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遭綁架 被強行墮胎 寧夏郭文燕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明慧通訊員報導）「我被強拉到醫院打胎。孩子剛生下來還哭呢，是個女孩。我婆婆說：還活著呢，我們抱回去。醫生聽了就使勁掐孩子的脖子，一會孩子就沒有聲音了……」這是寧夏銀川市法輪功學員郭文燕女士悲慘經歷。

現年38歲的郭文燕女士於2015年8月16日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及家人遭受嚴重迫害。郭文燕要求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澤民的刑事罪責，立即停止這場長達十六年的迫害。

以下是郭文燕女士敘述自己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卻遭到江澤民集團血腥迫害：

「我就想當一個好人」

一九九六年，我在寧夏銀川火車站花園賓館客房部上班。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天，我在銀川火車站廣場小花園裏，看見一群人在打坐，便好奇的走過去。這時一位男士走過來給我介紹說：「我們煉的這個功叫法輪功，這個功法非常好，不僅能祛病健身，而且能使人道德提升，做一個好人中的好人。」我一聽高興的說：「我就想當一個好人！」就這樣我得法了。從此，我每天早上跟著大家一起煉功，晚上學法。

開始煉功沒多久，以前滿臉的青春痘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有一天同事劉姐見到我就問：「咦？你臉上的痘痘怎麼都不見了？皮膚怎麼變得這麼白，這麼好呀？吃了甚麼靈丹妙藥了？」我高興的告訴她說：「我煉法輪功了，還不到一個月呢，都是煉功煉好的，還不光痘痘不見了，連多年頑固的扁平疣也不見了，還有身上褐色斑點也都一掃而光了。」她高興的說：「既然這麼好，你就好好煉。」

因為師父教我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一個好人中的好人。所以，在道德上我也努力提高自己。我在賓館客房部上班，沒得法前，經常下班後把一次性牙刷往包裏塞一把（有十幾個），同事們也都往家裏拿，還說公家的東西不拿白不拿，就這樣經常往家裏拿。學大法後，我就把以前拿回家的拿回賓館了。

我們每天接待來來往往的顧客很多，有的顧客走時，匆忙間把手錶、錢包、手機、玉石項鏈等等東西都落在賓館的房間裏了，我去檢查房間發現後，及時給工作人員打電話，主動把東西送到前台交給顧客。有時顧客為了趕火車已經走了，就上交給領導。

在我得法的前一個月，也就是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在打掃女浴室存放衣服的櫃子底下時掃出來一個金戒指，一個銀戒指和一個金耳環，就悄悄拿回家，交給了父母。學了法輪功後知道了師父講的「失與得」的法理後，我就把金戒指、銀戒指和金耳環全都從家裏拿到單位交給了當時主管我們的經理。工作中，我早出晚歸，盡職盡責，一九九九年年底，單位同事們一致推選我和另一位同事王姐為本年度的優秀員工並受到嘉獎。

六次遭綁架　多次被開除工作

在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十六年裏，我多次被非法抄家，六次被綁架、關押，遭受搧耳光、芥末油抹眼睛、鼻子、踢等酷刑，遭受精神折磨，多次被開除工作，身心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折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當晚我去了學法點，在學法點和其他五個同修一起交流。突然一陣敲門聲，我們打開門一看是銀川市西花園派出所的警察，他們身上還帶著酒氣。他們把屋子搜了一遍，把我們六人帶上警車，拉到派出所。有個警察審問我，我對這個警察說：我學法輪功後思想變好了，愛幫助別人了，法輪功讓我們做好人。這個警察讓我走了，但我的身上當時背著一包的大法書和煉功帶被他們抄走了。

九九年七二零之後，經理找我談話說：「國家不讓煉了，你寫個保證吧。」我當時一聽便哭了，邊哭邊說：「我學了法輪功，變成了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樂於助人，和同事們和睦相處，把以前拿回家的牙刷全都送回單位，把我沒有學法輪功之前打掃浴室撿到的金戒指、銀戒指和一個金耳環也都從家裏拿回來上交，難道這樣的好功法錯了嗎？難道做一個好人都錯了嗎？」我看見經理的眼眶裏滿是淚花，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從此，我在單位看書學法都是公開的，我把所有的活幹完後，就開始看書學法，有時經理來巡視樓層，看見我在看書，甚麼也不說，就走了。即使在邪惡瘋狂的迫害大法時，我的環境也是寬鬆的。當警察來單位找我時，前台的同事告訴他們我不上班，其實我就在班上，她們是在悄悄保護我呢。直到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上訪，回來後被單位開除。

抱著善良的願望，我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北京，想找有關部門說句真話。我住在北京的一個旅館裏被北京一個派出所的警察綁架到當地的一個派出所（名字忘記了），這裏被非法抓進來的大法弟子有近三十人。警察將這些人分別關在不同的房子，一一審問，誰不回答他們就打。有倆警察開始審問我了，我不說話，其中一個小警察竟然用香煙蘸上芥末油往我的眼睛、鼻子裏洒。我一點也不害怕，芥末油在我的眼睛、鼻子裏就一點也不嗆不辣。他一看不管用，也不洒了。這個流氓警察還想把我帶出去侮辱，我義正詞嚴的告訴他：我幹甚麼違法的事了？我就來說句真話，法輪功是好的。你頭戴國徽，人民警察為人民，你想幹甚麼！他嚇的走了，再也沒進來。後來我們被送到寧夏駐京辦。他們通知了寧夏公安部門，由寧夏銀川市的警察把我們抓回來送到新城公安分局，又被送到銀川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才回到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銀川市新城公安分局警察闖到我當時的單位銀川供電局電力設備廠，把我綁架到分局，又去我的宿舍抄家，儘管甚麼也沒搜到，他們還是把我劫持到銀川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我回家後就和我哥找了單位的主任，主任說我幹活好。這樣我還是回單位上班了。可是幹了一個月左右，公安分局的警察非法給單位領導施加壓力，廠長嚇得不讓我上班了。

二零零一年八月的一天，銀川市公安局、新城公安分局、銀川啤酒廠保衛科、有居委會和鐵東派出所的警察萬舉才、利東國等一幫人。闖到我家撬門，非法抄家，將我們夫妻綁架到新城公安分局。

警察審問我們兩天兩夜我們啥也不說。後來銀川市公安局的警察李存帶了幾個警察到關我的屋子，扔下一根細長繩說，不說就把她吊到門框上抽筋、扒皮等等。一女警就用蒼蠅拍打我的胳膊。我哭著說：我們都是做好人的，你打我幹甚麼？我丈夫在旁邊房子聽見我的哭聲，擔心他們折磨我，就把同修給說了出來。我和丈夫至今還為犯了這樣的大罪而難過遺憾。

回家後，我家樓上的人每天幾乎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砸樓板。他們扔東西、砸玻璃瓶，每天每時我們都生活在驚恐之中。那時我還懷著孩子。不管我倆走到哪，警察、居委會的人立刻就知道了。而且他們過幾天就來砸門。那時警察非法抄家成了家常便飯。我們就這樣被監視住所迫害了一年多。

孩子被醫生活活掐死

二零零三年，我懷上第二胎。我們夫妻倆就回老家陝西靖邊縣，想在那邊把孩子生下來。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寧夏鐵東派出所的警察萬舉才跑到我公公的單位追問我們夫妻的下落，讓靖邊縣公安局警察將我們再次綁架。靖邊縣公安局警察逼迫我們回銀川，不讓我們在那裏呆了。我們坐大巴士回來，到銀川南門汽車站售票員不讓我們下車，說必須把我們交給警察。不一陣銀川鐵東派出所的萬舉才等幾個警察開車把我們送到婆婆家。我當時穿的衣服寬鬆，惡人沒發現我懷孕。

一天，我們夫妻倆正在街上走著，發現鐵東派出所警察萬舉才在後面跟蹤我們。萬舉才發現我懷孕了，打電話叫來一輛警車，把我們拉回家。隨後派出所、辦事處、居委會二、三十人闖到我家，我被他們強行拉到東門計劃生育醫院打胎。當時我懷孕快七個月了，孩子剛生下來還哭呢，是個女孩。我婆婆說：還活著呢，我們抱回去。醫生聽了就使勁掐孩子的脖子，一會孩子就沒有聲音了。我的第二個孩子就這樣被這伙惡人活活害死了。

丈夫的精神受到刺激至今未癒

我丈夫原來是銀川防暴隊的一名警察。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單位逼迫他寫保證書，每天上班就是讓他打掃單位的廁所用手掏廁所，幹了一個月，也沒有給發工資，最後將他開除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丈夫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而被綁架，寧夏警察去北京毆打他長達三個小時，後來關到寧夏銀川看守所不讓家人見，直到身體的傷好些才讓見。

丈夫後來在銀川啤酒廠找到第二份工作。結果警察經常去單位騷擾，並綁架他，使他又失去了第二份工作。我丈夫的四個工作，就這樣一個一個都被迫害沒了，孩子也被害死了，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至今也沒恢復。

我們本來有一個祥和幸福的家，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我們夫妻和婆婆、小叔子都遭到迫害，經常被抄家、綁架、騷擾、關押；我公公承受不住親人多次被綁架的壓力，於二零零六年悲戚離世，年僅五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