個刑事犯人二十四小時看守著，限制人身自由。

酷刑演示：吊銬、電擊

我因不放棄修煉，不配合獄警的無理要求，常常被獄警處罰和酷刑折磨。有一次集訓監區監區長丁瑩和專管迫害法輪功的隊長楊歡指揮獄警曾覺、謝玲、馬麗霞、鄭頻、孫凌爽、周穎、楊永芬等用手銬將我銬在辦公室窗子的鐵條上，六個獄警同時用六個不同型號的高壓電棒電擊我身體的敏感部位，脖子後面、身後、腋下、腳跟等處，一邊電一邊問我：「你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堅定的回答：「煉！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我就是要煉！」

獄警一直電了我兩個小時。第二天，由於我還不妥協，仍然堅持修煉法輪功，監區長丁瑩和專管法輪功的隊長楊歡又指揮著獄警繼續用六隻高壓電棒電擊我，這次又連續電擊了三個小時，導致我的皮膚廣泛燒焦，結的疤一塊塊的往下掉，一直到釋放後結的傷疤還紅腫、癢痛。

謝玲（專管迫害法輪功的獄警）還唆使包夾劉淑瓊說：「趙飛瓊不『轉化』，你用小凳子把她砸死。」劉說：「小小趙飛瓊，就包在我身上。」深夜，劉淑瓊用小凳子砸我，響聲太大把睡在上床的人都震醒了，劉才停止作惡。

有一次天很冷，獄警指使包夾將我的衣服全部脫光，讓我在禁閉室光著身子蹲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給我衣褲穿上。

九月份我被轉到一監區，又強迫坐小凳，還給我安排兩個到四個包夾犯人，白天晚上的守著，監房裏其他犯人也讓監視我，不准任何人和我說話。一監區主管我的警察是李瑩瑞，改造隊長趙曉霞，一監區大隊長雷亞梅（後當上了監獄長）。

一年後，我晚上煉功，被犯人舉報，就又被關禁閉室。在禁閉室裏，最少兩個犯人守著我，多時有四個犯人守著我，就是看著不准我煉功，每天讓我坐在床板上，我一煉功就來搬我的手和腳，有時還會對我動手，打我。一段時間後又給我轉到監房，我堅定修煉，喊大法好，警察怕別人聽到，又再給我送禁閉室。

幾進幾出禁閉室，大概進過四次禁閉室。因為我不放棄修煉，就轉來轉去的迫害我。其中一次進禁閉室時，警察及犯人將我的衣服扒光，連內褲都給我剪了，我當時正來例假，血水流了一地。但我憑著對大法的堅信，絲毫沒有動搖，就這樣挺了過來。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日我從女二監回家。

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兩點，我在昆明市青年路向世人贈送神韻晚會光碟，發到一個便衣手裏，在我朝前走的時候，這個便衣就拉住我的自行車不讓我走，我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好多路人圍觀過來。便衣當時就打電話給五華公安分局國保大隊，五華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的馬斌、劉勁庭、陸金波、李全等警察趕到現場，將我綁架到小南門派出所，在派出所給我銬在鐵欄杆上，並將我身上的法輪功資料、真相光碟、護身符、電子書、MP3等非法搜走。

當晚把我送到五華看守所非法關押。與我非法關押在一個監室的還有法輪功學員陳豔豔（昆明理工大學職工）。在看守所裏我被強制幹奴工──小學生教材打包。在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了六個多月，期間五華國保大隊馬斌等人來看守所審訊我，問我資料是從哪裏來的，我不配合，甚麼也不說。六月十九日，五華區檢察院對我非法逮捕，之後給我送來對我非法逮捕的通知書，我也不理睬。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昆明市檢察院（2009）昆檢刑訴字第750號起訴書非法對我起訴，誣陷我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法輪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檢察員是王海天。

二零零九年十月份，我被帶到昆明市中級法院非法開庭，沒有通知家屬。昆明市檢察院的巫琳出庭作為檢察員，以我贈送神韻晚會光碟誣陷我。我在法庭上說：「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大法是佛法，我們大法是受迫害的，要求還我們師父清白，給我們寬鬆的煉功環境。我們修煉真善忍，法輪大法祛病健身，不收一分錢，根本不是邪教，誣陷我的罪名不成立，神韻晚會是救人的！」

然而面對事實，昆明市中級法院仍然枉法裁判，（2009）昆刑一初字第168號刑事判決書對我非法判刑四年，審判長楊曉萍，代理審判員李錟、楊捷，書記員段雲萍。

十二月二日我再一次被送到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

在雲南女二監遭關禁閉、毆打及毒針……

我還是先被關進九監區，每天強迫坐小板凳，四個包夾看著我，白天兩個，晚上兩個，因為懼怕我煉功，隨時來搬我的手腳，甚至睡覺時都來按我的腿腳。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我在監獄裏喊「法輪大法好」，獄警和犯人強行給我戴上手銬，送到禁閉室迫害。我掙脫手銬打坐，手又被反銬到後背（蘇秦背劍），酷刑折磨幾個小時，才把雙手銬在前面，戴著手銬睡覺，直到第二天才打開。

酷刑演示：背銬（「蘇秦背劍」）

二零一零年三月中旬，監獄擴建禁閉室，有很多外地人在施工，我想讓世人知道大法蒙冤，又高喊「法輪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共產邪黨迫害真善忍，打壓好人，禁閉好人」。獄警梁潔、孔茵茵指使毒品犯趙小蘭扯著我的衣領使勁往牆上撞，使我的頭撞起一個大包。

我一直被關押在不見天日的禁閉室九個多月，九月二日，才轉回監舍。之後又三番四次的將我從禁閉室轉到監房，又從監房轉到禁閉室。獄警最害怕我喊「法輪大法好」，我一喊大法好就給我關禁閉，還忙著關窗戶、關門，怕別人聽到。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我高喊「法輪大法好」，聲音響徹整個監獄，警察湯玉芳、李金會說我這樣「影響太大」，又把我關禁閉迫害，還扒光衣服，搶走被褥。

夜裏下大雨很冷，我全身凍得的青紫。警察李金會還故意打開窗子和門，讓我吹冷風。到第二天十一點多，才給我穿一套單衣。我絕食三天反抗迫害，獄警獄醫還想用灌食進一步迫害。端一碗沒有菜的米飯要我吃，還說被關禁閉的不准吃菜、吃早點。

這次禁閉關了七個多月，到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才回到監舍。

二零一二年，大年沒過去幾天，三月十三日，我又被送到禁閉室迫害，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轉至八監區老、殘、病組，專門禁閉艾滋病、麻風病、肺結核等疾病犯人的地方，警察和其他犯人來都戴上兩、三個口罩，可我甚麼防範都沒有。

到八監區後我被關進隔離室，從來見不到太陽光，也不給出門，就在這樣一間三、四平米的小房間裏，吃喝拉撒都在裏面，住在我隔壁的也都是艾滋病人、肺結核病人。之後又給我轉到一間更狹小的隔離室，裏面連廁所都沒有，就給一個桶，吃飯時從一個小門將飯塞進來。

我就在這裏一直被關到出監獄。在我臨出監獄一個月的時候，二零一三年四月末，我被一夥不認識的警察和犯人按倒，強行注射不明藥物。在胯根部位，有三個一字形狀大針眼，幾天後，我出現昏睡，記憶減退，木訥頭昏等不良反應。很多東西都不太記得了。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五月十六日，四年的黑獄已滿，出獄後我無家可歸，被宣威市虹橋派出所和前夫家人送回娘家。遭冤獄關押期間，丈夫與我離婚。

出獄的第三天，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我被劫持到宣威市雲峰精神病院，在板橋機修坡，表面是工商銀行，已經停業多年，從側大門進到後院就是精神病院，大門裏鎖著的都是些瘋傻病人。我被反鎖在小屋裏，拒絕打針吃藥，被非法關押了三天，才放出來。之前，不法人員還到我前夫家、女兒的學校騷擾。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我從監獄回家。

中共對我的迫害是惡毒甚至致命的，但是憑藉著對法輪大法的正信正念，我走過了近十年最黑暗的歲月。在我被非法關押的近十年中，我的家庭支離破碎，丈夫無法承擔如此巨難，與我離婚，孩子因多年沒有母愛，幼小的心靈深深受傷。我出獄後，警察還到孩子學校騷擾恐嚇，打聽我的下落，讓她小小年紀更是承受了本不該她承受的驚嚇與擔心。由此可見，中共邪黨迫害之殘忍、無孔不入。

我相信，隨著中共邪惡迫害的不斷揭露，正義最終戰勝邪惡。我的家人也將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真正理解我的選擇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