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勞教折磨 重慶市徐明金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明慧網通訊員重慶報導）徐明金，女，今年六十八歲，退休工人，家住重慶市沙坪壩陳家橋鎮。修煉法輪大法後，她明白了得按照《轉法輪》書上的要求做個好人、一個更好的人，一身的重病痊癒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徐明金為了還民眾知情權，講清大法真相，被非法勞教一年，受盡了凌辱與折磨。二零一一年，被歌樂山千竹溝洗腦班迫害一個月。多年來，徐明金被監視、跟蹤，丈夫在驚嚇與擔心中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徐明金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狀》，起訴這場迫害元凶江澤民。

下面是徐明金在《刑事控告狀》中講述的修煉和遭迫害的事實。

煉法輪功 祛病健身有奇效

修煉法輪功以前，我患有嚴重的疾病，查不到病因，天氣稍有變化，就不敢摸冷水，一接觸到冷水，涼氣從手到背心使人感到難受，夏天也不敢喝涼水，一喝馬上就說不出話來，頸椎、腰椎骨質增生、胃炎、肝炎、經常頭痛、眼、耳、鼻、喉都患有疾病。

由於從小體弱多病，飽嘗了疾病帶來的痛苦，二十多歲時，就開始尋求祛病健身的方法。人所知道的體育鍛煉我嘗試過，許多氣功鍛煉我也嘗試過，近三十年的尋找追求，不但無效，身體越來越差，補藥、其它藥都吃得不少。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想到了死，就在我想自殺的時候，求生的慾望又使我帶著再試一試的想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開始修煉法輪功，一煉法輪功就感覺有奇效，藥也沒有吃，一身病痛不翼而飛，眼睛也明亮了，吃飯睡覺也香了，我驚喜若狂，我有救了。我不明白法理，只憑感覺煉，法輪功能治病，還停留在祛病健身的歡喜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一意孤行，編造謠言，炮製「天安門自焚」偽案，把瘋子殺人等栽贓到法輪功上，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盜用國家及法律的名義，對法輪功信仰者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使我陷入迷茫，精神和肉體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不敢煉功，不敢學法，舊病復發，絕望中，又使我從新拿起《轉法輪》來學、煉功。漸漸明白了法理，身體又恢復了健康。明白了要想身體健康，消除疾病折磨，必須得按照《轉法輪》書上的要求去做個好人，一個更好的人，祛病健身才有奇效。

按「真、善、忍」標準做個好人，一個更好更好的人

法輪大法是佛法，是高德大法。要求煉功人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一個好人，一個更好更好的人，重德行善，處處事事都要為別人著想。修煉法輪功對己、對家、對國家都是有益的，能使人的身體健康，能使人道德品質提升，能使社會精神文明變好。

我原來身體不好，脾氣就非常暴躁，稍有不順心就跟丈夫大吵大鬧，搞得丈夫精神緊張，家庭關係越來越惡化。明白法理後，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脾氣改好了，處處關心他，為他著想，家庭關係也好了，做事為別人著想，鄰居關係也更好了。

學大法前，我是一個愛佔小便宜的人，廠裏的小東西我認為家庭能用的都往家拿，學功後，不但不拿了，還把以前拿家裏的東西能送回廠的就送回廠了。過去買東西時東挑西選，不管把別人的東西損壞沒有，現在買東西儘量順其自然也不東挑西選了，也不為別人稱不足而爭吵了。

記得以前買雞，別人少收五元錢，自己很高興，還給別人講我今天買了便宜貨等等，想起原來不道德的行為都感到羞愧。現在我不但不佔別人的便宜，別人多補了錢，我馬上退還人家。乘車再也不會和人家去擠，和別人發生誤解，一笑了恩怨，看到別人有困難盡力幫助。與在家、在外面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說我是個善良的好人。

我煉法輪功十六年以來，就沒有吃過一顆藥，沒有用過一分藥錢，我的醫療保險費用全部節約給國家了。我丈夫去世時，醫療卡上還有二千多元（因我丈夫到廣州家帶孫子，醫療卡的藥費幾年都未用）親戚朋友叫我把卡拿去買東西，我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不能這樣做，就把丈夫的醫療卡毀了。因為我們煉功人要按照真、善、忍標準做個好人，遇事為別人著想，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

還民眾知情權講清大法真相 被非法勞教一年

法輪功是正法修煉，得正覺。根本不關心政治，更不要甚麼政權，「四二五」大上訪是正義之舉，法輪功學員只是到北京上訪局反映情況，要求釋放在天津無辜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和要求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要求《轉法輪》書能正常發行。因為修煉法輪功是人的基本權利，是信仰，是得到憲法保護的（憲法第三十六條）。江澤民利用電視、廣播、報紙、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說法輪功圍攻中南海，想奪權，毒害了眾多民眾，造成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為了消除仇恨，讓民眾了解真相，喚醒民眾的正義和良知，不要被謊言毒害而毀了自己。

二零零九年五月，在北碚講大法真相，被北碚六一零閔軍、段偉等人非法勞教一年。勞教期間，受盡了凌辱與折磨。在他們的「春雷計劃」實施的三個月中，每天半夜三點鐘睡覺，早上六點鐘起床。為了逼我「轉化」，每天早上八點鐘到晚上六點鐘被關入小黑屋裏，只准軍蹲，不准站、不准坐，軍蹲姿勢不對，就被包夾用腳踢，實在蹲不起了，倒在地上起不來，馬上包夾又用腳踢，罵罵咧咧的說：你不「轉化」活該受罪，那三個月，蹲得我全身發腫，雙腳原來只穿三十七碼的軍鞋要穿四十二碼，還覺得鞋小了。晚上六點鐘，回監房吃飯後，又軍蹲，一直蹲到睡覺，天天如此。

當全身浮腫，被包夾發現後，又逼到監獄醫院去看病，不去看，幾個包夾就圍著辱罵，動手腳，到監獄醫院拿回藥後，不吃就硬灌，吃藥時，只給一小口水喝。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兩個包夾（吸毒犯）在身邊守著，晚上睡覺腳稍一彎曲，就把你打醒，說睡覺只能把腳伸直。

夏天，勞教所把法輪功學員弄到太陽壩去曝曬，坐軍姿、站軍姿，稍不如意就拳打腳踢，冬天把法輪功學員弄到風口去吹。夏天洗澡、漱口、洗衣服只有一洗臉盆水，整個牢房臭氣熏人。不如警察或包夾的意就飛盆（不准洗漱）、飛碗（不准吃飯）、飛板凳（不准坐）、飛床（不准睡）。

由於不「轉化」，獄警就會利用各種惡語辱罵你，暗示包夾加緊迫害或不准上廁所，或一上廁所剛蹲下就叫你起來（叫夾斷）。

由於不「轉化」，取消家人接見機會，丈夫為了見到我，在酷暑四十多度的高溫下，奔走於勞教局與監獄之間多次，才獲得見到我的機會，由於我被迫害，就使丈夫精神和身體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與驚嚇，血壓升高，患上心臟病。

由於我被非法勞教，兒子不敢堂堂正正的舉行婚禮，妹妹和姐姐見到我被曬得像黑人一樣，身體又瘦弱得很。弟弟和弟媳來幾次勞教所，都未見到我。家人、弟妹接見我時，勞教所還給他們提出條件，逼我「轉化」，並威脅他們，如不按他們的要求說，就取消接見，給我們全家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壓力和傷害，使他們不能正常的生活。

在勞教期間還經常強迫我們勞動，如包糖等。勞教期間，單位受邪黨指使還扣發了我一年的退休金

在千竹溝洗腦班被迫害一個月

二零一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打著「法制教育」的幌子，私設黑監獄、洗腦班來迫害法輪功學員，並給各單位下了指標。七月份，陳家橋鎮綜治辦主任范均，派出所片警熊源，居委會主任蘆偉，廠保衛科科長王斌，工會主席劉平等多人在我買菜回家的路上，綁架了我，並把我送到歌樂山千竹溝洗腦班迫害了一個月。

在洗腦班時，每天兩個包夾守在我身邊，二十四小時監控，不准出監房門，逼著我看、聽誣蔑法輪功和師父的謊言電視、文章等。

還把我兒子從廣州叫回來，給他灌輸誣蔑我師父的謊言，並對他們進行威脅，把兒子和丈夫都叫到洗腦班來住著，給他們施加壓力和威脅，不「轉化」就判刑。由於兒子承受不住壓力，被謊言欺騙受到了毒害，丈夫在恐嚇中心臟病又復發。黑監獄不僅迫害法輪功學員，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子女。

在洗腦班期間，那裏的人員還在飯裏放了不明藥物，吃飯後，就感到難受，血壓時高時低，使我每天晚上都做噩夢，大汗淋漓，血壓升高，精神每天處於驚恐之中，在一個月的苦熬中，因為頭腦不清醒而幹了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回家清醒後痛哭不已，生不如死，因此我出家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回家。給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和不解。

被跟蹤監視、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到一法輪功學員家去，又被綁架到中梁山玉清寺派出所關押了一天二夜，被誣判監視居住一年。每天派出所協勤監視、跟蹤、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中梁山派出所又找開鎖王打開我家門，非法抄家，搶走我家一台家庭小型做面機。

在監視居住一年間，又經常打電話騷擾我丈夫和兒子，我的手機長期被監控，連丈夫、兒子的手機也被監控，丈夫在長期精神壓力和擔驚受怕中，心臟病、高血壓越來越嚴重，在驚嚇與擔心中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