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員毫不抵制警察的無理拘捕,乖乖被帶到警察局,填、簽甚麼表。師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中說:「從另一方面講,舊的勢力能幹了它們要幹的,弟子們哪,那還不是大家默認了它們所要幹的嗎?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寫你就寫,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抓你判你你就無可奈何地默認。」有人說,這和國內的環境不一樣。但本質上不都是向邪惡妥協嗎?有些出來後還抱怨說,法國警察真壞。這完全是把此事當成人對人的迫害了。師父說:「在講清真象中是以對迫害法輪功不滿那種常人心在做,還是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證實法、救度著眾生?」
不管法國警察是完全無理,還是有幾條所謂的「法律」,我們都不應該任隨他們拘捕和關押。我們講真相,做的是大善事,怎麼應該被拘捕到警察局呢?當然,我們也不採用任何過激的行為與言論。我們應該清醒的看到,法國警察這樣做,是對他們自己的未來不負責,而我們應該通過講真相幫助他們。
以下是我和幾個學員在巴黎遭遇警察的經歷,寫出來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
1月25日上午10點30分左右,我們幾個學員按原計劃從旅館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前參加活動。當快接近大使館時,幾個法國警察迎面走上來,阻止我們繼續往前走,一個警察指著一塊空地說,所有人都站這,並用步話機叫更多的警察來,說要送我們去警察局。一個學員充滿正氣地問為甚麼,警察說因為法國的法律。學員問:甚麼法律,哪條法律?一個警察一邊推這位學員一邊無理智地說:「我就是法律!我就是法律!」聽到這個警察的話,我驚訝的看了看周圍的其他警察,他們自知理虧,不敢正視我的目光。
我們已經聽說前一天幾個學員因為在街上發真相資料,被帶到警察局關了很長時間。我心想,我們不能再配合那些警察後面的邪惡,我們是大法弟子,不應該去警察局這種地方。這和江魔訪德時我們遭遇德國警察的無理拘捕的情況極為相似,要冷靜,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這時我的腦中閃過師父的話:「講真象是萬能的鑰匙。」於是我拿著幾張真相傳單開始跟我旁邊的警察講真相。我指著傳單上一張學員被燙傷的圖片,望著警察的眼睛,真誠地說:「看,中國正在發生這樣的迫害。」我又指著一張學員祥和的打坐照片說,我們只是想在使館前像這樣和平的請願。我看到他們原來嚴肅的表情緩和下來。
一個學員撥通聯繫人的電話,才知道,原來我們沒申請到使館前的活動許可。這時已經有十幾個警察趕過來了,他們形成一個人牆,平行推進,迫使我們後退,離開使館。學員意識到即便我們沒得到在使館前活動的許可,他們這樣做也是侵犯人權。
於是在場的學員幾乎都動起來,一個學員,指著一個國內學員遭受酷刑的圖片對一個警察說,你看,這是我(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朋友。那個警察看著圖片,臉上已沒了幾分鐘前的敵意,吃驚的問:「這是你朋友?」一個學員把傳單遞到一個過路的法國人手中,用只會幾句的英語說:「法國,沒有人權。」這是最直接的當場揭露和抑制警察後面的邪惡。一個法國人經過我身邊,他看著我們和那群警察,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給他一張傳單說,你們的警察不讓我們通過這條街。一個學員跟一警察理論,儘量不向後退,警察用力推他,這時旁邊的兩個學員用相機把這一幕拍下來,作為以後講真相的證據,還有一位學員拍下了警察驅趕我們的場面。
法國警察這樣對待大法弟子,這對他們的未來太不好了。想到這,我拿著真相資料,朝著最囂張的那個警察走過去。我指著圖片,平靜而有禮貌的對他說:「先生,你看,這些人正在中國被迫害。」我真正感受到,我們的善是邪惡最害怕的。他看著那個圖片,扭頭躲著我的目光,嘴裏嘟囔說:「也許我同意你說的,也許我不同意,但和這沒有關係。」
在場的很多學員都做到不配合邪惡。
最後,我們沒有被帶到警察局,只是到最近的地鐵站。
在入口處,我跟一個便衣警察講真相,他微笑著說,「法輪功,我知道,我都知道。」在地鐵站裏,又有一個學員和一警察講了好多。
最後我們乘上地鐵去我們新的活動地點。
另外提醒同修注意,我們活動期間應該注意自身修煉與發正念。在第二次遊行結束後,一個學員嘆言:「這麼多學員參加的大活動,活動前也沒集體發正念,晚上在鐵塔下組字後,活動還沒結束,也沒有繼續整點發正念,成了常人搞活動了。」也許此言有些片面,但說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許都是後來被邪惡干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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