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庭辯論的一些思考與探討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明慧網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報導《審判長、公訴人徇私枉法　誣判善良婦女顧金萍一年》，這個報導中關於庭審的一些內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報導中寫道，「公訴人張磊宣讀起訴書時，顧金萍要求證人出庭，公訴人張磊竟像個法盲一般地說：「證人不用出庭，你事後再去找他們好了。」還責怪顧金萍太麻煩，本來一會兒就可以結束了」。「顧金萍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向公訴人和法官提出兩個問題：「1、請拿出法輪功是×教的法律依據（註﹕中共是真正的邪教）；2、請說出我到底破壞了哪一條法律的實施。」她的話音一落，現場頓時一片寂靜，公訴人和法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二月十三日第二次開庭前，顧金萍拿出自己的辯護詞，給審判長張素琴等人看，他們一個也不肯看，還說他們就是不讓你辯」。

《刑事訴訟法》一百九十八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可以互相辯論。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後，被告人有最後陳述的權利」。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在高喊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公檢法人員在迫害法輪功學員時，具體辦案人員也不敢像過去那樣太過於公開違法操作，表面上得按法律程序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運用法律來反迫害就成為可能。依據法律作出強有力的辯護，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邪惡的迫害。

法庭辯論是庭審過程的重要程序，是就起訴書的指控、證據進行提問、質證的環節。因此法庭辯論是運用法律反迫害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與邪惡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的時刻，運用好這一機會，對於破除法院的非法判決十分重要。針對起訴書提供的證據和指控，可以向公訴人提問，駁斥公訴人對我們的誣告、陷害，對於阻止迫害十分重要。因此我們應提前準備好提問的提綱和要點，做到胸有成竹，以應對法庭辯論時錯綜複雜的場面，以提高提問的效果。

由於法輪功學員確實沒有違法，而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地地道道的違法行為，法庭辯論會使公訴人十分尷尬。法庭為了不讓法輪功學員和律師的質證內容保留在案卷中，因此大都不記錄這部份內容。

鑑於這種情況，我們在提問時，應隨時提醒書記員，要求書記員如實記錄提問內容，並附卷，以有據可查。只有記錄下這些真實的辯論內容，對判決才會發揮作用，因為判決必須根據案卷材料做出。從許多報導中我們看到，有許多律師、家屬辯護人在法庭辯護、法庭辯論中，精彩的辯護得到法官的認同甚至讚賞，但書記員可能沒有記錄這些內容，因此所謂的「判決」仍按照公訴人的構陷進行。

對涉案證據進行質證，是法庭辯論的主要內容。在一些案例中，律師對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一予以駁斥，而公訴人無言以對時，就已證明這些證據為無效證據。但由於這種質證結果沒有記錄在案，因此不影響法官在判決書中說「證據經過法庭質證」。為了避免這種現象，我們在庭審時，對一些證明我們無罪的關鍵內容，一定要及時提醒書記員要如實記錄下來。

下面我們對這篇報導中的相關內容做些探討。

「公訴人張磊宣讀起訴書時，顧金萍要求證人出庭，公訴人張磊竟像個法盲一般地說：「證人不用出庭，你事後再去找他們好了。」還責怪顧金萍太麻煩，本來一會兒就可以結束了」。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可以提醒書記員，要求他如實記錄下這些內容。並讓書記員記下，因證人不出庭，因此這個證據為無效證據。

「顧金萍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向公訴人和法官提出兩個問題：「1、請拿出法輪功是×教的法律依據（註﹕中共是真正的邪教）；2、請說出我到底破壞了哪一條法律的實施。」她的話音一落，現場頓時一片寂靜，公訴人和法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時我們要提醒書記員記錄，公訴人拿不出「法輪功是×教的法律依據」，也回答不出「我到底破壞了哪一條法律的實施」。因此公訴人對我的指控不能成立，是對我的誣告。

「二月十三日第二次開庭前，顧金萍拿出自己的辯護詞，給審判長張素琴等人看，他們一個也不肯看，還說他們就是不讓你辯」。

這時要要求書記員記下，審判長不讓我進行辯護，也不看我的辯護詞。

只有記錄下這些內容，才會對判決產生影響（至少使法官不敢肆意判決），才能達到運用法律反迫害的目地。為了利用好法庭辯論，我們應在開庭前，根據起訴書的內容，擬好提問的要點，以提高提問的質量和效果。

下面是一份法庭辯論的提問要點，供同修參考。

對起訴書的幾點質疑：

1、請問公訴人，起訴書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三百條第一款，「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請問你認定邪教的法律依據，是哪條法律說法輪功是×教的？

如果公訴人說，兩高在各自下發的內部通知中說法輪功是×教。這時我們這樣說：我提醒公訴人一下，我問你的是，你認定邪教的「法律依據」是甚麼？「兩高各自下發的內部通知」不是法律，它也無權做這樣的認定，兩高通知的這種說法是違法的，是在污衊陷害。因此不能成為判案的依據。

如果公訴人不回答，我們就要求書記員記下這段內容，說請書記員記錄一下：「我讓公訴人拿出他認定邪教的法律依據，公訴人拿不出法律依據，公訴人在沉默，我們再次請公訴人回答問題，公訴人仍然無言以對，繼續沉默。公訴人拿不出法律依據，這表明公訴人這是在蓄意污衊法輪功，這是在編造謊言進行誣告。

2、起訴書中指控我破壞法律實施，請問公訴人我破壞了哪條法律的實施？法律是明確的、具體的，請公訴人明確的、具體的說明我的行為使哪一條法律不能實施了。

如公訴人不回答，我們就提醒書記員記下這句話，公訴人說不出我破壞了哪條法律的實施，表明公訴人對我的指控沒有事實依據，這是對我的蓄意陷害。

3、請問公訴人，你在起訴書中列舉的所謂犯罪事實，請問哪條法律認定這些事情違法了。「法無明文不為罪」，這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到目前為止，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沒有一條法律說修煉法輪功違法，也沒有一條法律說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反迫害的行為違法。根據「法無明文不為罪」的原則，我們講真相，我們擁有和傳播法輪功真相資料，我們反迫害完全是合法的，這不是犯罪證據。公訴人把我們的合法行為污衊為犯罪證據，這是在誣告，你這才是真正在犯罪。

4、請問公訴人，××市公安局國保支隊作為偵查機關，它為自己據以立案的證據出具「認定意見」，你不覺的這很搞笑嗎，你不覺的這十分荒唐嗎。××市公安局國保支隊不是鑑定機構，不具有鑑定資質，它出具的「認定意見」不具有合法性，屬於無效證據，不能成為判案的依據（如起訴書中沒有「認定意見」，就刪去此條）。

5、起訴書中說：「×××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三百條，依據兩高司法解釋第X條第X項的規定，依法……云云」。這種表述是荒唐的，這已不是在偷換概念，而是明目張膽的更換概念了。在此我想問問公訴人，我的行為到底是觸犯了刑法三百條？還是觸犯了兩高司法解釋？

如果是指控我的行為觸犯了刑法三百條，那就應該依據刑法三百條的有關規定，來指證我的行為是如何觸犯這些規定的。而起訴書中並沒有一句話說明我的行為是怎麼觸犯刑法三百條的，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是怎麼觸犯刑法三百條的。這表明我的行為並沒有觸犯刑法三百條，公訴人對我的指控不能成立，這是對我的蓄意陷害，這是在誣告，這是在枉法強加罪名。公訴人的行為已涉嫌構成「誣告陷害罪」、「濫用職權罪」、「徇私枉法罪」。我們希望公訴人立即中止這種犯罪行為，撤回起訴，否則，我們將保留進行控告的權利。

6、請問公訴人，兩高是立法機構嗎？有立法權嗎？既然兩高沒有立法權，它有甚麼資格規定甚麼行為是屬於違法犯罪，甚麼行為需要施以刑罰。兩高對刑法三百條所做的司法解釋，因違反《憲法》、《立法法》有關立法權的規定而無效，不能作為判案依據。

兩高在司法解釋中所列舉的多少條多少項的行為表現，這並不是刑法三百條規定的，而是兩高自己規定的，因此與刑法三百條毫無關係。兩高這種完全脫離《刑法》第三百條文本範圍而做的所謂司法解釋，這是以司法解釋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釋之實，明顯越權，因此是違法的、無效的，不能作為判案依據。

以上六個基本問題具有普遍性，同修可以根據起訴書中的指控內容提出更多的質疑，反駁公訴人的誣告、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