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非法勞教、酷刑折磨 瀋陽工程師控告元凶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遼寧省瀋陽市工程師胡林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兩次被中共人員綁架、關押，一次非法勞教，期間飽受毒打、電擊、捆綁、剝奪睡眠等折磨。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當時四十三歲的胡林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胡林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一、在派出所遭毒打、刑訊逼供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我發真相資料，被綁架到瀋陽市皇姑區淮河派出所。當時已是半夜，一個警察就喝令我蹲著，我不蹲，他使勁把我摔在地上，後背著地，開始用電棍電我，當時我戴著背銬，手銬深深的紮到了肉裏。後來對我進行審訊，直到後半夜。然後把我雙手銬在暖氣管子上，派兩個協勤人員看著我，不讓我睡覺，閉眼睛也不行，就這樣我一直睜著眼睛坐到天亮。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第二天白天，幾個警察繼續對我進行非法審訊。把我一隻手銬在凳子上，又不讓我坐在凳子上，身子又站不直，我只能歪著身子站著，用這種方式折磨我。旁邊放著電棍，多次電我。夜裏，為逼我說出其他人，又對我刑訊逼供。兩名警察夥同兩名協勤人員強行把我綁在椅子上，其中一個警察（據說是副所長，身高一米八以上，滿臉橫肉，膀大腰圓）掄圓了膀子打了我十多個嘴巴子，我感覺腦袋嗡嗡的，臉被打得腫起來很高。緊接著，又用拳頭猛擊我胸口，連續打了十幾拳，他的手被震的很疼，打完後不停的甩手。又用電棍長時間電我全身，哪敏感就往哪電，膝蓋、手指尖、腳趾尖，甚至生殖器都電到了。他們還把大蒜搗碎了抹在我的眼睛上，故意用香煙熏我。最後，他們用盡了種種邪惡手段，一看我甚麼也沒說，只得罷手，又派兩個協勤人員看著我，不讓我睡覺，他們自己則灰溜溜的走了。

第三天白天，又把我一隻手銬在凳子上，繼續對我審訊、電擊、折磨。到了下午，組織了所謂的「材料」，把我送到了瀋陽市皇姑區看守所。

在派出所兩天兩夜的時間裏，我沒睡一點覺，沒吃任何東西，渾身上下到處是電擊後留下的黑點，臉被打得腫得很高，手也被手銬勒得腫起來，像饅頭一樣，有個警察還假惺惺的告訴我手舉起來能消腫，我沒聽他的，他就用電棍電我。

二、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在瀋陽市皇姑區看守所，因我拒絕在警察面前蹲著和不背監規，我所在監室姓陳的獄警氣急敗壞地給我戴上一種稱為 「約束帶」的刑具， 由很粗很硬的牛皮製成，像腰帶一樣繫在腰上，多出兩個環套在手腕上，用螺栓擰緊固定，雙手基本動不了，小臂只能平端著，像捧著東西一樣，俗稱「手捧」。由於手動不了，沒法洗漱和大便；吃飯時頭和手同時使勁才能把食物勉強送到嘴邊；睡覺時只能平躺著，雙手舉著，沒法翻身。我連續戴了15天，全天二十四小時戴著，吃飯、睡覺、上廁所也不鬆開。由於手動不了，沒法洗漱和大便，我15天沒洗漱、沒大便。

到了第十五天，陳獄警把「約束帶」給我打開了，我才得以大便、洗漱。誰知幾個小時後又給我戴上了，這回又多了一副十八斤重的腳鐐，又連續戴了15天。走路時腳鐐上得拴條毛巾用手提著，雙腳在地上蹭，才能勉強行走。睡覺時雙手舉著，由於腳鐐太沉，腳也動不了，沒法翻身，基本上只能一動不動的平躺著。

幾個月後，我遭非法勞教兩年，被劫持到瀋陽張士教養院。

三、在瀋陽張士教養院和洗腦班遭受多種酷刑折磨

張士教養院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由程殿坤（張士教養院政委）全面負責，宋百順（張士五大隊教導員）、史鳳友（張士洗腦班的主要負責人）是主要執行人和打手。對不放棄信仰的每位法輪功學員採取種種酷刑長時間折磨，邪惡手段令人髮指，真可謂人間地獄。

我因不放棄信仰，遭受過多種酷刑，主要如下：

毒打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送到在瀋陽市鐵西區精神病院辦的洗腦班。我因絕食抵制迫害，史鳳友狠狠地打了我幾個耳光，打得我嘴角流血。又讓人將我按到床上，用疊在一起的床板猛擊我臀部，床板折斷，臀部被打成紫黑色。

中共酷刑示意圖：毆打

還有一次，因我拒絕蹲著，十來個人將我強行按到地上，多人像瘋了一樣用腳猛踢我的大腿跟部，成紫黑色。

捆綁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瀋陽市鐵西區精神病院洗腦班，十來個人一起動手，把我按到地上，雙腿伸直，將我後背向下壓，幾乎與腿挨在一起，然後用床單把我的上身與腿牢牢綁在一起，一動也不能動。這樣綁了大概幾個小時，當時痛苦程度無法想像，真是生不如死。

中共勞教所酷刑演示:捆綁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張士教養院小樓，法輪功學員鄭守君（現已被迫害致死）也遭過此酷刑折磨，被捆綁了三、四個小時，以致之後三個半月無法正常行走，腳和腿錯位，變得腳心朝上、腳踝骨著地。「走路」時，必須有人攙扶才勉強能動。

長時間罰蹲、罰站

這是張士洗腦班經常採用的邪惡手段之一，我多次遭此酷刑折磨。強迫我長時間蹲著，有時連續蹲一宿，甚至更長時間。吃飯時也不讓起來，蹲著吃。隨著時間的延長，每一分鐘都疼痛難忍。在忍著身體疼痛的同時，還必須接受強制洗腦。

有時強迫我長時間站著或頭頂牆站著，一站一宿，有時困的迷糊過去了，差點摔倒。

電棍電擊

二零零二年九月，因我拒絕按手印，在張士教養院四大隊生產車間，警察史鳳友夥同另一名警察，當著全大隊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將我用繩子綁住按倒，用電棍電擊我的頭部及其它部位。與我同在一個大隊的法輪功學員劉憲勇勸其停止行惡，史鳳友上前將劉憲勇踹倒，命令普教將他綁上，對他進行長時間電擊。

野蠻灌食

酷刑示意圖：摧殘性灌食

為抗議對我長期酷刑折磨和強制洗腦，我絕食抵制迫害。在五大隊，我連續絕食二十天，每天對我進行兩次野蠻灌食。警察指使犯人將我強行按住，將管子從鼻孔插入胃中，有幾次可能插到氣管裏了，我感到喘不上氣，險些窒息而死。後來將我轉到一大隊，灌食方式更加野蠻。十來個犯人把我強行按在地上，用鋼匙、筷子把嘴撬開，大雪碧瓶子剪去一半插進嘴裏，在玉米糊中放了大量食鹽，連續往裏灌，我險些窒息死亡。法輪功學員陳松、劉憲勇都曾被野蠻灌食。

剝奪睡眠

在張士教養院和洗腦班，對於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每天只能睡二、三個小時的覺，天天如此，甚至不讓睡覺。我曾連續多日每天半夜兩、三點鐘才讓睡覺，早上五點鐘就得起來。

二零零二年十月左右，在張士小樓，在史鳳友的授意下，連續十五天不讓我睡覺，並同時進行強制洗腦，我一直坐著，幾乎一眼未合。法輪功學員杜江和李滿心也都曾連續多日不讓睡覺。

多人圍攻、強制洗腦

這是張士教養院最常用的邪惡手段，持續數日，天天如此，只要不轉化就不停，同時伴有罰蹲、剝奪睡眠、捆綁、毒打等，對人的精神、肉體造成極大痛苦和巨大傷害。

我也曾長期遭此手段折磨，幾個人一組三班倒，長期、連續做我的所謂「轉化」工作，強迫我與他們進行所謂「交流」，保持沉默也不行。如不轉化或不配合，就長時間罰蹲、剝奪睡眠或採取其它迫害手段。

遭奴工勞役

二零零二年，我和其他幾名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被送到張士教養院四大隊，強迫我們和犯人一起進行奴工生產，分配和犯人一樣的任務，白天幹不完帶回監舍，晚上繼續幹，有時幹到深夜。這裏生存環境、衛生條件極其惡劣，每天吃著最差的飯菜、從事著長時間、高強度、超負荷的奴工勞役。四大隊主要生產一種出口的髮梳和包裝盒（稱為插皮子和糊盒）。髮梳頭由橡膠做的，糊盒用的膠水是一種化學製品，發出嗆人的氣味，這些對人體都有害。

我主要是糊盒，有時也插筷子，就是將方便筷套上紙袋或塑料袋，上面印有「已消毒」的字樣，其實根本就沒消毒，而且很不衛生。

由於我長期受迫害，加之衛生條件極差，二零零二年冬天我身上長滿疥瘡，不斷的往出淌膿血，無法穿棉衣棉褲，只得穿一條單褲、披一件大衣，光腳穿著拖鞋。即使這樣，四大隊教導員馮樹林、大隊長梁某還強迫我出工。宿舍和生產車間不在一個地方，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外面集合，北方冬天，寒冷程度可想而知。

四、再次被綁架、抄家、打傷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晚六時左右，在瀋陽市國保大隊的指使下，新民市公安局西北街派出所、新民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瀋陽市皇姑區警察，強行闖入我在瀋陽的出租房中，將我和當時正在我家作客的法輪功學員潘友發打傷。並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和搜查證的情況下，強行抄家，共抄走現金近萬元，銀行卡、存摺多個，台式電腦一台、筆記本電腦兩台，以及大法書箱等大量私人財產和物品，用卡車裝了一車。

綁架過程中，瀋陽市皇姑區怒江派出所警察王德剛（怒江派出所現已解體，歸到塔灣派出所）將我撲倒在地，壓在身上。一名警察用掌猛擊我的頭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滿臉是血。非法抓捕潘友發時，瀋陽市國保支隊警察陳福洋用刀將潘友發的手臂劃傷，並用右拳猛擊他的軟肋，然後抓住潘友發的頭髮就往牆上狠狠地撞。警察欲製造案情立功，反誣陷潘友發持刀傷人，將刀拋擲樓下。

綁架我們下樓過程中，我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並拒絕上車。一名警察用掌猛擊我的頭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右眼嚴重充血，滿臉是血，鼻腔、口腔中也是血。然後，強行將我抬上車，並用膠帶將我和潘友發的頭部、胸部和腿部固定，戴上頭套，開車送往新民。整個行程兩個多小時，我們全身無法動一下，又戴著背銬，痛苦至極。

中共酷刑示意圖：背銬

到新民後，警察又連夜對我和潘友發進行非法審訊，直到凌晨三點結束。在我強烈要求下，才給我鬆開背銬，戴背銬時間長達九小時，手銬已深深勒進肉裏，雙手腫脹，雙手手腕兩側血肉模糊，傷口多日無法癒合。

第二天將我和潘友發送往新民市看守所非法關押。在我的強烈要求下，對我身上的傷進行了拍照、存檔。在看守所我絕食抵制迫害，因擔心我出現生命危險，才將我放回。現在我被迫流離失所，並且單位停發我的工資和一切待遇。

被告人江澤民親自操控並實施的這場迫害給我及我的家人精神上、身體上、經濟上都造成了無法形容的巨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