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烙刑、鹽水浸泡 石家莊市范慶軍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六日河北省石家莊井陘縣范慶軍向最高檢郵寄訴狀，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

今年四十六歲的范慶軍原就職於石家莊市河北製藥廠（後更名為石藥集團中潤製藥），一九九四年他修煉法輪功後，身心愉悅，長期不癒的關節疾病一掃而光。在工作中不計個人得失，吃苦肯幹，被提升為帶班班長後，連續幾年被評為先進。並無私的將業務技能傳授給新老職工，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可就是這樣一個按真、善、忍做好人，整天樂呵呵，從不大聲說話的憨厚青年卻遭到江氏集團長期的殘酷迫害。

以下是范慶軍自述修煉法輪功受益事實：

一九九四年夏天，當時我在石家莊市原河北製藥廠工作，聽同事說法輪功如何如何好，可以使人心向善，身體健康。於是，我開始煉法輪功了。

修煉後，我為人處事儘量按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去做。我在石家莊上班時，工作中不計個人得失，吃苦肯幹，不久便被提升為帶班班長，後來幾乎每年都被評為先進。得到了同事的認可，受到了領導的器重。

上班期間，自己租房住。幾年來，別人的房租漲了幾漲，而我的房租幾乎未漲，按房東的說法，我這個人比較仁義。

現在我做小生意，師父要求我們做到「公平交易，把心擺正」（《轉法輪》〈第四講 〉）。遇到多找給我錢的，無論多少都一律退回。有一次一個客戶多給了我三百元，當時我很坦然的就退給了她。

修煉法輪功之前，我有嚴重的腿關節炎。上廁所只能半蹲著，剛一入冬就得戴上護膝。修煉後全好了，無病一身輕。工作上盡職盡責，沒有私心，自己的技術經驗、技能也毫無保留的和本班新、老員工共享，這樣工作效率提高了，看到同事們拿到了豐厚的獎金我真替他們高興啊！

以下是范慶軍自述遭江澤民集團迫害事實：

我於二零零零年春天，去北京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上訪。想向政府說句公道話，說說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鑑於當時打壓法輪功的環境極其惡劣，臨行前為了減少上級給單位施加不應有的壓力，我寫了辭職報告並說明原由。去北京後還未進入信訪局就被劫持到石家莊駐京辦事處，後被石家莊建設北大街派出所接回，單位迫於上級壓力，借故與我解除勞動合同，後回到老家井陘縣秀林鎮南張村。

（一）派出所對我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九點三十分左右，井陘縣秀林鎮派出所馬文輝、梁三保、和一名司機在我村治保主任帶領下，敲開我家大門，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不顧我妻子和我的強烈抵制抗議，強行把我綁架到派出所，逼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由於我不配合他們的無理要求，在指導員竇永生的指揮與帶動下，他們輪番使用警棍對我毒打。以致我的臀部與大腿呈紫黑色，當時我幾乎昏倒在地下，臉色煞白，那麼冷的天氣，我臉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落，當時派出所所長田永豐也在旁邊看著。在後來的幾天中我幾乎無法行走，坐臥不安，傷痕很長時間也不褪色。

在那個恐怖的夜晚，我妻子（不煉功）深一腳淺一腳的兩次到派出所要人。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丈夫犯了甚麼法？他們沒有任何合理的答覆就非常粗暴野蠻的把我妻子趕走了。從此，我的家人受到了沉重的心理、精神壓力。每天晚上七點不到就嚇得趕緊插上大門，很怕警察再來。走到街上，看到警察，聽到警笛聲就想起了那個恐怖的夜晚。

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下午，秀林派出所副所長王計紅（音）又帶四五個人闖入我家搜查。當我向他們要搜查證時，王計紅隨即從公文包中抽出一張空白搜查證說：「好，我現在就給你填一張」。就這樣，他們搜走了我們一台價值五百多元的錄音機和幾張傳單及法輪功書籍。隨後把我綁架到派出所開始刑訊逼供。王計紅在辦公室專門搧我耳光，致使我嘴裏吐血，臉腫的都變了形，眼睛充血幾天看不清東西。

在以後的十幾天裏，他們還用木棍打我、上背銬、銬到一棵一摟粗的突出來的樹根上打，所長劉永斌還出招「坐飛機」折磨我──把我摁坐到地上雙腿向前伸直，上身被壓彎與雙腿重疊，雙臂伸直用繩子與兩小腿綁在一起，幾個警察輪番在我背上顛坐，憋的我喘不過氣來並想嘔吐，幾乎昏厥過去。他們想在資料上查找線索，從而進一步對我進行迫害，被我嚴詞拒絕。在長達近二十來天的刑訊逼供，還沒達到他們目的的情況下，縣公安局副局長李忠勇帶領政保科長王喜昌（音），副科長賈惠民親臨督陣。這時，以前沒動過手的警察王國強也動手了，把我打翻在地後，腳穿皮鞋猛跺我的腿。他們的陰謀沒得逞，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把我送到了位於彪村的井陘縣民兵訓練基地洗腦班進行強行轉化。同一天，全縣近三十名大法弟子也被綁架到洗腦班。

（二）洗腦班

在洗腦班，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跑步，白天有時候利用軍訓體罰，在一次軍訓時，由於我身上有傷，在太陽下一曬，我便昏倒在地，身出虛汗。其餘更多時間，則讓我們坐在操場上的土地上，不准隨便亂動。旁邊有各鎮陪教看守。直到晚上十一點才讓睡，一天坐十幾個小時，我的臀部都被磨破了幾層皮。

後來610主任王春書還從縣委黨校調來「幫教」人員，每天給講誹謗大法的內容、放各種栽贓大法的錄像。因我拒絕在造謠本上簽名，政保科副科長賈慧民將我拖到教室外一頓暴打，一寸多粗的木棒都打斷了。

到了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八日這一個月裏，洗腦班把我單獨隔離，晚上不許睡覺，只讓四點到六點在桌子上趴一會兒，期間還威逼、恐嚇、毒打。

到了十一月中旬，各鄉鎮值班陪教不讓我睡覺，採取車輪戰術，由幾名被強制轉化的人輪番對我圍攻，他們一計不成，後又將我年過花甲的老父親誘騙到洗腦班逼我轉化，並逼他自己掏伙食費，在多方的壓力下，我年邁的父親當眾給我下跪，逼我妥協。

（三）徐水縣刑警隊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石家莊租住時，徐水縣刑警隊認為我參與電視插播，從租住處將我綁架至徐水縣刑警隊開始刑訊逼供，用木棍狠敲我的腳踝骨和腳趾頭處，致使我的右腳大拇指指甲流血、黑紫、最後脫落。腳腫的老高，很長時間不消。這些事實，被關押在徐水縣看守所時，當晚值班幹警有體檢記錄。

電刑：他們將手搖電話的兩極分別接在我的手指、腳趾上，將我強行按在一張類似老虎凳的鐵椅子上開始行刑。這種電刑據說比電棍要強百倍。一搖電話，隨著電流通過身體，我就會不由自主的抖動。搖得越快，我抖動的越厲害，並且伴隨著窒息，特別是心跳紊亂，對心臟的傷害特別大。當夜十一點多又將我綁架到徐水縣看守所。

中共酷刑示意圖：電刑

（四）徐水縣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迫強制去裝小火柴盒，期間遭受牢頭百般毒打，頭撞在牆上，右額撞了一個大坑，鮮血直流，後來，我的家人曾兩次給我郵寄共六百元，都被牢頭獄霸幾人買煙抽、買肉吃了。

（五）冀東監獄

1、所謂的「人道主義救援」──野蠻灌食

我是在徐水縣看守所絕食九天的情況下，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被轉到冀東監獄一支隊進行非法關押，進去後就被直接關進了嚴管隊。

因我堅持對法輪大法的信仰，獄方採取了車輪戰術，白天放污衊大法的光盤，且把音量開的很大。每晚派兩名值班幹警對我轉化至半夜，只讓睡四個小時，稍一打盹兩名包夾就往我的眼中抹清涼油。

為抵制這種迫害，我繼續絕食抗議，獄方開始灌食，且美其名曰──「人道主義救援」。

一般灌食分為兩種，鼻飼和口飼，口飼，人的痛苦重，且容易窒息。那些灌食的都是一群犯醫（犯人當的醫生）大部份根本不懂醫術，通過拉關係，走後門調到監獄醫院的，只是簡單的培訓了兩個月，更無醫德可言。

灌食時，三名犯醫，四名包夾齊上陣。帶到室外，把我的上衣脫光，（那個時候已經是北方的十一月了，那幾天還下了一場大雪。）把我強行按在一張靠背椅子上。靠背後上方綁一根橫木，把我的兩個胳膊伸開綁在了橫木上，兩條腿叉開綁在椅子的兩前腿上。一人在椅子背後雙手使勁扳住我的頭，仰面向上不讓我動。用撬口器撬開我的嘴開始插管，因為我長時間沒有進食，乾嘔的很厲害，管子插不進去。氣急敗壞的犯醫使勁撬我的牙，好幾顆牙都被撬的鬆動了，還掉了許多碎牙塊。而此時此刻那個分院帶隊的楊院長一直躲在屋子裏面不露面，任憑幾個犯醫折騰迫害我。這次被折磨了一個月。

2、黑牢房，黑頭套

我第二次被關嚴管隊是在二零零四年夏天，因我拒絕做奴工。那天下午收工後，剛進了監獄大門，我就被兩個嚴管隊的犯人戴上了一個又黑又髒的棉頭套，押著我的胳膊一路狂奔，跑到小號（禁閉室）門口。開始搜身，只聽見亂哄哄的。幾個人把我摁在地上連踹帶打，最危險的是頭套裏面的間隙很小，趴在地上很快我的口鼻給捂嚴了，馬上就窒息。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進小號時，一個犯人擋在門口讓我大聲喊報告。我不喊不進，他們氣急敗壞的搧了我十幾個耳光把我推搡進去。進號後，幾個犯人把我摁在一《監規》前大聲讓我念。這裏是對被關小號人員的一套邪惡程序，先給個下馬威，因我不跪不念，又遭了一頓毒打之後才關了進去。

小號長一點八米左右，寬五十至六十公分，高不到兩米，裏面沒有燈，周圍牆上嚴嚴實實的包了海綿或者泡沫板，防止撞牆。早晚只給兩個小窩窩頭和一小條鹹菜。整個關小號期間，不讓洗臉、刷牙，上廁所也要強行戴著手銬和黑頭套。晚上睡覺時，值班犯人一小時喊我一次，說是怕自殺，這次被關了將近一個月。

3、最苦最累的活──扒鹽

監獄每年在春秋兩季都要扒鹽。扒鹽耙子長近兩米，高約一米，經過滷水一泡足有百來十斤重，兩手拎著耙子來回扒鹽。扒鹽的大部份是中隊挑選的精壯彪形大漢，九中隊主管警察賀曉強為消磨我的意志，讓那兩個扒鹽的做我的包夾，跟他們一同幹活。由於天氣炎熱，我們的衣服整日讓汗水浸透，幾乎沒有乾過。同時人喝的淡水給不夠，幾個人才給一桶水。若滿足一個扒鹽人的淡水需求量一天能喝一大桶水。

4、身體被鹽水長期浸泡

我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份被強制出工，因我不認罪，不幹活，賀曉強就指使當時的包夾戴貴友，李印強和組長張東強，將我強行按在結晶鹽池裏坐著，一泡就是一天，不讓上岸，四月的滷水還是很涼的，因此我落下了關節炎的毛病，經常腰、腿痛。而他們三人都穿著靴子。並且收工後，不讓我洗澡，穿著又潮又硬的滷水衣服將我單獨關在九中隊一間私設的反省室內，除兩包夾外，不准與他人接觸、說話，進行虐待。

5、大施烙刑、曝曬

二零零四年六月份，天氣熱了以後，賀曉強又唆使包夾戴貴友，汪國才將我仰面摁在鹽道上躺著，臉朝直射的太陽曝曬著，不讓戴帽子，一曬就是一天。致使我的視力急劇下降。我要是不從的話，兩包夾說他們就會挨收拾，約一星期以後，賀曉強看我還不幹活，就喪心病狂的指使那倆包夾，六個點數的再加上組長張東強共九人，將我的上衣剝光強行野蠻的摁在經太陽曝曬了一天的苫塑苫用的廢舊鐵滾筒上大施烙刑，嚴重摧殘了我的身心健康。

6、警察指使吸毒犯對我暴打

當時的包夾更換頻繁，同年六月底，賀曉強又唆使包夾戴貴友，陳玉珊又臨時派了一名主要負責行惡的打手張秀生（吸毒犯）在二組五─六磅機房前，由戴貴友，陳玉珊背擰著我的兩個胳膊，張秀生乘機大打出手，搧了我約三十來個耳光，用拳、肘猛擊，用膝蓋猛頂我的兩條大腿五十來下，此時此刻的賀曉強就坐在離我不到百米的三─四磅機房的椅子上蹺著二郎腿，叼著煙捲看熱鬧。因為周圍還有二組十幾個幹活的犯人時不時的向我們這邊觀望，賀曉強為掩人耳目，裝腔作勢的喊了兩聲張秀生的名字，張秀生馬上心領神會，於是三人扭押著我連拉帶拽，連滾帶爬（因為我當時極力反抗這種暴行）將我弄到二組大機房後，繼續暴打，這期間，賀曉強又指使溝東三個點數的（楊志義等）偷偷潛在大機房的牆角，時不時的伸出半拉頭窺探一下。這種慘無人道的暴行足足持續了近一小時。下午收工後，又連續四天三夜不讓我睡覺，讓我坐在廁所旁邊的一個為我特製的長二十釐米，寬十釐米高十釐米的木板上進行坐板體罰。當時九中隊的人都看見了。一連幾天，我的雙腿腫痛，連解大便都蹲不下，眼睛充血，聽力下降，耳鳴。晚上的兩名包夾是王豔新、杜國軍，他們都看不下去了，但是還不得不停的同我說話，很晚才睡，即使這樣，他也讓值夜班的包夾西豔輝，組長張東強時不時的拉扯我一下，不讓我睡實。

經過上述無人性的長期摧殘與折磨，使我這幾年心神憔悴，晚上經常噩夢連連，常被夢魘驚醒，而醒來以後就再也無法入睡。嚴重失眠、神經衰弱、記憶力下降、頭痛、耳鳴、視力減退，再加上腰、腿痛、關節炎，坐了七年冤獄，遭受了七年的迫害，四十歲的我被折磨了一身傷病。

7、可疑的驗血

幾年冤獄中，監獄不定期的給犯人驗血。但是一般犯人都是「犯醫」給驗血，而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有好幾次都是部隊醫院穿白大褂的軍醫單獨給我們驗。當時的包夾還風趣的跟我說：「你們的身體比我們的值錢，不用勞改犯給驗血」。當時只覺得可疑，出獄後，才聽說有大法學員在獄中被活體摘除器官做移植，驗血就是做血型匹配，建立血型數據庫。

出獄後，我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日正式向河北省中級人民檢察院遞交了相同的控告書，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六）對家庭的傷害──七年冤獄，九年離別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迫害中，我經歷了七年冤獄、近一年的非法洗腦拘禁、半年的流離失所以及失去工作時帶來的各方面的壓力……七年冤獄，九年離別，家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1、兒子

那時我的大兒子還小，常被不明真相的人幸災樂禍地惡意嘲諷：「你爸上哪兒去了？……」其實這些人也很可憐，被江氏集團造謠謊言毒害，但是卻在我孩子幼小的心靈上埋下了陰影。

2、父親、妻子

在這九年中，我們的家庭開銷全靠年邁的父親在河灘的空地上刨出兩畝薄田度日。那時我家無半件農用機械，每年秋收都是我父親與妻子用手拉二輪木頭人力車一車一車地將玉米拉回來。兩人再蹬著梯子扛到房上晾曬，曬乾後再把玉米粒半袋半袋扛下房（一個年邁，一個婦女，都扛不動整袋，這些也都不是老人與婦女能幹的活，但是他們卻都在承受著這本不應該有的苦難）。麥收就更難，剛開始還是用鐮刀割麥，割完再想辦法把麥子拉到麥場統一用脫粒機打。打麥時，沒有五六個人根本都無法幹活。我的父親與妻子只好與別人換工，他們先幫別人幹，別人再幫我們幹。期間的艱辛與苦楚──那是用心血、眼淚、汗水鋪出的一條滄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