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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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接前文

家裏的生活一直很艱難,家庭的每個成員都在不幸的環境中煎熬。而我的父母是堅強的,他們沒有被壓垮。父母都願意唱歌,尤其母親曾當過音樂教師,她只要病稍好一點,就會給我們唱「莫愁」歌,這時我們家也充滿了歡樂,忘記了一切煩惱之事。我的父母非常善良,他們能忍受痛苦,樂觀、開朗、願意幫助人,在為人上特別看重,是寧願自己受苦、不願別人受窮的那種人,在為人、與人相處的問題上,對我們要求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的種種言傳身教對我的影響很深。

記得一件事,文革中軍隊幹部住進了地區行署,成為當時行署中重要專員,文革結束後,有一軍隊幹部挨整治,給他立了好多罪狀,由於我父親為保這位軍隊幹部受到牽連,工作面臨調整。正在這時,這位軍隊幹部得了重病去世了,別人開始給我父親出主意,說只要我父親把一切事情都推到軍隊幹部那裏,就成了死無對證,我父親就沒事了。但我父親說,我不能把甚麼事情都往死人那裏推,我寧願甚麼自己都攬過來,也不做那種事。為此,我父親的工作從原來的地區機關黨委副書記被調到了基層防疫站工作。當時我非常敬佩父親剛直不阿的為人。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在他們身上體現的很充份,從修養、道德、為人都給我很好的啟迪。在這樣一個困境重重的家庭環境中,我卻受到他們良好的教育薰陶,為我人生後面的路打下了基礎。

高中畢業後面臨去向問題,因為我身體不好,父母都想讓我留城工作。我想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闖一闖,認為這不是壞事,不願那麼安逸的留城。說服了父母後,便踏上號召的上山下鄉的路,來到了綏化新華公社五一大隊插隊,後來又轉到綏陵山下「五七幹校」青年點。到農村真苦啊,鏟地,割麥子,甚麼都幹,我也能吃苦,不甘落後。由於幹的好,把我抽出來到一所小學當教師。整整三年時間我都在農村各種環境中磨練,學會幹許多事,當過出納、宣傳員,到招待所幫廚,教師,後來又抽到慶安鋼鐵廠勞資科。雖然身在農村,但心裏始終有個願望,還想繼續讀書上大學,我也認為我有這個能力。

當時上大學都是推薦,沒有考試上大學的形式,由於我在青年點幹得出色,被青年點與當地「五七幹校」的幹部集體推薦,我的票數排在第一,這樣我便獲得了上大學的名額,來到了黑龍江大學哲學系讀哲學。在工農兵大學生中許多學生都是由各單位推薦上來的,年紀也很大,他們的社會閱歷很深,社會上的東西很多,思想也比較複雜,相比之下,下鄉知青上來的學生思想還是單純一些。入學的第一年,學習勁頭很猛,期末學習成績全都是優秀。在大學裏學習從一個方面來講,現代化的科學知識也相應的拓展了我的視野,開闊了眼界,而辯證的思維方法使我學會了多角度看問題的能力,我比較善於自學,而且不願意受講課內容與複習題的限制,經常不拘一格的想或寫自己所要研究的問題,哪怕考試只得了60分,我也不在意。表面上學習我是這樣一種形式,而從另一方面,在我心靈深處有著久久不能割捨的深層思考:人為甚麼活著呢?人是怎麼構成的呢?宇宙中本源中的東西是甚麼呢?世界有沒有大同?我為甚麼會感到人活著這麼艱難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和困惑纏繞著我。上大學,與其說是學習知識來了,還不如說通過知識的學習反倒加深了我過去一直探索不明白的問題,這種種思考沒有答案,令我苦惱,但我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說法,這也成了我當時許許多多問題得不到解答的一種安慰,將來會有人幫助我明白的。

上大學也如此艱難,身體越來越不好,有時上課都難以堅持了,整天跑醫院,醫生又給我確診為肺結核、神經衰弱、內分泌紊亂,原來得的那些病醫生說都沒有了,這回又添了新病。上課中經常不能堅持到底,有時病在床上起不來,我非常悲觀,非常苦惱,這樣的身體還怎麼樣堅持下去?每當這時我總在問自己:別人活得自由自在,而我為甚麼活的這麼苦呢?而且這個苦總是在伴隨著我,擺脫不掉、左右不了,想做的一切事都力不從心,真有一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味道。醫生給我診斷為肺結核,一週後,我又去醫院檢查,這時醫生告訴我:「你的肺結核鈣化了,鈣化的挺好。」我問甚麼時候鈣化的,他說已經很長時間了,我覺得特別奇怪,這不矛盾嗎?剛剛診斷為肺結核,一週時間又說已經鈣化了很長時間,那我到底是甚麼時候得的?又是甚麼時候好的?到底有沒有此病?這不是很怪的事嗎?回想以往給我羅列的那些病,醫院自己又都推翻了,而我自己的確經常病得起不來,我到底是怎麼回事也成了一個謎。從那時起,我對醫院都產生了懷疑,認為他們看不明白我,還會隨便給我扣帽子,說戴上就戴上,說摘掉就摘掉,從小到大這麼折騰,真夠煩的,醫院也不過如此,沒意思,我想以後不到萬不得已我再也不去醫院了。工農兵大學學制是三年,還好,多一年也學不了了,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畢業的漸漸鄰近,覺得自己可能該處朋友了,同班有一個同學喜歡我,但看到我身體這樣,最後還是含淚告訴我:「我實在沒有能力使你健康起來。」經人介紹,我認識了一個我的上屆同學,他已經分到我的老家地區黨校工作,沒接觸幾日,他就從家鄉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你的身體不好,我父母不同意,我不能讓你像我嫂子一樣死去。」他的嫂子年紀不大就病死了。我看到這種不懂禮貌而傷人的信後,很傷心,把這封信寄到了我的家裏,我父母看後也為我難過。婚姻問題的種種不順和給我心靈上的刺激,我下決心先放下找朋友的想法。三年的學習生活就要結束了,我的努力學習與為人得到了同學們的好評,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同學送給我的發自內心的幾句話,說我:「心地善良、意志堅強、生死不怕就是有點膽小。」他的評價好像有點矛盾,但我還認為評價中很貼切地表述了我內在的東西,尤其最後一個弱點,他說的是對的,我膽子小,不願去幹那些出頭露面的事,只願自己默默地做。

畢業分配了,開始把我分到齊齊哈爾師範學院任教,後改派到哈爾濱郵電專科學校任教,被走後門的同學把我的名額搶去後,我被推到了黑龍江省人事廳,人事廳最後把我分配到了哈爾濱體育學院馬列教研室任哲學教師。體育學院是剛剛組建時間不長的學校,專業教師都是各大體育院校畢業的或留校的大學生,我剛到學院人事處去報到的時候,人事處長是一個老太太,她上下打量我好半天,然後很不高興地跟我說:「你是新畢業分來的?」我說:「是啊!」她說:「我怎麼沒聽說?你的身體不適合在體育學院工作。」我說:「我是由省人事廳分來的,你可以打電話問,我是來教課的,又不是來搞體育的。」她不吱聲了,拿起電話問人事廳確有此人分過來。她還是不高興地難為我說:「學校沒地方住,你自己找地方住。」我說:「行,我自己解決。」後來我知道她當時介紹的那個人沒來成,省廳把我分來了,她當然不高興。這樣我便正式地走上了工作崗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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