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害家破人亡 河北省保定市李文和控告首惡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文和，男，六十五歲，農民，家住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區（原滿城縣）賢台鄉大辛莊。在江澤民對法輪功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下，曾經全家人被綁架關押，李文和的妻子被迫害致死，兩個兒子被非法勞教。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李文和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起訴首惡江澤民。

李文和在控告書中介紹了全家人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故事：

修煉法輪功做好人得健康

我曾身患多病，單指這個腰間盤突出就折磨的我沒有辦法，打針吃藥，好不過一兩週，有時因為提一桶水或彎一下腰都犯病；到後來就更嚴重了，走一小段路，兩條腿就不聽使喚，而且從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聽醫生說這種病叫椎管狹窄，弄不好就得癱瘓，當時也有做手術治療的，但是我是農民，付不起那麼高昂的醫療費。因為幹不了活，還得治病，經濟更加緊張，大兒子李振興不得不輟學；身體、精神、經濟、家庭，幾乎使我陷於絕望之中。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才煉了法輪功，煉功兩個多月以後，全身的病就都不治而癒了，以前因為有病，四處求醫，附近只要聽說是比較好的醫生，差不多都看過了。家裏大小抽屜裏、桌子上哪兒都是藥，現在好了，從煉法輪功那一天開始到現在，我已經與藥徹底斷交十一年了。

通過修煉大法，我的心胸也變的寬容了。說一件小事，比如在我家拆舊房蓋新房時，原地方拆，原地方蓋，鄰居卻提出不讓留後窗等，若在以前，這是萬難接受的，而今我想我是煉功人，應該按真、善、忍來要求自己，所以沒有和鄰居爭吵，不留窗就不留窗，雖然每年夏季，後間又熱又悶，我們也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我的老伴周文芳病更多，甚麼腎絞疼、婦科病、腰椎、頸椎增生等等，煉法輪功後都好了，而且思想道德也提高了，她曾在自家門前沒人看見的情況下，拾到五十元錢，她想我煉法輪功了，不是我的錢不能要，她就等著，過了好一會兒，看到李登第的老伴走過來，低著頭正在找甚麼，邊走邊喃喃自語：「找不著了，誰拾了，還能給呢？！」周文芳就問她：「嫂子，你丟甚麼了？」她說：「丟錢了！」問：「丟了多少？」她說：「五十塊錢。」當時，老伴就給了她了，若不煉法輪功 ，她是做不到的。

後來，大兒子李振興和二兒子李振寧也相繼開始修煉法輪功。為減少篇幅，就不細述了。所以我們根據自己切身經歷證明法輪大法好。我曾設想：如果全國再有很多人煉功，光醫藥費一項，國家會有多大的受益，而人們思想道德的提升後，對國家帶來的好處那是無法用價值來計算的；如果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那麼毒米、毒油、毒奶粉等等事件還會如此泛濫嗎？江澤民喪失理智的鎮壓，對國家造成多大的破壞，對人民造成多大的傷害，這也有待於高院認真追查的。

遭村幹部威逼、騷擾 全家人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四、五點鐘，本村支部書記李同新帶領賢台鄉人大主席楊宗旗、賢台派出所警察還有一人，突然來到我家強行搜查。我問「你們有搜查證嗎？」鄉人大主席說：「沒有，只是例行檢查。」我問：「你們查甚麼？」答：「查危險品，比如有沒有過年買的鞭炮？」我說：「沒有。」鄉人大主席發怒說：「沒有也得查！」

面對村、鄉和派出所的警察，我沒有辦法，這些人所有地方都找到了，沒有發現甚麼，後來鄉人大主席拿起一張法輪功師父的法像就走，我問「你拿這幹甚麼？你不是查危險品嗎？」當即要回法像，出現僵持，警察命人錄像，被我們制止。我帶著法像走出家門，這時天已經很黑了，這些人撤走了。

之後，村支部書記李同新告訴我，李振寧（我的二兒子）被關押在賢台派出所。晚飯後，我和大兒子李振興找到派出所，敲了好長時間的門，也沒人開，十一點後，來了兩輛汽車，車上都是鄉、村和派出所的警察，我們也進去了，我們看到除少數人外，都帶著濃烈的酒氣，臉色潮紅，原來剛從飯店回來。

這時，村支書對我說：「我和賢台派出所說了很多好話，才把李振寧要回來。」又說「賢台派出所給了裕華路派出所一千塊錢，還請了裕華路派出所一頓飯。」叫我們交錢。過了一會兒，所長盧洪文又重複說了一遍村支書的話，我難以接受這樣的「罰款」，就問了一句「為甚麼賢台派出所和裕華路派出所還有錢的交易？」所長說「你管不著！」就因為這句話，所長不但扇了李振寧兩個嘴巴，還把罰一千改為兩千，派出所一方面關押、威脅和強迫李振寧寫「保證」，一方面要我們交錢，李振寧的舅舅替交了兩千元罰款，扣了電動車，才讓李振寧回家。從十二日到十三日兩天一夜的非法關押時間內，只給了李振寧一頓飯。

回家之後，李振寧講出事情經過，十二日上午，他去保定辦事，電動車就放在蓮池南大街明華電腦城附近，十一點左右該回家了，他去推車，這時突然上來兩個人要強行綁架，李振寧質問他們，他們說「先到派出所再說！」李振寧不從，這時又上來好幾個人，有架胳膊的、有搬腿的、最陰損的是先解褲腰帶，李振寧大喊「你們是土匪流氓！」他們就捂住李振寧的嘴（因為當時大街上人很多。）就這樣強行綁架到裕華路派出所。所長拿著兩張光盤（原來是派出所的便衣發現電動車車筐裏有兩張風雨天地行光盤）開始審問：「這是甚麼？哪兒來的？你要不說實話，扒光了吊起來揍你！」還說：「你小蛋子子，你偷盜搶劫我都不管你，你別沾政治的邊兒，你沾政治的邊兒，馬上勞教你！」還很幼稚的二十二歲的李振寧指責他們違法，並說：「你們抓我，你們得給我賠償損失！」這個所長說：「好！你不是不服嗎！走！」當即把李振寧弄到一間屋裏暴打一頓，回到家時，右眼球還有瘀血。

自從李振寧被綁架之後，我們就算標名掛號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殘酷迫害就降臨到我們頭上了，由於江澤民把法輪功視為階級敵人，命令全國，嚴厲打壓，所以本村支部書記對我們突然改變了態度，有一次，我們老倆口耪花生時，他在地裏威脅數落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沒有和他發生口角，即使他說到「你別看你倆小子，哪個也娶不上媳婦！」時我才問了他一句「怎麼娶不上媳婦？」他說「我村裏不給你開信！」發洩完了才走。其實我們本來是近鄰，又是未出五福的弟兄，他這樣的做法都是因為受了江澤民集團的煽動而發洩出來的仇恨；往後逐步升級。

七月初，村支部書記帶領全村幹部來到我家，逼迫我們寫「保證」，我們覺得，在花生地裏，對我們指責、挖苦，這我們可以忍受，但是叫寫保證、不許我們修煉，這是不能接受的。於是我鄭重的對他說：「我們煉法輪功，保證不做壞事，你還叫我們保證甚麼？」由於他受上面的指使，態度強硬，我被逼無奈反問他：「你給我保證甚麼？你保證不貪污嗎？」他無言以對，我也不願和他鬧僵，又緩和下來對他說：「你貪不貪我不管，我不要你甚麼保證，你也別要我甚麼保證！」到此誰都再也沒說話，沉默了一會兒，幹部們走了，出了我家大門後，他發狠說：「你不是硬啊！你等著！」

七月十三日，支部書記又帶領全村幹部來到我家，進門就厲聲說：「北京辦奧運，要收你們家戶口本、身份證，你要交就交，你要不交，馬上就抓你，檢察院的車就在大隊部門口，你考慮考慮，我們在大隊部等你！」說完就走。我明白，這是因為對上次的談話懷恨在心，故意擺下了這樣一個陣勢，我們若不交，他好像抓我們有理；我們若去交，正好車就在那兒等著，總之是要把我們抓起來。奧運臨近，縣、鄉都有駐村幹部，都受江集團脅迫，都在執行他的命令，所以我們沒有地方說理，萬般無奈，只好鎖上家門，全家出走。

當天我們全家起了一個大早，弄了一車油葵剛到家，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由於我們被逼出走，家裏的油葵被雨淋濕，全爛掉了，地裏還有一畝多，也大部份爛掉，只有一小部份讓我外甥收穫了。我們被逼出走之後，三級幹部立刻派人二十四小時監控我的家，另一方面派多人找遍了我所有的親戚也沒找到，又過了十來天，村幹部們又找到西莊（我老伴周文芳的娘家人）說：「叫他們回來吧！保證甚麼事都沒有！」於是周文芳回到了西莊。當到自己家裏一看，大門開著，外邊門鎖沒有了，連掛鎖的鐵環都沒了，裏邊的大鎖扔在柴堆裏（發現已經被鋸斷了）；再一看，三輪車、小拉車沒有了，玉米播種機、雙鏵犁、合墑器、扳子、管鉗、鐵絲、鐵器、玉米、油菜籽、尿素、二銨、澆地的軟管等等全被偷走了。為甚麼二十四小時監控，我的家會被盜呢？後來我們才聽說，原來江澤民集團下了死命令，哪個地方的人去北京上訪，地方三級幹部免職。所以才逼的這些幹部們做出了土匪強盜的勾當。

周文芳發現家被盜後，去找村幹部，村幹部說找鄉里，找到鄉里，鄉幹部說找派出所，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說找刑警大隊，問刑警大隊在哪兒？派出所說在大冊營。周文芳作為一個農村婦女，家被搶劫，已經十分痛苦，又遭各級推諉冷遇，她心中的痛苦，難以言述，所以再也沒有去找刑警大隊。誰都能清楚是怎麼回事，如此卑鄙拙劣的勾當，也只有在江澤民集團指使下才會幹的出來，雖然沒有去找刑警大隊，但有一次鄉幹部來找我們時，周文芳質問：「二十四小時監控，誰偷了我們的東西？連播種機都偷走了！」那個副鄉長楊萍竟然失口說：「你那播種機是舊的！」一個副鄉長，從未到過我家，她怎麼知道播種機是舊的呢？當時楊萍拿出兩個五百元，說「這是對你們家的照顧。」周文芳不接，就硬塞給了我的外甥，周文芳再次追問，楊萍竟然威脅說「李同新有黑社會！」

地方幹部做出這樣的事情，都是江澤民使他們在犯罪，而這些人卻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知道自己做的是錯事，但又不敢承認，為了掩蓋自己的醜行，反而給我造了很多謠言。無辜受迫害，被搶劫，還遭誹謗。

全家人遭劫持 妻子周文芳被迫害致死

為了讓人們了解真相，八月七日晚，我的大兒子李振興去發真相資料，走到留馬村時，被賢台鄉黨委書記范樹政綁架到賢台派出所，又轉到滿城看守所，又轉到保定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三個月，因不轉化，又加期兩個半月。

當夜，村幹部整夜在我家屋內監控，八日，賢台派出所強行搜查，當搜到八個不足一釐米寬的碎紙片也說成八張傳單，故意羅織罪名，我們被劫持到賢台派出所，夜間隔離審查，九日我和周文芳被劫持到滿城拘留所說是拘留十天，李振寧被劫持到涿州洗腦班，直到殘奧結束。

我和周文芳一到滿城拘留所，先登記，然後收走所有私人物品，還收走褲腰帶，給一條小塑料袋繫腰，我隨身帶的二百多塊錢被沒收。甚麼樣的滿城拘留所呢？前面兩間房是所長居室和辦公室，後面兩間是男女牢房；兩邊是高牆，上邊是鋼筋鐵絲網，中間長約十米、寬約三米的空間，有一個單人廁所。

在拘留所，沒有人身自由，有時還強迫勞動，因為我們全家四口人被劫持到三個地方，我們內心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到第八天，周文芳就病倒了，很像以前醫院未曾確診的腎絞疼症狀，腰疼、肚子疼、嘔吐，拘留所怕擔責任，通知賢台派出所，於是大辛莊村支部書記開車拉我們到滿城縣富康醫院（私立小醫院，地址在西莊，現已無存），草草檢查就回家了。

回到家之後，村幹部放倒了我家上房的梯子，還用兩把鎖鎖住我家大門和小門，不准出入，直到殘奧結束。因為把我們鎖在家裏，周文芳有病也不能及時醫治，耽誤了救治時間，並且每天還經常有人來監視騷擾，又給她增加了很大的痛苦。

李振興被非法勞教一個多月以後，才得到本村書記的口頭通知。於是我們多次到保定勞教所探望並送去秋衣和棉衣，但勞教所始終以不轉化不讓接見，後來周文芳了解到兒子在勞教所被好幾根電棍電、被毒打等酷刑後，再也承受不住，病情更加沉重，在保定市第一醫院搶救；本來通過煉功已經好了的身體，但從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李振寧被綁架及被搜查、到後來被逼迫出走、被搶劫、被拘留、被鎖在家裏不准出入等，一連串各種迫害，使她從精神到身體都受到嚴重的傷害，僅一年多時間，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周文芳就被迫害致死。我本來好端端的一個家，被江澤民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周文芳在被搶救期間，醫院曾兩次出具病危證明，但勞教所都不予理睬，及至周文芳病逝，親友提出讓李振興回家料理喪事，但賢台派出所還要勒索一萬元而作罷，周文芳死未瞑目。周文芳年近古稀的父母老淚縱橫，老母拽著女兒的手聲聲呼喚、聲聲呼喚，見者無不落淚；幾個弟弟哭的死去活來、嘔吐不止；江澤民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我們只是千中萬中之一。

在李振興被非法勞教後，我們多次探視，但勞教所始終不讓接見，萬般無奈，我們開始請律師，在江澤民嚴厲打擊法輪功的恐怖環境中，很多律師不敢接法輪功的案子，即使有人敢接，也知道法輪功學員沒有任何實際犯罪事實，也不敢做無罪辯護，怕吊銷律師資格證。後來找到保定虹橋律師事務所的常皓律師。

十八大期間，惡人又收了李振興的身份證，到當年十月二十八日，列出人名單，包括賢台鄉的、派出所的、大辛莊的十個幹部，以撤職相威脅，監視我和李振興；到二十九日，就不允許李振興上班了，直到兩會結束。後來還要走了我們的手機號碼，監視我們的通訊。幾乎每到開兩會或甚麼敏感日，我們都受到騷擾。

我們只是因為煉法輪功做好人，而沒有任何實際犯罪行為，卻被關押、被拘留、被勞教、被毆打、被迫害的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