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被檢測出患英國變種病毒
朱瑞剛今年四十一歲,二零一七年九月全家從大陸來到多倫多。在今年三月十一日的時候他開始發燒,他說:「十一日我和兒子都有發燒的症狀,十三日預約了醫院並進行各項指標檢查,十五日醫院結果出來說呈陽性。十五日之後症狀一天比一天嚴重。期間醫院還打電話說我們感染的是變種病毒。」
「到了三月十九日,我呼吸已經很費勁了,胸口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一樣。我再上醫院檢查,醫生說我血氧飽和度是九十,如果低於九十就要進重症監護了。因為我的指標還沒有到住院的地步,醫院就用救護車把我和兒子送回家。」
圖1:朱先生在三月十五日拿到檢測呈陽性的報告 | 圖2:朱先生在醫院做檢查 |
通過煉功和念九字真言,全家有幸痊癒
朱瑞剛說:「回家之後我覺得自己完了,已經沒有希望了。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法輪大法(我在國內的時候就知道了法輪功,還曾學煉過,但後來怕迫害,所以放棄了),於是當天晚上(三月十九日)就開始煉法輪功的五套功法,並帶著兒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已經退燒了。大概在第四、五天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身體完全恢復了,呼吸不那麼困難了,身體已經完全是正常人的身體了。二十七日的時候醫院就給我開了復工證明,就是說我的症狀已經完全好了。」
在這期間,三月二十日左右,朱先生的妻子張女士也開始有發燒的跡象,朱先生就對妻子說:「你也不用去醫院了,就跟著我一起煉法輪功吧。」同樣在一週之內,張女士的症狀也完全消失了。朱先生說,「在完全沒有任何藥物幫助和治療的情況下,全家都痊癒了,法輪大法救了我全家。」
在國內有幸接觸過法輪功
朱瑞剛表示自己在中國國內的時候有幸接觸到法輪大法,他說:「第一次接觸到法輪功是因為我的父親。二零一四年七月份,我的父親被檢查出患有肝癌晚期,我需要每天去醫院做護理。」
「因為我是家裏的獨生子,妻子又需要照顧孩子,所以護理父親的時候我從身體上到精神上壓力都很大,我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睡眠質量很差。」
「當時和我父親在一個病房的一位先生,他的兒子是法輪功學員,他也在護理他的父親,我看他的精神狀態很好,就問他是怎麼擁有這麼良好的狀態?他就和我介紹了法輪大法,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法輪大法。」
「這位法輪功學員教我煉功和念九字真言,煉了大概半個月左右,我的身體和精神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睡眠質量變好了,每天也很有精神了。」
朱先生的妻子張女士也覺得神奇:「那個時候醫院的人都說得了肝癌晚期的人兩三個月就走了,但我的公公被檢查出晚期又過了一年才去世的。我先生就說和法輪大法也有關係,他也就特別相信(法輪大法)了。」
中共迫害 全家不得不出國
朱瑞剛來自遼寧省的一個小城市,在一家國企內工作。他在國內雖然沒有受到肉體上的迫害,但是在精神上的迫害讓朱先生一家不得不選擇出國。
朱瑞剛回憶說:「那段時間一直是這位法輪功學員帶著我一起煉功,但是我父親去世不長時間我就不再煉了。」
「因為那時候國內抓的很嚴,我們那個地方是個小城市,後來我煉功的消息就傳到我們領導那裏了,我多次被叫到辦公室,然後領導就開始了所謂的『教育』,但是我依然堅信大法好,後來單位就給我停職了,之後我還被『請』去派出所『教育』、『喝茶』好幾次。」
他說:「當時我兒子九歲上四年級,孩子學校的老師都知道了,就對班裏的其他學生說這個孩子(我的孩子)的爸爸是煉法輪功的,叫班裏的小孩不和我的孩子玩,帶著全班的學生孤立他。我看這對孩子的成長影響太大了,於是二零一七年九月份就全家出國了。」
朱先生和他的妻子都表示,雖然當時沒有深入的了解法輪功,但是知道中共給法輪功捏造的罪名是莫須有的,還表示自己在更早的時候就知道中共的邪惡。他說:「其實國內剛剛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我就知道法輪功是被冤枉的。我和我的妻子看過新聞聯播的所謂『天安門自焚』,當時我們看的時候就看到了破綻,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氣管切開了還能唱歌,人都燒成那樣了,還能夠保持姿勢不動,裝汽油的雪碧瓶子都沒有燒著。我覺得這些只要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能看明白。」
他說:「這次全家死裏逃生之後,我對大法有了全新的認識,以前沒有那麼深入,這一次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輪大法幫助了我,幫助我治癒了身體的疾病,這使我對大法堅信不疑,直到現在也在堅持每天煉功和閱讀《轉法輪》。」
中共迫害法輪功已經二十二年了,法輪大法學員們和平反迫害也走過了二十二年。朱瑞剛和妻子參加了今年七月十七日多倫多法輪功學員們的反迫害遊行,朱先生表示:「我現在也算是個新學員了,我們一定會堅持修煉下去,堅持反迫害,感謝師父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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