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司馬光是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的編輯者。他為人忠孝節義、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實踐儒家思想的典範。

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自幼篤誠好學。他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傳》,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十五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二十歲時就中了進士,但他非常謙虛謹慎,從不驕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他博古通今,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擅長。

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天下為己任,為官後常上疏陳述治國的建議,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堅持原則,維護綱常,敢於薦賢斥佞,敢於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司馬光認識到治國平天下者必須熟讀歷史,說:「治國安邦,不可不讀史」。他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幾間屋子都是史書,浩如煙海的史籍,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讀了之後能了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班、劉恕、范祖禹等為助手,分別撰寫史書中的幾個部份,最後由他總成其書,由其子司馬康擔任校對。司馬光寫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據實直書,內容豐富,主題鮮明,編次有序,刪繁求精,「不漏不煩」;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練明暢,生動感人,韻味無窮。用了十九年時間完成了這部《資治通鑑》的修訂。

「資治通鑑」的意思是:「鑑於往事,資於治道」,全書記述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個年頭的歷史,共計二百九十四卷,約三百萬字。在豐富、紛繁的歷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特意詳述,以達到「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說:「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他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能賞善罰惡,人們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 這些見解,皆反映在《資治通鑑》一書中。全書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道德,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風」等多方面內容都包含於其中。

一、用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開篇內容大有深意。從「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晉而「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天子僅有的一點「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於是「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表達了對「天子自壞」禮的譴責。接下來就是「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在以智謀、武力互相爭雄過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甚麼樣的人算作人才?

司馬光對智伯敗亡的總結,側重在才德方面,這也是他關於人才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闡述了人品對於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品評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尤其重視政治倫理與政治道德的評判。闡述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重視自身修德,二是以寬仁和善為原則,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風。《資治通鑑外紀》中《五帝德》篇回顧傳說時代帝嚳、堯、舜、禹的成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 ,闡述聖王明君「崇德而廣業」、「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識。他多次著墨在歷史上的賢明政治時期,如對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有著詳盡的描述,宋神宗《資治通鑑序》對這部書作總體評價時,借孔子和荀子對聖王品德「吾無間焉」(《論語﹒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讚歎,以為書中記載漢文帝、漢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當此譽。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仁愛與正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倫理範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資治通鑑》中記述道:「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懷民以仁」,「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記述的孟子弘揚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司馬光評述道: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馬光強調的又一作為為君之道的道德準則,說:「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資治通鑑》中列舉了古來傑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業。如魏文侯一次與群臣正開懷暢飲,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裏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於是停止了酒宴,親自起身前往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故事說明魏文侯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後來四方賢士多歸之。也告訴人們: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講誠信。

善於納諫也是司馬光強調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徵以忠耿直諫著稱,唐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傳為千古佳話。魏徵長期擔任「諫議大夫」,先後上諫二百餘項,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鑑,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資治通鑑》中記載了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濬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魏徵認為「德」對於治國來說,是政治「根本」和「泉源」。這種見解,在中國古代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廣泛認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愛人」。司馬光論述的為臣之道特別勘定仁愛,強調官德和無私無我的品格,如「輔佐君王,大濟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風範。例如他採用的蘇武杖節牧羊、祖逖渡江擊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這些反映官員自覺重視自我道德約束的歷史故事,被看作一種個人修養的典範。以下舉幾個例子。

漢朝張安世任尚書令時,曾向朝廷舉薦過一個人,此人前來道謝,張安世非常生氣,認為:「為國家舉薦賢能,難道可以私相酬謝嗎!」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勞很大,卻沒有調升,自己去求張安世為他說話。張安世對他說道:「你的功勞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麼能自說長短處!」堅決不答應他。不久這位郎官果然升職了。

漢宣帝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子太傅,疏廣哥哥的兒子疏受為太子少傅,二人講究儀禮,謙恭謹慎,深為漢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隨同進見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侄二人一同擔任太子的師傅,滿朝廷把這看作是榮耀的事。他們在這樣的職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歲,就通曉《論語》、《孝經》等。疏廣對疏受說:「我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現已長成,我們不如離職,告老還鄉不好嗎?」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書請求辭官回鄉,皇上再三挽留不住,於是准許,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送黃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鄉人都來給他們餞行,人們都說:「賢哉二大夫!」疏廣回到家鄉以後,把皇上的贈金與鄉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問他不打算給孩子們留遺產嗎?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但是原本有舊田宅,讓子孫在這些田宅裏辛勤勞作,足夠供應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而出現盈餘,只不過是讓子孫怠惰罷了。賢明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因此我很樂意跟鄉親們共同分享這些恩賜啊!」

唐朝翰林學士李絳在朝廷勇於犯顏直諫,他曾說:「身居國家重要職位,只圖惜身不敢直諫,是臣辜負於君王。若臣子為國為民不看聖上臉色說話,敢於做出不順從聖上的事,而被治罪,是聖上負於臣子。」唐憲宗聽到此話後感動地說:「李絳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絳曾經從容不迫地規勸皇帝不要聚斂錢財,他出任戶部侍郎時,唐憲宗問:「依照慣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李絳回答說:「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唐憲宗為此嘉許李絳的耿直。

四、教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讚頌舜「聖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稱讚東漢光武帝能夠「敦尚經書」、「修明禮樂」,漢明帝、漢章帝亦能重視講經論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禮樂教化的道德標準,成為司馬光評價人物、分析社會、劃分階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資治通鑑》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是維繫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重要保證,「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書中論朝代之興盛,歸因於禮樂教化的興隆,如關於漢、唐兩代治世的論述;論朝代之衰亡,歸因於名分綱常的淪喪,如關於戰國、五代兩個亂世的論述。

強調安民、養民。司馬光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以禮治世,君王素質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怒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資治通鑑》中記載了大量民怨亡國、民喜朝興的史事。強調治世要安民、養民 、愛民、教民,不可勞民,使民生怨。

《資治通鑑》的史論(即「臣光曰」),據統計有二百一十八則,是儒家文化仁政禮治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倫理道德思想的充份展示,既多標示「進德修業」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範,也詳盡記錄種種因「失德」以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以警示後人。書中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詳,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司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憂國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愛戴。他晚年時,有人向他請教成功的經驗,他評價自己說:「我沒有甚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問心無愧,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