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邪惡的迫害 跟上正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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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我想把幾年來隨師正法,怎樣面對邪惡迫害的一些經歷向師尊彙報,並與同修交流。

我今年七十二歲,與老伴於一九九六年在當地一個公園的煉功點得法。經過不長時間學法煉功,我的身心很快得到淨化,喜悅之心難以言表,這與我過去所學過的許多氣功截然是兩回事,有天壤之別。真是一部天書。身心受益的那種心情別提多高興了,我完全沉浸到學法煉功中,沐浴在法中昇華。

煉功後的不長時間,我們就遇到了一個生死關的考驗。一九九七年的九月,我和老伴走到馬路上,被一輛疾駛的汽車撞上,倆人凌空被拋出五米遠落地,結果都安然無事,而汽車的擋風玻璃卻被撞破一個大洞。師父為我們還了一條命,消了個大業。

這場邪惡的迫害比我想像的要兇猛。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六點鐘,公安帶領十餘名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武警,如臨大敵,闖入我家,要進行所謂的搜查,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強盜行徑很坦然,沒有想到害怕,心想:我沒有幹甚麼違法的事,我們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家裏沒有搜查到他們認為的證據,於是搶走了我的手抄本《轉法輪》,帶到公安詢問。他們想要從我嘴裏得到他們認為更機密的東西,在詢問時專門配備了一台錄音機,結果那錄音機就是打不開。我給在場的人講我修大法身心健康的好處,以及一些因修大法絕症不治而癒的事例。最後那個做記錄的只顧聽我說話,甚麼也沒記下來。凡是到我身邊的人我都要見機和他們聊法輪功的事,就這樣講了整整一天。最後由單位領導作保,讓我晚上回到了家。

晚上回家後,電視連篇累牘放攻擊大法的文章,我感到邪惡不會輕易的善罷甘休的,彷彿文化大革命式的批鬥又回到了眼前。家裏的孩子們壓力也很大,周圍的人心浮動,這時又從社會上得到消息,國安要動手抓我,我與妻子商量並寫了遺書,準備和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一樣,上北京找政府說理,生死就此一舉,別無選擇。家裏的孩子發現後堅決阻攔,當時那種心情一邊是難以割捨的親情,一邊是要走出來去維護大法的清白,怎麼辦呢,親友子女的輪番勸說,還有鄰里見面不說話,同事遠離你,同修不敢相見,我孤獨無助,與老伴相對無言,打開電視只有一個聲音,誣陷攻擊大法顛倒黑白的造謠與說謊。

七月二十二日,公安局召開會議當天晚上要動手綁架「法輪功骨幹」。在公安開會之際,孩子們開車,將我與老伴送上去外地旅遊的火車上,去外地避難。在外地旅遊的日子裏,也不得安心,時常有國安和單位的電話騷擾,一路上警笛哀鳴呼嘯而過,紅色恐怖氣氛壓的人喘不過氣來。哪裏有心情觀賞風景,常常是心神不定,我想知道家鄉昔日的同修,他們在做些甚麼,是否正在受到迫害,往日集體學法,集體煉功的情景,以及同修的音容笑貌如影隨形在眼前掠過。我感到失去集體環境的寂寞難耐的痛苦,我一天都不想再留下來。看不了書,煉不了功,太空虛,太無聊了,我與老伴決定返回去,同行的兒子還要帶我去另外一個城市避風頭,看拗不過我,只得匆匆返回。

我與老伴回到家後,第二天中午,當地公安就知道了,市紀委等幾家部門成立了專案組,(我當時還是邪黨黨員)傳喚我到單位進行外出審查,詢問外出期間與外地的甚麼人聯繫。整個審查過程,我都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做過對國家對人民有害的任何一點壞事,師父教給我的就是做好人的理,而且我也在做好人,我沒有理由懼怕甚麼,我就向他們講學大法身心受益的美好。審查結束後,那個領導單獨與我交談,他個人想了解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就盡我所知介紹給他聽,他這才明白了真相,最後他說,既然法輪功這麼好,那大爺您就好好煉吧。

這場審查,我當時用文字遊戲的辦法蒙混他們,給他們寫了一個對法輪功的認識,現在看來還是配合了邪惡,沒有真正做到正念正行,這一關沒過好。

以後的日子,邪惡並沒有因此罷手,三天兩頭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上門騷擾,今天捺手印,明天剪頭髮,扣身份證,每逢所謂敏感日更是不得安寧,有時半夜三更敲門入室檢查,我和老伴都是善心相待,給上門的警察講真相,講大法的美好,那段時間,和同修失去了聯繫,失去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我雖然也做散發真相資料的事,但由於人心的干擾,謹小慎微,膽膽突突,大量的時間在家用來學法抄書,抄經文,不斷用法來充實自己。

我覺的我的選擇沒有錯,我走的是人間最正的道,我應該理直氣壯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一次,街道辦事處主任一夥人上門,一定要我和老伴寫甚麼不煉功的書面保證,說是領導的意思。我倆意識到這一關必須要過,再不能縱容邪惡。我的正念一出,當時正告他們:那是絕對做不到的,告訴你們的領導,我就是堅持到底,誰也改變不了,我聽我師父的,就是堅定不移,義無反顧。想聽真相你們就聽,不願意聽回去向你們領導交差去吧,他們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我到派出所要回了我倆的身份證。從此以後,我覺的有師在有法在,誰也動不了我。從此以後派出所、街道來人,不等他們開口,先給他們講真相,揭露中共謊言暴政,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事實,以後他們就很少來騷擾,去年奧運會也很少「關照」。

二零零七年,邪黨從省裏下來,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綁架行動,本地幾十名大法弟子都被綁架。我也被列入黑名單。一天晚上,我與老伴正在學法,有人按門鈴,我誤以為是熟人,沒有觀察,門一開闖進來的是公安、國安、派出所的警察,來勢洶洶,說著就翻箱倒櫃,四處找東西並開出所謂的搜查證。他們人多勢眾,攔是攔不住了,邪惡要行惡,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他們搶走錄音機一台,隨身聽一台,mp3兩個,《轉法輪》一本,《九評共產黨》光盤一套,以及其它真相光盤和物品。一個兇氣十足的警察問我光盤是哪裏來的,我沒有理他。他氣急敗壞的說:敢發《九評》,這是反黨!我當下穩下心來,心平氣和的說:《九評》怎麼了,《九評》是天下奇書,誰看誰說好,寫的都是事實,政府官員都說好,你們說它不好,那不好的東西為甚麼不拿出來叫群眾批判它一下呢?中共不是說要「相信群眾」嗎?他們聽了無言以對。我又緊接著講了大法在世界上洪傳受世人歡迎的洪勢,講天安門自焚案的破綻,講海外揭露摘取器官的罪惡,講大法弟子在勞教所受到慘無人道的酷刑迫害,講大法弟子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事實。我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的一席話,他們剛進門時的氣勢一會就沒了,只聽我一個人講,我問他們:你們捫心自問,我們只是做好人,並沒有危害社會甚麼人,憑甚麼迫害這些好人?你們也有父母妻子,也有親朋好友,大家都想過好日子,我們要人的權力幹甚麼?只是因為共產黨要迫害無辜,難道我們不能向世人說說真相?我們沒有這個權利嗎?他們無言以對,我正視他們說:我沒有犯甚麼罪,我堅決不能跟你們走,找你們領導我要問明白,他們都不敢正眼看我,本來要帶我走,最後自己找台階下說:我們請示領導再說。他們就出去了,後來他們也沒回來。

還有一次,我在街上發《九評》,正好碰上一個警察,把我扭到派出所,當時,我穩住心發正念,有師在身邊,我怕甚麼。到了派出所,給派出所警察講真相講三退,派出所警察處理不了,把我交到城區「六一零」頭子手上,這個人社會名聲極壞,過去迫害過多名大法弟子,一進門像惡狼一樣說:我知道你這個人。他威脅說,我們掌握了你很多情況,現在還敢發《九評》?你知道你幹了甚麼嗎?我平靜的說:《九評》是好書,誰看誰受益,我知道這個城市少說也有幾十萬本《九評》在民眾手中,也沒聽政府公開提《九評》這本書,這是為甚麼?他語塞。說著要錄我的口供,我沒有配合,問我的家庭住址、電話,我沒告訴他,只是給他講真相,特別是講天安門自焚的破綻,他聽了很入神,越說越自然,最後他竟然露出笑容,沒有剛才的緊張氣氛,最後他叫我在一張表上簽字,我看也沒看那個東西,我不簽,他無奈的說:這老漢你不簽我簽,以後得注意了。從進派出所經歷了四個小時,我平安回到家中,是師父又一次保護了我。

我經歷過幾次和邪惡面對面的較量魔煉,我現在的心態比較平穩,在這種邪惡迫害的環境下,能夠面對這一切了,怕心也在不知不覺的修去,我家的學法小組被多次破壞後,現在又恢復起來,我也有了自己的證實法的家庭資料點,每週供周圍的同修週刊和小冊子。在師尊最近幾次講法中,我在用法對照自己的不足,不斷學法,溶於法中,跟上正法進程,不拖整體的後腿,勇猛精進,跟師尊回家。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距法的要求還有距離,以上請同修嚴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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