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法會︱艱難歲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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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九七年,我陪著女兒第一次聽師父在濟南講法的錄音。在聽第一講時,我看見有個白色大電風扇在頭頂上轉,上面卻有個像龍捲風一樣的風柱子,也不知道是甚麼,也沒太在意。聽完九講,就記住了法輪功是讓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鄰居煉法輪功,她說我看到的那個大風扇就是法輪,說我根基好,讓我好好學。這樣,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學法點和煉功點,正式走入法輪大法修煉。

我當時在一個企業中學裏教書,除本校的教學工作,還在市裏三個大學兼職,特別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贏得了同事和學生的認同。

晨煉時,早上起床費勁,神奇的是每到四點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氣管就溫和的「當、當、當」響起來,再不起,臥室的門就發出「銧!銧!銧」的響聲,像有人踹門,我就嚇的一下坐起來,再打電話給提錄音機的輔導員。那以後,即使在流離失所時,早晨每天都有木魚聲響起,我知道是師父在提醒我起來煉功呢,師父時時在弟子身邊啊!

學法兩個月時我出了一次車禍,醫生在我的頭部右側縫了四針,鎖骨骨折。不到一個月全好了,沒影響工作。

患嚴重類風濕、全身肌肉萎縮不能動已瀕臨死亡的女兒聽了師父的講法後活了下來,恢復了部份行動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邪惡集團對法輪功及億萬大法修煉者的迫害開始了,當晚我去省政府上訪,包的出租車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來。我被帶到公安局。中共對師父和大法的謠言抹黑使我痛徹心扉。我深知,邪黨行惡無底線,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煉大法,就感到無邊悲涼,覺著活著再沒有意義了,由此體會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這是我第一次被綁架時的感受。

我前後遭六次綁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離失所四年,從沒說過一個不煉的「不」字。在艱難歲月中,作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們不斷的喚醒著眾生的善念,即使面對來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們還是給他們講述大法的美好,同時也見證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聽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綁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們切磋去北京證實法的事,我們十八人遭綁架。在派出所,有個面目兇惡、一直在罵人的警察逼我們簽所謂「保證書」,兩位同修因拒簽,臉被打得又紅又腫。我拿過紙寫上:「我不寫保證書。」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長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進門他就開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這些,流著淚對他說:「你去我學校問問,我是個甚麼樣的老師,你知道我為甚麼煉法輪功嗎?」我接著說:「我女兒在讀大學時,得了家族的遺傳病,我花盡所有的錢,找盡中國國內名醫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這時有人給我們介紹法輪功,結果煉法輪功煉好了。」

此時他一聲沒吭,最後如實的記錄下我說的。但我還是被他送進看守所,只是路上沒給我戴手銬。

到看守所第二天,來了一大批警察審訊我,讓我寫所謂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我就說:「我不管是誰不讓煉法輪功,也不管江(惡首)說法輪功是甚麼,我就是要堅持煉。」警察笑了,說:「你不寫保證了,你寫心得體會吧。」我把我為甚麼煉法輪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兒的受益等等都寫了。他看了說:「你這是給法輪功歌功頌德啊!」拿著我寫的體會笑著走了。

兩個月後,我第三次被綁架。那次是A縣警察幹的。當時我正在和兼職大學的畢業生照畢業像,綁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過他們縣的一個同修家待了五分鐘。他們非法抄了我的家。當時我家裏有一份寫給中共惡黨的萬言書,內容全是講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們問我修煉法輪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講了萬言書裏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點,他們還是把我送進了當地看守所。路上辦案警察說,以前聽說大法好,不知怎麼好,聽你這麼一說,才明白法輪功的確是真好。

關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沒有任何人來提審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兒一人在家,我就問一警察我女兒怎麼樣了?開車的那個小警察把手裏的東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聲說:「別問我!」

辦案的警察後來對我說:「那天你女兒哭的很慘,說,叫你們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們年齡差不多,你們給我留本《轉法輪》吧!」我問:「留了嗎?」他說:「留了。」

當時北京正開「兩會」,我們徵集了簽名要求正確處理法輪功問題,計劃將簽名送「兩會」。簽名表格是我設計製作的。我將剩餘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間夾著。我回來後,發現有人把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這說明他們抄家時發現了表格,但沒拿走。

在日後因為營救一同修,我又見到了那個開車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說:「謝謝!」他立刻明白了,說:「我沒看見。」

關在看守所裏時,一位送飯的人認識我,她從小窗戶發現了我,喊:「某老師,是你呀!」從此每頓飯送來的都是兩個炒菜和許多饅頭。這些飯菜當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來後,我買了件衣服給這位送飯的人表示謝意。

第四次被綁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間。北京的同修借給我們兩處房子,我們當地來了很多同修,從一日起,在天安門廣場拉橫幅,我和警察面對面,但沒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責任的呢,還有同修要陸陸續續來北京,需要我幫助安排各種事項。全國各地來的學員很多,買不到車票、飛機票,就租大客車來、走著來,十月六日,達到高峰。

天安門到處都是拉橫幅、喊「法輪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歲的老人,下到由年輕媽媽抱在懷裏的嬰兒。警察和便衣東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氣。十幾個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維柯車上拽,我不上,他們把我拽倒,一頓亂棒子,把我頭打的有一個半頭大,肩、臀部都大面積瘀血變黑,奇怪,就是不覺的疼。

他們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門派出所,後又推上車不知往甚麼地方送。我們打開車窗,把「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拉到車窗外。車上的武警不讓,還要打人。我們幾個人抓住他的雙手說:「孩子,你不能這樣,法輪大法好,全國上億人煉,中央不讓煉,我們是和平上訪,沒有錯,憲法規定信仰自由,我們是合法的,這點你要清楚。我們都這把年紀了,相當於你的長輩年齡,你不能對我們動手。」聽我們一說,那些當兵的都一動不動的站那了。最後,把我們拉到門頭溝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記得為甚麼事要出去,站崗的士兵說:「阿姨,你要說你是哪的,不說的話就都會被拉走,拉到可遠、可遠的地方去了。」幾年後知道了惡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門頭溝公安局那個站崗的士兵說的那句話。

二、幾位好領導、一群好同事

我們校長是個年輕的男校長。按例每學期開學時要召開全校大會。第三次我被綁架回來後,校長提前找我說:「得提一下你(修煉法輪功)的事。」大會結束時,他只說了一句「某老師因煉法輪功被抓了」,沒作任何評論。

我第三次被綁架時,校長在警察來之前,把我辦公室門撬開,把《轉法輪》拿走了。之後,校長帶學校幾個領導去A地要人,和警察說:我們老師很好,學校領導和老師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帶回去吧。警察不答應。校長說,哪天放,給我打電話,我來接。他還給了我一百元錢買生活用品。

我從A地轉到本地看守所,又被關押了半個月,回來上班後,他把《轉法輪》還給我,安排我在書記辦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掃一掃地,打一壺開水,然後書記說:愛幹啥幹啥去吧。書記和校長從沒難為過我。

暑假之後,該校長從我們企業中學榮調到一個重點中學任校長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長,我在北京天安門打條幅證實法輪大法好,被綁架,學校派後勤主任和廠裏公安處一個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國保大隊副隊長和我單位要錢,說接我打出租車花了三百元。我和單位後勤主任說,我是乘地鐵回來的,沒坐出租車,我沒花過任何人一分錢,你不要給他們。主任說:「我告訴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給啥,校長早就這樣交待了。」

從北京回來已經晚上八點多,那天挺冷的,好幾位同事在出站口等著我,說怕他們把我送到別處就見不著我了。先到單位,公安處二十個警察都等候著呢,公安處處長送我去審訊室,交待審問的警察:「不准審,某老師怎麼說,你怎麼記錄。」後來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從審訊室下樓一看,我們學校新調來的校長、書記都來了,他們請保衛處所有人吃飯。那時規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費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擔,而我們校長把這次所有的費用都報銷了,連我的車費都報銷了,她說算我出差。

後來,聽市國保大隊長說:「你還沒到家,你們校長就打電話要人,每次都打電話,並一再強調,不能打人。別的單位一聽員工進京就開除,我就奇怪了,你們單位回回來保你。」

後來這個女校長升任大廠勞資處處長,是我們當時全廠最高級別的女領導。

二零零五年,我去單位要工資,單位又換了校長,是位男校長。他把我流離失所三十九個月的工資都發給了我。學校直屬的上級部門讓學校只發給我一點工資就行,廠書記、組織部長、學校校長、書記開會研究,決定給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資。升任勞資處處長的那位女校長給學校書記打電話:「某老師的工資都裝袋了,還非差那一點啊?」書記說:「你說了算,你說了算。」當時上班請病假,還只開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資呢。可我的工資一分不差的全都給我。

後來那位女校長跟我提起來一件我倆之間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給我捎回來一件真絲襯衣,我當時一穿小了,而她剛畢業分到我們單位,我就轉賣給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後也小了。那時真絲襯衣挺貴的,她剛工作,買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讓她拿回來,把錢退給了她。我忘了,她記住了。善能喚醒善。

三、要幫忙的學生們

第四次來北京綁架我的警察我不認識,但他說,他來時,他的同事某某告訴他說我是他的老師。這個警察說:「那我也把你當老師對待。」一直對我很客氣。當時有一個同修是位女記者,懷孕三個多月了,還被惡警灌涼水。我就找他說這事,他趕緊找人溝通,過了一會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從北京回來,被關進看守所。市國保大隊長問我三個問題,一、煉不煉法輪功了;二、法輪功是不是反動組織;三、法輪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遠煉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說:判你三年,我給你減一年。我說:這不可能!

回監室,牢頭說:你絕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關押進看守所後,就給負責的獄警、牢頭和犯罪嫌疑人講真相。負責的獄警有心臟病,過後他告訴我說他看《轉法輪》了。牢頭也幫助我,有的還成為朋友,出來後,還找我幫忙辦事。

我絕食第二天早晨吐血,還吐出很多黑綠色的東西。牢頭趕緊喊:「老某吐血了!」獄醫、所長、獄警一大幫衝進室內,正好當時我頭上在天安門被打的傷還在,就把我送公安醫院去了。

很巧,這個醫院那時就設在我們工廠內,後勤主任、CT室主任,還有醫生等等都是我的學生。一看見我,都跑過來要背我,其實我啥事也沒有。

在我所住的病房裏,有一個青年男子在我床邊站了三、四天,因為當時人多沒注意,最後他問我:「老師,你認識我嗎?」他說了名,我才想起來他也是我的學生。他上學時愛打架鬥毆,現在是一個黑社會頭子的跟班。那個黑社會頭子吸毒嚴重,在公安醫院戒毒,他跟來給那個頭子跑腿。他說:「老師,好幾天了不敢跟你說話。老師有甚麼事要我幫的嗎?」我的心裏五味俱全,說:「老師沒事,謝謝!」我真希望自己的學生學好啊。

後來公安醫院來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個大屋裏,由醫院的警衛隊看著。我曾給警衛隊上過課,警衛隊所有人,從隊長到燒鍋爐的都是我的學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動隨便,來人看望,送東西,打開水等,都開綠燈。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頭子來了,背著手,一臉惡相,嘴裏惡言惡語。他身後跟著一個男青年。我一看這不是我在大學裏教的學生嗎?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頭趕緊過來,一看是我,說:「老師是你呀!」我說:「想把老師送哪去?」他說:「老師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後,沒寫任何所謂「保證」,我回家了。後來也從沒聽有人說過這個學生做甚麼壞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長

第五次被綁架,我絕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綁架是因為插播真相事件牽扯到我,我流離失所兩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綁架回來。當時安全局的車在我家樓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進我家對門的房子裏,我家被安上竊聽器,聽說還懸賞五萬元抓我,並抓了我女兒(同修)和不修煉的丈夫,正在讀大學的兒子被勒令回家了。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來的警察頭子Q是師父在部隊時的同事。Q之前是一個公安分局副局長。他積極參與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結果:八個分局局長的升遷機會他都落選。他非但沒爬上去,還被弄到市國保大隊支隊當了個副隊長。

我求師父:師父,Q如果和師父有緣,請您讓Q做點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審理我的時候我甚麼都不說,我問Q:「我的事在哪解決?」他說:「當然在家裏解決。」Q拿出車票說:「票都買好了,要趕車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讓我們走了。我打工單位是租的辦公樓。辦公樓的經理開車送我們去火車站,他一個勁的說:「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時都按照法的標準做人、工作。回來後辦案警察都說:「北京的那些人都說你好。」

返家途中,我問Q:「你的戰友知道你所做的嗎?」他說知道,你們法輪功的人都寫了。我說:「你這不是落井下石嗎?一旦相逢時,你怎麼面對你的戰友?」他嘆口氣,沒說甚麼。

我說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說,我是老三屆學生,文化大革命時我十五歲。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叫關敏被揪鬥,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彎腰,我不忍心看老師被批鬥,可我的一個男同學上台去按老師的頭,回來說關敏滿頭涼汗,我立刻呵斥這個男同學,不允許他再去幹這種事。

關老師是個好老師,我上學和關老師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沖下來,路成河溝子了。我們過不去,關老師把他的自行車放倒墊路,讓我們踩著他的車子過去。我十八歲畢業了,參加工作組,正好去了關老師家鄉。當時關老師在家養病,我當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淚了。而那個上台按老師頭的男同學不到四十歲就腦梗臥床了。

再後來,我教學,又分到關老師所在地。再後來關老師平反了,不當老師了,當了教委主任。再後來,我結婚了。我丈夫在現在的城市當兵,我們兩地分居,關老師知道了,問了我丈夫的駐地,說他以前的國高同學在這個市當市長,並主管教育。他給早已沒聯繫的市長同學寫封信,並蓋了他的圖章,讓我郵寄出去。一個月後,我被調到這個城市。我是農村教師,調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師有八個孩子,他一個都不管,而且有一個孩子有病,他都沒給辦。當年我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為老師說了一句公道話,我的那點善行,得到這樣的回報。

Q受觸動了,沉思一下說:「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幫你。」後來聽說Q再也不參與迫害法輪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幫忙化解一下。後來Q以有病的名義不上班了。

那天我們在火車站下車時,警察如臨大敵,說從北京抓回一個法輪功「大頭」,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長握手,然後我走到國保大隊長跟前和他握手。他們把我關到市局審訊室。一幫人馬審了四天,最後念記錄,大家包括我都樂了,沒有一條是對他們有用的。於是把我送進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關在女監室,丈夫被關在男監室,女兒被關在派出所的鐵籠子裏。我對師父說:「師父,弟子沒做錯,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該做的,我不應該承受這種迫害。」然後心就平靜下來,心裏輕鬆了。

半個月後,Q來接我出去了。我所在地區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結果他們的車到,我正好坐車離開。兒子也沒事,回學校上課去了;女兒回家了。只有丈夫還在看守所。國保就想對他非法判刑。在所謂「三長會」上,國保大隊長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個人在牆角坐著說:「這個人不夠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來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四十多天就回家了。當時沒人敢為法輪功說話的。後來市國保大隊長問我找誰了?說這個人好像是檢察院的,以前沒見過他,以後也沒見過,他特意找這個人,也沒找到。他納悶:那是誰呢?而我根本沒找過任何人。

誰能不說佛法無邊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遷居外地。無論是警察,還是甚麼人,我從來沒把他們當作敵人。艱難歲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聽我講清真相後得救了,有的還沒有機會給他們講真相。寫出此文,希望家鄉的同修能有機會給他們講清大法真相,讓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後用師父的詩句與同修共勉:「我們來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們大法子弟 救度眾生是我們生命的目地」[1]。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五》〈傳遞〉

(明慧網第十六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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