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主嶺市曲亞平遭八年冤獄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導）吉林省公主嶺市五十四歲的曲亞平，修煉法輪功後所有疾病都好了！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河北派出所警察入室綁架，被非法判刑八年，在吉林省女子監獄遭受酷刑死人床、抻、吊、辱罵、強制洗腦、奴役等種種折磨，二零一五年結束冤獄，面對的是破裂的家，又被單位開除了，如今靠在外打工生活。

下面是曲亞平訴述她的遭遇：

我叫曲亞平，今年五十四歲，曾是公主嶺市林業局下屬林場的一名員工，以前身體有很多病：血管神經性頭痛、胃炎、腰椎骨質增生，腎盂腎炎、婦科病等多種靠藥物沒治好的病。二零零三年開始真正修煉法輪大法，才一個多月的時間，所有疾病都好了！大法不但讓我變成健康的人，同時「真、善、忍的法理也淨化了我的心靈！使我心態變的平和，心胸寬廣、善待他人。

由於中共江澤民流氓集團對法輪大法的栽贓、污衊、造謠，因此使很多人都不了解大法的美好和殊勝。所以我用自己修煉法輪大法後身心的變化，講大法與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被警察跟蹤、監視。

被入室綁架、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公主嶺市河北派出所警察在所長秦劍波、副所長王海波帶領下，在樓道裏拉開了我家的電閘，在我兒子出去查看時，這些警察蜂擁而入，王海波和姓魏的警察衝進來將我雙手反擰，按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其他的警察衝進我的臥室，將臥室翻的一片狼藉，他們穿著鞋踩在床上、被子上，床板都被掀起，翻了一遍。把所有大法的經書，師父的法像、光盤、磁帶、Mp3、電子書、電腦、刻錄機、VCD、兩個衛星接收器、還有一些現金都被搶走。我後來聽說是為了迎接北京奧運會，吉林全省統一對大法學員的綁架行動。那一次吉林省有數百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當天晚上，我被非法關進公主嶺市看守所。當時在那裏被非法關押的還有幾名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我拒穿囚服，被警察三番五次的強迫穿，但都沒達到他們的目的。一天晚上因為煉功被值班的警察宮平污言穢語罵了近半個小時，把其他監舍的人都罵醒了。煉完功，我問他：「警察的職責是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的安全的，你怎麼能罵人呢？」他兇狠地說：「我願意罵就罵你們，誰能把我怎麼樣！」

二零零八年六月份，我和一起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張麗華一起被非法開庭。在法庭門口，國保警察、便衣林立，幾台攝像機，照相機同時拍攝，社區、街道、很多人被叫來旁聽，如臨大敵。

在庭上，我問法官：「刑法上哪一條把法輪功定為了×教？」法官說不出甚麼，只說：「刑法三百條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我說：「只有在中國法輪功才被迫害。法輪大法弘傳一百多個國家。」法官還未等我說完就喊：「休庭。」我立刻被法警粗魯的推上了警車。在那些不明真相的參與迫害的公檢法人的眼裏，對法輪功學員可以為所欲為，開庭只是走一下過場而已。

一個月後，我接到了對我枉判八年的判決書。我上訴到四平中級法院，在當時的迫害環境下，結果還是維持原判。家人也曾找過律師，可沒有人敢為我辯護。

在監獄遭酷刑折磨：死人床、抻、吊……

在看守所非法關押半年後，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和一起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耿萬英、張麗華一同被送到吉林省女子監獄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監區──所謂「教育監區」（現在的八監區），當時的「教育監區」有四個區隊，每個區隊都有幾十名法輪功學員。我被分到一區隊。當時的教育監區的監區長是張淑玲，主管洗腦法輪功學員的是副監區長倪笑虹；一區隊的隊長是董佳文。

送到監獄的第二天，幾名獄警帶著由包夾看管的我們幾十名法輪功學員去監獄裏的醫院抽血、化驗，回到監舍，猶大幫教輪番說教，讓我們放棄信仰。我不轉化，這些人就逼著我看污衊大法的電視，坐在不到一尺高的小凳子上，雙手放在膝蓋上，目視前方、不得閉眼睛，腰挺直，甚至只許坐凳子的一角，不許動一下，如果坐姿稍有變化，包夾就會呵斥、打罵。很多法輪功學員因為這種坐姿折磨，致使臀部化膿，很長時間都不痊癒。因為不轉化，包夾猶大就會用惡毒、污穢的語言辱罵，我也被包夾踢過、罵過。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因不堪受辱撞牆，被刑事犯托架到三樓（專門對法輪功學員施酷刑、強制轉化的樓層）。管事的刑事犯史傳霞、楊惠（長春人）在監區副區長倪笑虹、獄警董佳文的授意下，將我綁到「死人床」。這種酷刑被稱為「上繩」，是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抻」刑。每天二十四小時被綁到床上，將手腳分別用布繩吊繫在床欄的四個角上，繫的是手銬扣，稍稍一動繩子就會越勒越緊，甚至勒進肉裏，非常痛苦！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當天晚上，我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疼得渾身顫抖！汗水把棉衣、棉褲都浸透了。一夜之間就被折磨的脫了像。當時有一個包夾刑事犯王立新（吉林市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手段非常狠毒。被她包夾的法輪功學員都帶著傷。她雖然不包夾我，也參與了對我的迫害，她是在我隔壁監舍的包夾，我後來才知道她當時正在迫害法輪功學員竇麗娜，一年多以後竇麗娜的手腕、腳踝處都還留有深深的疤痕。我的腳踝處也被勒的暗黑、萎縮、麻木，在下了「死人床」以後的近一年多才恢復了正常。

即使我被綁在床上，她們也要在每天五點到晚上十一點鐘之間播放誹謗、污衊師父和大法的光盤。由包夾看著不許閉眼睛。不想吃飯，包夾鄧雯文（遼寧人）就把饅頭撕開不停的往我的嘴裏塞，由於手腳被綁在床欄上，仰倒在床板上，食物很多很難下咽，鄧雯文就用大塊的饅頭硬往我的嘴裏塞，還大聲的咒罵。我的身心就這樣遭受著極度的摧殘。

有一天晚上，包夾鄧雯文、李欣欣（遼源人）、房小丹（吉林市人）、李建立（公主嶺市人）、劉豔秋、郝豔（通化市人）把我的手腳吊高，並用抹布把我的嘴堵上，當時繩子幾乎勒進腳踝手腕，由於冬天屋裏很冷，我的鼻子也不通氣，不能呼吸，她們看我幾乎快要窒息了，才把抹布掏出來，並很兇狠的說：「我們怎麼收拾你們法輪功都沒事，監獄有死亡名額。」

在這樣的酷刑中，我熬過了近兩個月。在這期間的十二月份，我的姐姐、弟弟、弟媳從家鄉幾次到監獄看我，都不讓見。後來弟弟托人找了監獄接見室的一名警察，花了一千塊錢，才讓他們見我。當時姐姐、弟弟和弟媳看見步履蹣跚被包夾攙扶進接見室的我、骨瘦如柴、面容憔悴。從不輕易流淚的弟弟和姐姐、弟媳都忍不住哭了，不住的叮囑我保重身體。

在我精神和肉體在迫害中痛苦達到極限時，被強迫轉化，這真是對人的靈魂和本性的扼殺。二零零九年一月份，我被轉到四樓，每天早上五天到晚上十點，十幾小時都在包夾和幫教的嚴密看管和強迫下被迫看造謠和污衊大法的光盤資料，每天猶如文化大革命似的寫認識、寫思想彙報，如果達不到倪笑虹和猶大幫教認定的標準，輕則重寫；重則她們會用你轉化的不徹底，重施酷刑轉化。

刑事犯包夾為了達到讓法輪功學員轉化的目的，採取的手段陰毒至極。她們把師父的照片貼在凳子上、地面上，任人踩坐。我所知道的刑事犯馬岩（長春人）、許欣梅（松原人）、宋豔輝（長春人）都做過這樣的惡事。當時在吉林省女子監獄這樣的惡行每天都在發生著。

這些刑事犯之所以竭盡全力、手段殘忍，是與監獄對法輪功迫害的形式分不開的，因為她們改造的考核積分與法輪功學員的轉化率掛鉤，所以當時在吉林女子監獄被迫害致殘、致死、致傷、精神失常的法輪功學員就有多人。而這些迫害都是在監獄長、監區長及獄警的縱容、准許下發生的。而造成這一切迫害的罪魁禍首是江澤民。

被非法勞役　迫害進醫院

經歷近九個月的強制酷刑轉化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當時的教育監區又擴大了服裝車間。當時我們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出工，白天在車間強迫勞役做服裝。晚上出工前五點到六點，晚上收工後七點到九點都要「上課」，強迫看誹謗、污衊師父和大法的電視、光盤。還要定時寫幫教留的所謂「作業」、「思想彙報」。無論是在車間還是在監舍，法輪功學員之間一律不允許說話，一切言行都要在包夾的監視下進行，如有違逆，輕則回轉化班強制洗腦，重則實施酷刑重新轉化。

當時主管生產車間的副監區長於麗紅對待法輪功學員非常兇惡。有時還動手打學員。有一次中午吃飯時我去晚了兩分鐘，她沒讓我吃飯。在車間中午是沒有休息時間的，吃過飯立刻就得幹活。晚一點如果被於麗紅看到就會被呵斥。每天上廁所的時間都是定時定點。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於長時間的超負荷勞役和精神壓力，我的身體出現了嚴重的貧血狀態。正常人的血色素是12，我的學色素只有4，監獄醫院的醫生以為出現了誤差，又重新採血做了化驗。這樣的身體還要在車間幹活，上到二樓都要歇一歇，隨時都有暈倒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住進了監獄的醫院。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也沒見好轉，後來去了監獄外面的省醫院。當時省醫院的醫生給我檢查時問我：「你犯的啥事呀？身體這樣。」還沒等我回答，當時在場的獄警莎莉趕緊道：「別說！」沙莉當時是教育監區一區的獄警，她和倪笑虹都對法輪功學員很邪惡。莎莉不讓人知道我是煉法輪功才被綁架的，就更加證明了江澤民發起的這場迫害是多麼的邪惡與見不得光。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吉林省女子監獄從黑嘴子搬到了蘭家鎮。我和五十多名在車間幹活的法輪功學員一道被分到了六監區，六監區的監區長曹洪曾任教育監區的監區長，迫害法輪功學員非常邪惡。是司法部轉化法輪功學員的骨幹。據她自己說她曾去遼寧女子監獄轉化過某某某。吉林省女子監獄的迫害手段都是曹洪與監獄長武澤雲開創的，全國很多的監獄也吸取了吉林女子監獄對法輪大法學員轉化迫害手段。

在六監區雖然沒有在教育監區的強制轉化洗腦，但勞動強度與勞動量都很大。對大法學員的迫害形式雖然不一樣了，但目的是一樣的。法輪功學員還是備受歧視，如果曹洪發現哪個法輪功學員沒轉化好，這個學員就會調回教育監區重新轉化洗腦。在車間被迫勞役是沒有勞動保護的，夏天時滿身滿頭的纖維毛與汗水粘在臉上、身上，刺癢無比；纖維毛與灰塵在空氣中飛舞；手指被化纖染料刺激的開裂、脫皮。不小心手就會被縫紉機的機針穿透。

就這樣我在吉林省女子監獄這種強制轉化和超負荷的勞役中，被迫害了六年半的時間。

被單位開除　家人受傷害　家庭破碎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的家人也承受著極大的精神壓力，遭受著別人的白眼。在綁架我的當天晚上，兒媳都被嚇哭了，我的小孫女才兩個多月，正需要人照顧。當時我兒子找律師都沒有一個律師敢為我辯護。姐姐、弟弟和我兒子每次去監獄看我都要花一天的時間，有時還會見不到我。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結束了七年的冤獄回到家中，面對的是丈夫和別的女人生活了幾年的家，丈夫和我離了婚，我又被單位開除了。沒有經濟收入的我，如今靠在外打工生活。

江澤民發起的這場邪惡迫害，使我失去了工作、家庭。家人害怕我再被迫害，對我修煉法輪功也不支持、有誤解。本來我們很幸福的一家人，卻因為江澤民發起的這場迫害而產生了隔閡。

以上這些都是因為我堅持按「真、善、忍」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的真實經歷，而我所受到的迫害，也只是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