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本社會傳遞活摘器官真相 救度眾生
尊敬的師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來自日本大阪的學員。很榮幸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在向日本社會傳遞活摘器官真相、救度眾生過程中的心得體會。
1、向日本政府陳情，講述活摘器官真相
二零一二年二月，王立軍出逃美領館事件發生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去年十二月，「全球揭露活摘真相」小組亞太協調人找到我和另一位同修，希望我們作為日本這個項目的聯絡人。當時大家正在忙於做神韻推票，覺的這個項目不能佔用太多人。當時不知如何推動，心裏感到很茫然。每天看到明慧網、大紀元，還有常人媒體，不斷的有國際社會關注活摘器官真相的報導，心裏很著急。
根據日本的實際情況，我想利用向全日本各地方議會郵寄陳情書的方式，向日本政府廣泛的傳遞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這樣既不佔用太多人力和時間，還能把真相傳到沒有大法弟子的地區，讓那裏的有緣人得救。
這一念定下來後，我馬上給亞太協調人發信，請她寫一份陳情書給日本的地方議會，主要目地是用這份文書來講清「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幾天之後，陳情書發過來了，是中英文的，有理有據的把這一真相寫的很明白，並從道義上呼喚人的良知。
為確保陳情書更適合日本的情況，我和一位同修為此事約見了一位十幾年來一直支持法輪功的議員。他認真閱讀了陳情書後，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並幫著我們想了一個很好的陳情題目。
因為全國有近兩千個議會，每個議會要做一套資料，資料裏要寫上現任的各個議會議長的名字和郵寄的地址，數量大，在網上一個一個搜索複製這些資訊很花時間，很辛苦，而且要求不能出錯。議長名寫錯了就不會被受理和審議。
開始的時候，我和另一位懂電腦的同修做，我們準備按照地區分批郵寄。做第一批陳情書的那段時間，也經歷了一些波折。一月到二月大阪每個月都辦真善忍國際美展，因為參與的同修少，每次美展我都要花很多時間去當班，同時還要做「自由中國」電影的組織放映及神韻的推廣售票工作，所有的事全都趕到一起，感到時間緊，壓力大。因此，做陳情書的工作時不時就會停下來，覺的做不下去了。資料雖然印好了，議會的資訊沒時間查，資料一直寄不出去。有時自己還會打退堂鼓，覺的現在這麼忙，同修也忙，等過一段時間再做吧。每當這時，一起做的同修總會鼓勵我，說活摘器官這麼慘烈的事情應該讓更多的日本人儘早了解真相。我悟到同時這麼多事一起做，這是讓我擴大容量，更精進呢。後來在做的過程中，我的正念越來越足，放下了一些人的觀念和安逸心，感到自己只要精進，一個人能頂十個人用，這些項目都能做好，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要儘量放下自我，為救度眾生，盡最大努力做好。
那段時間常常是白天出門做這些專案，晚上回來做資料到深夜，早晨四點之前起床學法煉功，還要照顧小孩，做家務。時不時還伴隨著心性的考驗。感覺真像師父說的「百苦一齊降 看其如何活」[1]。雖然苦，但是想到自己作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肩負著救度眾生的使命，感到樂在其中。
資料寄出之後馬上回饋就來了。各個議會的陳情事務負責人打來電話，有的是確認是否有陳情這麼回事，有的還問我要不要在開議會的時候去做口頭陳情等。寄出後的一個星期每天都電話不斷，各議會彙報結果的信件也大量郵了過來。
因為當時推廣神韻的工作很忙，就決定神韻演出之後再郵寄其它地方。四月神韻在日本的演出一結束，我們又開始了郵寄工作。在同修們的配合共同努力下，短短的十幾天的時間我們寄出了七百多封陳情書。
這次的回饋電話更多了。那時我在美國，因為時差，電話都是在深夜打過來，每晚幾乎都要到三點以後才能休息。
在今年五月的紐約法會上，師父在講法中講到：「大家想一想，活摘人體器官，在前古羅馬對基督教徒最邪惡迫害的時候也沒有邪惡到這種程度，最兇惡也不過就是置人於死地。在這個星球上最大的邪惡，這是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對的這種邪惡，在這場迫害中所表現出來的邪惡。」[2]這使我對這個專案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只有大法弟子站出來講活摘的真相，曝光邪惡，才能徹底的制止這場迫害。這個過程也是大法弟子救度眾生，樹立威德的機會。
六月全世界的正義醫生成立了「反對強制摘取器官醫師組織」（DAFOH），並在全世界發起了簽名活動，到今年十二月送交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以此呼籲聯合國幫助制止中共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我們在給議會的陳情書的信封裏，放入給每個議會每個議員的徵簽資料，簽名紙上寫上每個議員的名字。這樣議員有機會了解真相，做出正確的判斷，擺放他們的位置。
到目前為止有五個議會採納了陳情，近五十個地方議員在連署書上簽名後發來了傳真。還有一些議會要繼續調查審議我們的陳情。五個採納的議會都是沒有法輪功學員的偏遠地區。這些議會將向日本政府提交意見書，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法律禁止日本國民去中國做器官移植，要求日本政府譴責中共對法輪功長達十四年的迫害。
日本有四十七個縣，縣市町村的議員大約有三萬五千人。因為很多縣沒有學員，周邊縣的學員就把沒有學員的縣都包下來，繼續郵寄徵簽資料。
在做此專案的整個過程中，各種干擾也很大。在排除這些干擾的同時，心性也在提高。有時同修剛開始查資料，電腦就不好用了，一耽誤就是好幾天。後來當我靜下心學法，向內找時，發現事做多了，有時會起幹事心。因為工作量大，就想快點把它幹完。這個著急的人心一起，事總是做的不順利，反而花的時間更多。
師父告訴我們：「大家想一想，我說過，你做的那個事情如果沒在法上，如果沒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沒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許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為對解體邪惡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學法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學法跟不上，那就甚麼都完了。」[3]我悟到做同一個專案的同修經常在一起學法交流，就能更好的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2、通過DAFOH的徵簽活動向醫學界講活摘真相
「反對強制摘取器官醫師組織」發起了署名活動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向醫學界講真相。
有一所名牌大學離我家很近，這所大學有醫學部和一個大的附屬醫院，而且這所醫院的移植技術在全國領先，有一些有名的移植醫師。
我們去了大學醫學部辦公大樓一個一個辦公室敲門進去徵簽。開始的時候我心裏有些顧慮，覺的人家辦公時間，會不會反感呢。在敲第一個門之前我猶豫著無法立刻行動，覺的正念不足，人的東西在往上翻。同修在旁邊幫我拿著資料，說這個是移植系的辦公室，進去吧。敲門進去後，一個教授的秘書很認真的聽了真相，說一定轉達我的來意，答應把資料轉交給移植教授，然後給了我一張名片，說有事可以直接給她打電話。是啊，我們是在做著一件救度眾生的正事，用一種慈悲的，純淨的心態去做的話，人明白的一面會聽的。
有一次開車去徵簽的中途突然得知同修說身體不舒服，不能來了。我意識到這是舊勢力在干擾，擋著同修參與做證實法的事。我立刻跟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並讓他多發正念。即使一個人，我也要去。在開車去的路上我一邊開車一邊發著正念。
到了後，我一個人拖著重重的資料，對拜訪過的辦公室和投過資料的教授辦公室一家家回訪。在一辦公室遇到了一位女醫生，她聽到對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的事情感到難以置信。於是我拿出真相圖片冊和以前媒體的報導，從頭一張一張的給她講，她知道我講的都是真的，最後她欣然在簽名紙上簽了名。
除了直接拜訪之外，我們還利用各種醫學學術會議的機會講真相徵簽。
DAFOH的徵簽活動開始後，全日本的學員定期一起學法交流。每次都有很多學員參加。大家通過交流，認識到除了向普通民眾徵簽之外，還必須要向日本的醫療界，特別是做器官移植的醫療人士講活摘的真相。
正逢九月初在日本京都召開亞洲移植學會議和日本移植學會總會，有近兩千名移植醫生和相關人士參加。學員們都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向移植界講真相徵簽的好機會。加拿大同修還請著名的國際人權律師來參加這次亞洲移植學會議。
正在大會的準備工作最忙的前一個星期的週末，丈夫的父親在住院一個月後突然病逝了。因為丈夫是長男，按照日本的傳統，長男要主辦所有繁瑣的儀式。我這個大媳婦也成了眾人矚目的人物。突如其來的干擾讓我更加心情沉重，更加繁忙起來。
那段時間大家一直為人權律師來京都後，在哪裏開報告會，去哪裏拜訪講真相的事定不下來，連著三個晚上開會大家各說各的理由，意見無法統一。我和另一個協調的同修看到這種情況，也有點洩氣了，不想搞報告會了。當我跟學會的一個協調人講了大阪的情況後，他指正了我的問題，並鼓勵我綜合考慮人力、物力、時間等條件。我很快拿定主意，決定在大阪做報告會。念一定，報告會的場地很順利的就租到了，傳單也做出來了。
在辦理喪事儀式時，堅持在京都做報告會的同修不停的打電話給我，我也無法及時的接電話跟她交流溝通，搞的心裏七上八下的。報告會的時間地點都定了，為甚麼這些同修還要這麼堅持自己的意見呢，覺得這些同修很自我。後來另一個協調的同修說這部份同修要求大家停止宣傳大阪的報告會，要去借京都的場地。聽了這個我心想很不是滋味。覺的大家都是「王」，這怎麼能配合做好講真相工作呢？我的心性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後來當我冷靜下來看自己時，發現自己也有一個很強的自我，也很堅持自己的意見。也許對方的做法也有她的道理，真正的提高是放棄。當我把這個堅持自我的心放下後，心裏平靜了很多，心想該在哪裏辦都會有安排的。
那幾天家裏的事忙的我無法再做大法的協調聯絡，感到要做好這次亞洲移植學會議和日本移植學會總會的講真相協調工作非常重要，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干擾。但是我覺的一定要做好。兩個同修了解到我的情況後，積極配合協調工作。
最後我們決定在會場外面申請道路許可，在與會者的必經的地鐵口和路邊拉橫幅、擺展板、發資料的方式講真相徵簽。另外，我們在東京和大阪各安排了講演報告會，還安排了在亞洲移植會議之後同人權律師一起去京都府陳情，並在京都府廳記者俱樂部開記者會。
為了使大會期間的簽名活動起到好的效果，我們給參加會議的一百三十多個做各類報告的移植醫生提前郵寄了真相資料和連署書。趕在大會一週之前，在二天之內又給全國二千個與移植相關的醫生郵寄了活摘器官的真相資料，大面積的向移植界傳遞了真相。
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四十名學員協調在一起，排除各種干擾，六天從早到晚堅持在會場外面發傳單徵簽，成功的向兩千多個海內外的與會者傳遞了真相，共徵集了近四百個簽名，其中有一百多名是醫生。
這次的移植大會是在京都比較偏遠的一個大的國際會館召開，大阪往返京都需要三至四小時。因為人員少，所以大家一站就是六、七個小時，要求時間、金錢、體力的付出都很大。一個沒怎麼做過協調工作的大阪男同修主動承擔了這次的活動的現場負責工作，他幾乎每天四點起床，七點多就到現場做拉橫幅、擺展板、抬資料等工作。而且六天的大會有四天都在下大雨，有兩天還刮起了颱風。我們認識到邪惡想通過這種惡劣的天氣企圖讓我們放棄這次移植大會室外的講真相徵簽活動。我們一定不能被這種假相所帶動，救人的事決不能被干擾。
第一天我主要負責運送橫幅和看板，早晨七點當我開車一出家門的時候，住在我家對面的叔公公看見我一大早要出門，衝著我就喊了起來，當時我的火氣騰的就上來了，我二話沒說，看都不看他，開車就走了。在高速公路上，車子在瓢潑大雨中飛奔，玻璃的刮水板打到了最快一檔，前方的能見度都很低，大大的雨滴劈里啪啦的打在前車窗上，感到一種來自另外空間的干擾和壓力，惡劣的天氣，加上叔公公一通訓斥，感到心裏很難受，承受到了極限，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感到自己的心性在這次活動中沒有達到法對我的要求，由於忙於做事，忽視了多發正念。關鍵時刻也沒能守住心性。由於下大雨，下了高速公路後，京都的市內交通非常擁擠，我開始發正念，求師父加持，心想一定不能耽誤這些看板和橫幅的使用。九點一刻我終於到達了目地地。
因為我們提前向移植界大面積的傳遞了真相，第一天，我們找到大會的相關負責人講了真相後，他同意我們利用會館的領地，在與會者必經的長廊裏發資料徵簽。這個長廊的上面有天棚，這樣資料和人都淋不著了。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在大阪召開了全國藥劑師大會，大會邀請了一位台灣著名人士來演講。大會頭一天有近上萬人，與會者排著隊入場，當他們看到我們打出的活摘器官的橫幅時，紛紛索取傳單。那天發傳單和徵簽的同修都忙不過來了。上午很短時間就發了一千五百份真相傳單，兩天徵集了四百五十個簽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藥劑師和VIP。
最近我們又整理了八千份全國與臟器有關的內科醫生的資料，準備給這部份醫生通過郵寄資料的方式講真相徵簽。
3、街頭徵簽
為了配合徵簽活動，九月份還在京都和名古屋進行了反活摘器官迫害的遊行活動。
有很多地區的同修頂著烈日，堅持每天到街頭徵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現在日本一共有二萬五千多個的民眾簽名和近五百個主流社會，包括醫生、律師、政府官員等VIP的簽名。
因為在日本會日語、有時間做主流社會的學員少，有的老年同修憑著正念就到裁判所、政府機關大樓的外面發資料徵簽，讓主流社會的人士了解真相。
一次一個老年同修在裁判所外面徵簽，裁判所的門衛直接向她走來，因為不懂日語，還以為是不讓她在這裏做徵簽呢，結果門衛因為經常看到老年同修在這簽名，直接在簽名紙上簽了名。
還有的民眾看了真相資料後，不僅簽了自己名，連自己家孩子的名也都給簽上了。這樣的感人事例每天都有。
師父講：「可是舊勢力它把這一切都改變了，製造出這麼一場魔難來，而且是史無前例的邪惡。大家想一想，活摘人體器官，在前古羅馬對基督教徒最邪惡迫害的時候也沒有邪惡到這種程度，最兇惡也不過就是置人於死地。在這個星球上最大的邪惡，這是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對的這種邪惡，在這場迫害中所表現出來的邪惡。舊勢力覺的，你們都是這麼高層次來，你們都是要證那麼大的果位、成那麼大的王，給你們用小的魔難方式，用沒有那麼相等的邪惡的方式，能夠修上去嗎？它們都是這一套邏輯。」[2]
學了這段法，我的理解是舊勢力安排的「這個星球上最大的邪惡」在挑戰著人類的道德底線，而去傳這個真相，啟發人們的善念從而得救是大法弟子責無旁貸的責任。
在協調的過程中，我體悟到，保持良好的修煉狀態，堅持每天早起煉好功，學好法是做好協調工作的關鍵。作為這個項目的聯絡協調人，深感自己肩負的責任，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放下自我，修好自己，不僅自己要做好，更重要的是發揮大家整體的力量。只有互相配合協調好，才能展現出法的威力，才能把這麼大一件正法的事做好。
以上是我在講活摘真相過程的心得交流，不當之處，請慈悲指正。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2013年美西國際法會發言稿）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苦其心志 〉
[2]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三年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經文：《各地講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須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