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是一名剛剛逃離中共魔爪，來到國外的大陸法輪功學員。看到迫害的這幾年，法輪功得到越來越多的世界人民的喜愛和高度評價，我為生活在中共惡黨統治下，被惡黨欺騙的中國百姓感到難過。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法輪功修煉者，在我的這條修煉路上我跌跌撞撞走了過來，一路犯過很多錯誤，是慈悲偉大的師父一次次把我救起，給我機會，讓我從新走回到修煉中來。
其實我已經幾次提筆想將我在中國大陸監獄的經歷寫出來，因為我知道我在國外留下來，並不是為了讓我求得自身的個人安危，我是有責任的。可是每次執筆，卻覺得揭露這場邪惡迫害非常困難。如果對中國的制度，複雜的社會關係不是很了解的話，是無法想像這場迫害是如何發動的，又給中國民眾帶來多大的傷害。
一、九九年七二零之前
我是1997年在大學讀書時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一開始接觸大法我就知道這是我等待已久的最珍貴的真理。然而在這過程中，我就碰到來自周圍親友的阻撓，許多人對我說中共將來一定會“取締”法輪功的，法輪功這麼好，學的人越來越多，政府會害怕的。我也知道有這可能，為甚麼？那是因為歷次的政治運動給人們心靈上造成的創傷太深，恐懼深深的印在人們的腦海中，人們已不敢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思想。我的外祖父，叔叔等都在文革中受到過迫害，這種創傷難以癒合。中共的週期性政治學習，定期給民眾洗腦，使民眾潛意識都能了解集權統治會使中共做出何種反應。當時我想，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我也會堅修到底，因為超常的東西讓常人社會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方方面面的干擾都會有。
二、九九年七二零之後
我沒想到的是這場迫害來的這麼快，這麼突然。畢業後我來到了大城市上海，因為工作地點關係，我離煉功點很遠，經常是一個人學法煉功。也因為我很少看電視，所以99年發生的許多事，包括四二五事件我都不知道。直到七月底，我才發現無論公交車上還是商場裏都播放著污衊法輪功的電視、廣播；街道，小區到處張貼著烏七八糟的“批判”法輪功的東西，大有天塌之勢。
一位同修告訴我，公安在找我，他們在各單位，各小區登記有誰是煉法輪功的。因為我是外省市來的，他們只知道有一個外地來的年青人在煉，可具體是誰不知道，因此四處調查。而該市的本地人都登記在冊。因為我比較少去煉功點，再加上同修的保護，我沒有被登記到。登記到的人都要強行進“法制學習班”，被迫交出書籍，並表態不煉功。我認識一個老太太，她只是當時負責拎拎收錄機，並不是輔導員，因學的時間較短，迫害之後因害怕不煉了。可就因為她當時負責拎收錄機，直到現在，7年多過去了，她還必須每週寫思想匯報，每週去派出所報到，承受來自社會，家庭的巨大壓力。
當時我大學裏的一位教授（原是輔導員）登報聲明不煉了，我母親以此來讓我放棄修煉。在迫害初期，我家人還知道法輪功教人做好人，沒有錯。然而隨著整個國家宣傳機器瘋狂的製造謊言，各種欺騙手段的不斷升級，我的家人也開始逼迫我不許煉功。事實上，為了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我從不當著他們的面煉功，而是等所有人都休息了，自己才煉。即使這樣，他們也容忍不了，非要我表態放棄修煉法輪功。雖然我這“漏網之魚”（用我母親話來說）沒有被公安登記到，可是這鋪天蓋地的謊言，共產黨慣用的手法，挑起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仇恨的做法，使這場迫害由政府迫害擴展到發動群眾對的迫害。在這時，人的心靈都被扭曲。正如《九評》中所講”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在廣州工作，因為和其他大法弟子在公園裏坐在草坪上喝水，吃麵包而被抓，理由是他們是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他們被迫長時間奴工勞動，每天只吃兩頓，而且是稀飯，水煮菜，不放鹽，怕他們吃了鹽有力氣。堅持煉功的人被上背銬，並灌濃度很高的鹽水。由於我同學工作表現很好，單位領導不願失去這麼好的員工，於是找到廣東公安局局長，想把她救出來。結果公安局局長說：”如果她是個殺人犯，我可以有辦法放她出去，可是她是煉法輪功的，絕對不行。”
她從看守所出來後，從她的精神狀態看上去受到的傷害是非常大的。這種迫害不僅僅是人們習慣問的“你有沒有挨打”，其實關押中的那種恐怖氣氛，各種整人的手段，那種人格的侮辱是一般人無法承受的。
2000年我們單位來了一位年青人當門衛。他原是在武警部隊，剛退伍。當他知道我修煉法輪功，和我接觸後覺得很吃驚。他說，99年開始鎮壓法輪功時，他們部隊經常奉命突襲百姓家中，抄大法的書籍資料，當時上級命令抄來的書不允許任何人翻看，當即上繳燒掉。因此他不知道法輪功原來這麼好，只知道是國家取締的”×教”。
三、漫漫獄中歲月
2000年10月，一位同修被抓，我抱著講真相的想法到公安局去給她送衣物，被抓。事實上，對於法輪功修煉者而言，一切都是公開的，也是堂堂正正的。所發傳單也好，講真相也好，是針對所有人的，包括那些警察。我也希望警察看看傳單，看看有哪一點是反政府，反社會的？有哪一點像媒體報導的那樣呢？但當時由於法理認識不清，配合了邪惡的要求，以為自己行為堂堂正正，他們問甚麼，答甚麼就是“真”，結果還牽連了其他同修，給大法帶來了損失。中共非法判了我五年刑期，關押在上海女子監獄。審判也是秘密進行的，不許家人到場，沒有一個旁聽，當場宣判。惡警還抄了我的家，把我家的一整套電腦，打印設備搶走。
在看守所，公安局有個人恐嚇我家人，說我是第一大要案，要判死刑的，需要錢通關係，如果用錢可以想辦法，將我轉到我家鄉，放我出來。我家人急壞了，送了許多錢給這個人，我家人還很感激他，認為他還肯幫忙。我還聽說管轄我所發傳單的那個街道的領導被撤了職。這也是惡黨的一貫做法，株連政策，挑起群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在上海女子監獄裏，同樣實行的是株連政策，採用所謂的“三聯號”。比如一人煉功，受罰的將連到其他的犯人，甚至是整個監室的犯人，以此來製造仇恨，限制人的一舉一動。
我家人見我一直不，就將仇恨轉到法輪功上，再加上惡警的挑撥，監獄搞各種整人運動，甚至動用法輪功家屬來“揭批”，很多家屬為了能儘早讓非法關押的家人出獄，都昧著良心順著惡警的意思，顛倒是非黑白。我的家人為了能接見見到我，每次都要向惡警說許多污衊大法的話，造了許多業。多年以後我回到家，母親流著淚說：”不得已呀，說那麼多違心的話，否則見不到你呀。”
（一）非法關押在生產大隊
由於我被它們視為”頑固份子”，因此長期處於被單獨關押的狀況，不與其他法輪功學員關在一起（法輪功人員一般都被關在法輪功專管大隊），整個上海女子監獄一共有五個大隊，在近五年的時間裏，我先後在四個大隊關押過。
生產大隊從事的是繁重的奴役勞動。在中國，樣樣事情有指標，包括公安局抓人也是有指標的，抓不到足夠的數字，就完不成任務。監獄也同樣有指標。每個大隊都有幾千萬出口額的生產指標，這指標是與警察的獎金掛鉤的，因此犯人就成了他們賺錢的工具，這也就能明白為甚麼公安抓人是有指標的了。監獄對外是說犯人每天最多工作8小時，實際上犯人每天勞動一般都在16小時以上，甚至通宵。用犯人的話說：”從雞叫做到鬼叫”。
上級來檢查時，監獄早已得到消息，這時候誰還幹活，就要受處分了。法律在執法者手中隨心所用。要是有國際組織參觀，更是將奴工工具、奴工產品藏匿起來，所有的犯人都必須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任何人不得與參觀人員接觸，如果有來賓想了解情況，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指定某個犯人，回答的內容也是預先編排好的，被選定的犯人也是能揣摩警察心理的，都是可笑的歌頌惡黨，監獄如何文明執法等的假話。等檢查團走後，更是變本加厲，要補上檢查團來時休息的損失。
犯人完不成生產指標就會受罰。不讓睡覺，不讓吃菜，不給買日用品，不給洗澡，不讓家人接見等等，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權利都被剝奪。那時我常常處於極度疲勞，渾沌的狀態。從工場間幹了一天的活回到監室還要繼續幹活，床似乎與我睡覺無緣，而是為了擺放奴工工具、奴工產品的，而我睏得站著都可以睡著。惡警也怕超時幹活被外界發現，因此晚上將照明等通通關閉，開睡覺的長眠燈，在這種昏暗的燈光下長期做針線活，我的眼睛受到嚴重損傷，見到亮一點的光，就流淚不止，睜也睜不開。那時支撐我的就是大法，我幹活的時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背師父的經文，增強自身的正念與力量。
剛進監獄時，我想不能配合邪惡的安排，我不是犯人，不是來幹活的。為了更好的和犯人講真相，我就幫其他犯人幹活。惡警就將我的名字上白榜，說我是全中隊幹活倒數第一，以此來污衊大法。然而我的刑期較長，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我的正念變弱了，開始配合邪惡的安排，去完成那無休止的勞役。勞役的產品都是出口的，幾乎甚麼都做：有服裝，褲子，坐墊，國旗（甚至做過上萬的英國國旗），長毛絨玩具，羊毛衫，打毛衣，繡珠片衫，床上用品，一次性筷子，餐巾紙，信封，快餐用包裝盒，食品包裝袋，紙袋等等，衛生條件極差（如果真的看到製作過程，誰也不敢買）。監獄只要有錢賺通通做，而且交貨期隨買方說，因為這裏有的是可以隨意役使的免費勞動力。
警察安排了兩個包押犯看管我，實際上整個小組的人都對我進行監視。因為她們的減刑，加分都會與我有關。她們兩個每天要寫我的情況匯報，晚上要值班，防止我煉功，對我形影不離。當時我想既然到了這裏，她們也是要被救度的，我要讓她們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因此我從不把她們當成是我的對立面，是來看管我的，而是當成與我有緣的眾生，也許她們也都感受到了我的善，因此都不願意去打我的小報告，甚至有的還幫我望風。有的犯人還偷偷跑來和我說話，問問我法輪功的情況，告訴我她們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有一次，有一個人過來告訴我，在看守所有一個殺人犯被公安找去，讓她改口供說自己是煉法輪功殺人的，只要她這樣說，就可以免除死刑。這個殺人犯回到看守所後告訴了她，後來結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監獄雖然是人間地獄，可也反映出社會的一面。尤其警察的表現更影響著犯人的思想。犯人是與世隔絕的，而警察卻每天從社會中來。因為是大城市，女子監獄的警察幾乎都是女性，學歷較高，很多是剛剛走出校門，年齡比我都小的小姑娘。可是中共的特點畢竟是十惡俱全的邪教，在我關押的幾年裏，眼睜睜的就看著單純的剛畢業的女警變的兇狠，虛假起來。
法輪功學員被上銬，關禁閉是經常的事。不知甚麼原因，它們從未打過我。有好多次，它們威脅我，要給我關禁閉，加刑，要將我送到青海農場，可最後都不了了之。但是我在監獄開大會時親眼看見，我一同進來的同修被它們打的臉腫的高高的。出獄後她告訴我打她的女警，就是被犯人視為男人的某惡警。監獄關的都是女犯人，同性戀在監獄泛濫。該女惡警將自己視為男人，講話，行為都變態為男性。它打犯人時都要將女犯人的衣服剝光，惡行令人髮指。
雖然我不能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了解更多的迫害情況，但是常常有犯人跑過來告訴我，某某被關禁閉了，某某上銬了，某某被電警棍電了，某某被強迫在寒冷的冬天光腳站在地上幾天幾夜不讓睡覺，某某被強行灌食等等。還有更多的不為人知的惡行，在表面的文明下罪惡的隱藏著。
監獄經濟大隊是全監獄進行賬目及文件管理的大隊，是上級檢查必查的項目。每一次檢查來臨前，警察和犯人都忙著開始做假文件，做假帳，補代他人簽字。做這種造假事情的犯人被認為是要求進步，靠攏政府的表現，還會加分，減刑。真是政匪一家。
監獄犯人用水量是有限制的，四大隊每個監室有水錶，16個人一個房間，每個人每個月規定不得超過1個字（1立方），一個房間16個字。每個月下來，監室之間要評比，中隊之間也要對比。超過的要停用水，停洗澡。犯人正常一個星期洗一次澡，每次時間夏天5分鐘，冬天10分鐘，包括脫衣，穿衣，有時人多沒有龍頭，來不及洗，就帶著肥皂沫出來了。即使這樣，還經常因各種所謂的規定被取消洗澡的資格。這些規定沒有法律條文，完全掌握在警察手中。警察之間的虛榮心，攀比心讓犯人苦不堪言。
監獄警察的這種瞞上欺下的做法使監獄關押的其他各種刑事罪犯越變越壞。雖然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女子監獄外部設施上給人一種文明的感覺，可是內部人文素質真的像在人間地獄。正像《九評》所說：”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順著警察的意思說假話，行惡事變為要求進步，減刑的標準。說真話、做真事竟然成了“與政府對抗”。
（二）關押在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
到了我被非法關押的第三年，它們將我關到了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該大隊分為東部和南部兩個中隊。東部關押的大都是未“轉化”的法輪功人員，南部是已“轉化”人員，每一個監室都有監控，這在其它大隊是沒有的。
在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法輪功學員被集體抽血，說是為我們檢查身體，特殊照顧我們。2003年監獄對法輪功專管大隊所有關押人員進行抽血體檢，當時得到通知一個人都不可以遺漏，連被關在禁閉監的人都必須體檢。監獄有衛生所，檢驗身體一般都去衛生所。然而這一次，是醫生直接到大隊的活動大廳，擺了一長排桌子，被關押人員排著隊一個個接受驗血。這次驗血是用針在手指上刺血，用玻璃管封存好，每個人都有編號及個人信息，當時氣氛也有些神秘和緊張。醫生有好幾個，其中還有男醫生，女子監獄衛生所的醫生都是女性，由此看出，這不是本監獄的一般體檢。而且在被關押的前三年中除入監時在衛生所體檢過一次，還沒有過這樣的體檢。
還有一次是一輛大型醫療車直接開到監區監舍門口。車上有醫療器材，透視之內的設備。體檢過後監區開會，大隊長在會上說，政府對法輪功人員身體健康非常關心，這套醫療檢測設備是從國外引進的，非常昂貴，幹部級才可享用的，檢驗一次要多少多少錢，它們警察想用還用不到，卻給法輪功人員免費使用。往測試儀器前一站，就可將全身各個器官全部檢測到。並說修煉法輪功的人都因為身體不好了煉功的，身體和心理都有疾病，因此政府對法輪功人員身心健康格外關心，待遇都不同其它服刑人員。為此已轉化人員××還寫了一篇廣播稿，歌頌惡黨如何關心法輪功人員的身體健康，監獄如何文明執法，此等”歌功頌德”的廣播持續了很長時間。
每次”體檢”，被體檢的當事人都沒有拿到檢驗結果。但是有些法輪功人員經常被逼迫去醫院看病，吃藥，不服從時，還會讓包押犯將藥下在飯裏，有些人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就吃下去了。過後，還會有犯人寫讚揚文章進行廣播，說法輪功人員有病不吃藥，監獄警察對她們關心無微不至，想盡辦法讓她們吃藥等等欺騙人的鬼話。
對於體檢當時我沒有意識到有甚麼嚴重問題，只是覺得近來體檢怎麼如此頻繁，直到今年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除器官的惡行被曝光後，我才驚醒，惡黨竟如此邪惡，不知仍被關押的同修命運如何。希望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能來制止這一暴行，營救被關押的大法弟子。
當時我被關到東部一個最陰暗的監室，由五個犯人看著。這一次他們採用了最陰險的辦法，規定不認罪的不可以出監室一步，洗臉，刷牙，上廁所均在監室裏，有其他犯人幫著接水，倒水，倒痰盂，洗衣服等。惡警安排一個老年犯人為我做這些事。晚上其他犯人不可以睡覺，要值班，但我可以睡覺。如果我認罪了，那麼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她們晚上也可以睡覺。它們惡毒的說：你們不是講善嗎，你們為了自己煉功，讓別的犯人大冬天的替你們吃苦。如果你拒絕洗臉用水，它們又說：你們自私，自己髒，還影響別人，這是集體環境，要考慮別人。而我的一舉一動都會牽扯到其他犯人，她們會因我而受處罰，但警察卻不處罰我，表面上還會對我更好，這種偽善和陰險的手段比打人還惡毒，她們故意在犯人和我之間製造對立和矛盾。
同時動用其他已“轉化”的人給我洗腦，說邪黨如何為人民服務（其實是為自己撈錢），把中國發展的如何好（那是民眾自己的勞動成果），這些警察其實在幫助我們（其實是非法關押、剝奪信仰）等等謊言，因為學法少，正念不足，我向邪惡勢力妥協了，殊不知在修煉這條路上邁出了不該邁出的一步，犯下了永遠抹不去的污點。
其實大法在我心中深深的紮下了根，讓我離開大法真的是生不如死，雖然當時自欺欺人的認為自己心裏沒有“轉化”，這也是那些猶大做“轉化”迫害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都是放不下的人的執著。
“轉化”後我被調到了南部，這裏一個監室關押著多名已“轉化”的人。和她們的接觸中，也了解到一些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有許多大法學員在送到監獄之前是被關押在精神病醫院的，有的被綁在床上，強行注射不明藥物。當時經常有大法弟子被惡警說成得了甚麼病，強行送到醫院治療，有的去了就沒見回來。也有的聽惡警公開說某某精神出現了問題要如何如何“治療”，後來我們就再也沒見到她。在我出獄後，我從明慧網上得知，曾經和我關在南部同一個監室的一法輪功學員出獄後又被綁架，被注射不明藥物幾天後死亡。監獄經常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所謂的“心理教育課”（精神洗腦），並惡毒的說煉法輪功的人是有心理問題才煉的。並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單獨所謂“心理測試”，我就被單獨測試了多次。
為欺騙外界，掩蓋其迫害罪行，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表面上相對其它大隊勞動輕一些，主要進行思想洗腦。對於其他刑事罪犯，它們取笑說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是她們的“避暑山莊”，因為她們可以逃避勞動，只要看著法輪功學員就可以了。只要會打小報告，靠攏中共惡警，減刑就很快。也因此，許多警察的親戚或有關係的人犯了罪都削尖腦袋想往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調。然而對於大法學員來講，這裏是對正念和正性的摧殘，人性的侮辱。
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大隊經常搞“批判”法輪功的活動，氛圍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由於它們實在做的太過火，太荒唐可笑，調到南部後我馬上意識到我的“轉化”是天大的錯誤，可是該如何做我還不清楚。我不想讓它們再圍攻我，就一直保持沉默，也從不做其他人的所謂“轉化”。它們覺得我沒有利用價值，沒多久就將我關到生產大隊從事繁重的奴工勞動。這時，我也萌發了早點出獄的念頭，我想知道這幾年大法的情況，我想看師父的新經文。離開法的日子真痛苦，法是一盞明燈，在漆黑的夜裏照亮你前進的方向。可是失去這盞明燈，就像斷了槳的小船在漆黑的茫茫大海中，不知飄到何處。
（三）走出監獄
在這個新的大隊，我遇到了一個善良的警員。她和我多次交談，問我法輪功的情況，及我為何煉法輪功，並探討了許多問題。她私下對我說修煉法輪功沒有錯，像我們這樣的人不應該關在監獄裏。那時辦公室的人來找我，她就和我說不要相信610的鬼話，堅定你自己，其實她們很多人都不喜歡610的人，包括那些做“轉化”的警察，她們自己都很矛盾，都是違心的按上面的指示在做，她們自己說的話，有些人自己都不相信。其實這時我已意識到自己“轉化”是何等的錯誤，但還有很多問題不明白，畢竟幾年了，沒有好好學法，關押的時間比我在外得法學法的時間都長。就這樣，在這個大隊，沒有人再來給我做甚麼“思想工作”（中共對中國人洗腦的專有名詞），我也就埋頭幹活。我當時就想還清業力吧，自己造下的業太大了（其實還是消極承受迫害）。也就是在這個大隊我提前了三個多月回到了家。
出獄那天，610辦公室派的居委會的人也來了，在他們的監視下我回到了家中。他們並沒有因我的提前出獄而放過我，幾乎每星期派出所片警都要來盤查我的情況。讓我去報到，寫思想匯報，寫“”。但每次都是我家人出面應付他們，當時我的狀況也不太好，還沒從迫害中恢復過來。家人怕我再次被他們抓走，因此想方設法不讓我和他們接觸。因我家是自己開公司的，我就住在公司裏，和員工同住宿舍，不回家住。他們找不到我，就讓我家人寫“保證”，如果我再修煉法輪功，就將我和家人一起關起來。家人因此對我的安全非常擔憂，也一直監管著我的一舉一動。甚至我睡覺時，都不允許我關門，怕我在房間裏煉功。因此我人雖不在監獄，其實仍在無形的監獄裏。對外人我也不可以多說話，父母看著，擔心我話多惹禍上身，偶爾我外出一下，他們都提心吊膽，規定好我回來的時間，到家後他們才放心。因為這麼多年我入獄，中共強加在我身上的迫害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壓力和傷害，我也理解他們的心態。
這時候當年做我“轉化”的學員知道我回來了，趕忙悄悄來看我。她已經知道自己犯了大錯，從新聲明回到大法中修煉，為彌補她的過失，她給我帶來了大法電子書。這樣我終於又看到了師父的經文了。也在她的幫助下，我在明慧網上慎重聲明了以前所說所做的一切作廢，從新回到大法中來，做好大法弟子的。師父的慈悲和寬容給了我再一次的機會，我一定要走好今後的路，做好大法弟子該做的事，不辜負師父的慈悲苦度。
中國對網絡的封鎖使得百姓包括那些警察都看不到的真相資料。也許是這個原因吧，那些警察似乎都不知道我的“洗腦作廢聲明”，他們也想不到我會這麼快就出國。因為我在被關押前就有護照，這一次只是延期一下，再加上朋友的幫忙，克服種種困難，我來到了國外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在這裏我意外的遇到了海外的大法弟子，從而也改變了我的決定，決定留下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走一條自由光明的路。
前不久，從家鄉傳來消息說，看管我的片警因我的出國而受到了處分。所以對我來說又是一次死裏逃生。
不管前面的路如何曲折，我已回到大法中，在這世上我已是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在中國大陸還有那麼多遭受各種迫害的大法弟子，世上還有那麼多受惡黨謊言毒害的世人，我知道我們的責任有多大，有多重。寫出這些，我也希望所有善良的人們都能伸出正義之手，幫助制止這場在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迫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不變的真理。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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