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個體經營者馮建紅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輪大法的十六年中,長期遭騷擾、監控;她多次被綁架、關押,其中被非法拘禁兩次、關拘留所一次、關看守所兩次、被非法抄家三次;她的姐姐還被非法勞教。
以下是馮建紅敘述自己和家人遭迫害事實:
我叫馮建紅,女,今年四十七歲,一九九九年單位倒閉後自己開了個鞋店。以前我在商業系統工作,單位裏面人與人之間是非多、勾心鬥角,總是覺的不如意、不愉快;在家庭中因我姊妹多,生活條件差、矛盾也多,我時常情緒不好、煩躁,活得稀裏糊塗。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下班回家的路上,路過寧夏銀川市新城電影院門口時看見打著「法輪功義務教功」的條幅,門口還有許多人都在那裏圍觀,聽介紹的人說:法輪功是祛病健身、教人做好人的。我當天就到書店請了一本《轉法輪》。回家後我就開始看。書中講的都是怎樣做人、怎樣做好人的道理,是一本關於修煉的書。我越看越愛看,這本書我再也放不下了。
修煉後,我知道了人為甚麼活著?人活著的意義,人不光是為自己要為別人著想。以前那種悲觀情緒和失落感一掃而光,覺得生活中充滿了陽光,每天都高高興興。那時我父母、我大姐馮建英等家人也都得法了,我們全家人互敬互諒,完全沉浸在得法的喜悅當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突然開始迫害法輪功了。
到北京上訪被綁架關押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我和本地一個同修結伴到北京,想為師父說句公道話。三月四日,在魏公村一個旅館裏,多名寧夏同修半夜被海澱區萬壽寺派出所的警察綁架到萬壽寺派出所拘禁。當時關押在派出所的寧夏法輪功學員有六七個,不分男女關在一間房裏,由警察輪流看守。不長時間後,警察就將所有人分別帶到不同的房間一一審問。我被一個三十多歲的男警察帶到一個房間後,他問了我很多問題,我不回答,他氣得衝過來搧我耳光,我拿手和胳膊擋住了。他又開始踢我,用拳頭在我身上搗了幾拳頭。過了一陣又進來一個警察,他們倆嘀咕了一陣子。先前審問我的那個對我說:我們也不想關你,你就說,你是那個老太太(蔣紅英)帶來的,我們就放你回家。我說:我是看了電視來的,為了給國家領導人、信訪辦說句真話,法輪功是正法!不是電視上演的那樣的。他們沒問到需要的東西就又把我押到大房子裏了。當天幾個同修都挨了打:趙玉虎被警察連踢帶打;蔣紅英被兩個警察用拳頭在身上、頭上一頓亂打;我姐馮建英被警察逼迫蹲馬步、把書捲起來使勁抽打臉部,臉都打腫了。
三月四日我們被押到駐京辦,在駐京辦呆了幾天後被寧夏去的警察押回當地。寧夏的警察讓所有人把身上帶的錢都交給他們了。我們被押到寧夏銀川市新城公安分局後,警察再次對我們進行了審問,並讓掏出身上所有東西他們看了,隨即將我們關押到了銀川市看守所。
在銀川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我被關押在銀川市看守所期間,每天被逼迫幹奴工。看守所從外面用大車拉來殘破的輪胎片之類的,這些膠片裏有尼龍線繩。我們要把裏面的尼龍線繩從膠片裏拽出來,廢膠、線繩再回收,看守所把這活叫撕膠,每天每人分一堆。廢膠裏的線繩和膠粘的非常嚴密,沒有任何工具,就靠手使勁往外拽線繩,經常用牙才能把線拽出來,全身都得用力。
我幹到第二天手上就有勒痕、牙也開始酸疼。有的人大拇指、食指上勒的都是血口子。幹上一天撕膠的活到晚上渾身酸疼,動也不想動,幹不完不讓睡覺。每天十幾個人擠在一個見不上陽光的小房子裏,吃喝拉撒都在這裏,擁擠不堪。晚上擠一個大通鋪,人多時只能側身擠著,根本無法翻身。吃的土豆湯裏的泥沙牙磣、沒有油水,每天中午晚上都是這個。如果誰不願吃土豆湯,可以買麵條吃,但是一碗麵就十塊錢,當時外面的面一碗最貴也就五塊錢。而且裏面商店賣的所有東西都比外面高出好幾倍。
所有被關押的人都要輪流值班,一夜不能睡覺,萬一打盹讓巡邏的警察發現就辱罵、粗暴的踢值班人員所在的監號的門,監號所有的人都被驚醒。值班期間發生意外的事情就讓值班人員承擔責任。每過一段時間就有武警到各監號搜查床鋪、衣物,看守所的女獄警也同時將關押人員逐個搜身。
法輪功學員在裏面的處境就更慘了,不讓煉功、不讓說話、不讓提法輪功。如果不背監規、不穿號服警察就加重迫害。我姐和蔣紅英、水雪芳等人煉功被看守所值班的看見,報告了馬隊長(女)。馬隊長把她們從監號裏叫出來,在走廊裏扇我姐和水雪芳耳光、還用腳踹水雪芳;蔣紅英被戴上了腳鐐;我姐被打了背銬和腳鐐,吃飯、上廁所也不取下來,只能由別人幫忙。我從看守所回家時她已戴了二十多天還沒去掉。
我在看守所關押二十五天後,取保候審回家。此次迫害直到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解除取保候審才結束。
打電話被綁架關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我在銀川市新城公用電話給同修打了個電話,被蹲坑的兩個便衣綁架,當即關押到新城公安分局。李存等三個警察審問了我,我甚麼也沒說。鐵東派出所所長帶人到公安分局又將我帶到了派出所關了一天一夜,期間不讓睡覺,利東國、崔生慧等六七個人輪番審問,我甚麼都不說。隨後我被關到了銀川市看守所。
這次到看守所,還是乾撕膠的活。法輪功學員在裏面還是不讓煉功、不讓互相說話、不讓提法輪功。如果誰不背監規、不穿號服就加重迫害。除了撕膠還有取辣椒籽的活。有時候撕膠手指勒出的血口子還沒長好,剝辣椒時辣椒水滲到傷口處疼的鑽心。
回家以後我家就不得安寧了,派出所、居委會的隔三差五來家騷擾,有時還把我無辜帶到派出所問來問去,有時晚上還到家騷擾,還長期監聽電話、監視居住。鐵東派出所的萬舉才等人還到我家兩次非法抄家。
無辜被綁架拘留
二零零二年過年以前的一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八九點了),剛開門進屋,一看家裏坐著四個警察:新城公安分局的趙銀虎、派出所的周某某等,他們拿著一張紙(是不煉功的保證書)讓我在上面簽字,我不簽。我說:我煉法輪功是為了鍛煉身體做好人又沒違法,我姐說了句公道話現在還在勞教所裏,你們三天兩頭來家騷擾。他們根本不聽我說,還是要讓我簽。我說:我不簽,我又沒害人做壞事,誰好誰壞歷史會檢驗的,共產黨每次搞運動迫害人都是先往這些人身上潑髒水,我們是受迫害的。趙銀虎說:不簽由不得你。我說:你們是希特勒!他們說隨便你怎麼說,不簽就逮走!我說:我不簽!接著我就打算跑出門去,趙銀虎和另一個警察一把抓住我將我拽到警車上。當時我父母和我大姐馮建英(在勞教所)的六歲多的兒子都在。當天把我帶到鐵東派出所,當時還有另外一個法輪功學員也被他們綁架到派出所了。新城公安分局一個姓張的警察來審問我,我不吭聲,他就說:不吭聲就關到拘留所去。我又被警察開車押到拘留所拘留了半個多月。那次因為不簽保證書被綁架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很多,僅關押到拘留所和我在一個監號的就有五個,還有些被關到了看守所。
兩次被非法拘禁
二零零一年年底,鐵東派出所一個叫甚麼健的副所長帶了一個警察和一個居委會的人到我家將我綁架到派出所。那個副所長逼問我還煉不煉?還說:不要和別人來往等等,旁邊還有一個警察在做筆錄。審問完之後,那個副所長讓我簽字,我不簽。他就說:你不簽就把你關到看守所裏!我被拘禁了兩個小時才回家。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我正在店裏(我自己開的鞋店)上班,銀川市「六一零」的王滿、張安忠到店裏強行將我帶到鐵東派出所。隨後王滿、王世元、金鳳區公安分局的孫文戈等五人又帶著我到我家抄家,去的一個人還扛著攝像機到處亂照。把我家翻了個亂七八糟,甚麼也沒翻著,他們不死心再次到鞋店亂翻,還是沒翻著。
家人遭受的迫害
因為我和我姐馮建英多次遭受迫害,而且家中幾次被抄家、長期被監視居住、騷擾,父母精神上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十六年來我父母一直生活在驚恐之中,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結束這種痛苦。我姐被勞教期間,到過年的時候我母親想我姐想的太厲害了就放聲大哭,我們只能坐在旁邊陪著流淚。
我大姐馮建英二零零零年三月初到北京上訪後,被關押在看守所一個多月後,又被非法勞教三年;在勞教所遭戴手銬腳鐐,因在勞教所絕食抗議迫害,又被強行灌食、加教幾個月。我姐修煉前就離婚了,被迫害後,孩子才五歲多,一直由我父母照顧到現在。她從勞教所回家後開始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因鐵東派出所、黃河東路辦事處、銀啤苑居委會的人員長期監視居住、跟蹤、上門騷擾,二零零四年七、八月她不得不另租房子。她在銀川市文化街租住的房子被公安的通過跟蹤孩子查到,又開始頻繁騷擾。二零零五年夏天,警察尾隨我姐的孩子闖進家中非法抄家後,我姐無奈流離失所,孩子不得已交給我和我父母照顧。我姐原來是銀川市新城百貨大樓的會計,二零零零年初遭迫害後,單位被公安施壓,私自解除了勞動合同。多年來沒有收入,生活艱難,十幾年來,她和孩子的生活費用都是靠父母和我接濟的,養老金一直都是我父母給交的。我姐的孩子從五歲後,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很少,幾乎就是姥爺、姥姥帶大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傷害,性格孤僻、不愛和人交往,時常沉默寡言。
十六年來,許多法輪功學員因遭受迫害家破人亡、家散人離的比比皆是。每一個法輪功學員和他們的親人都是苦難深重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惡意報復過迫害我們的人。我奉勸仍參與迫害的公檢法司人員、辦事處、居委會的人員,趕快了解真相,為自己爭取未來!
一九九八年冬天,我喜得大法,我的胃病、月子病等病都好了,我沉浸在無限的喜悅當中,真善忍給我帶來了家庭和睦。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卻發動了對真善忍信眾的殘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年後,楊木鄉派出所所長張宏偉帶四、五個警察非法抄家,抄走洪法條幅和師父法像,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在清河看守所,天天逼我寫悔過書,警察連打帶罵還威脅我,我不寫,警察替我寫了悔過書。為阻止我煉功,進京證實法,十五天後,清河公安局又罰款五百元(給了收據),丈夫為交罰款到處借錢。當時承諾一年後返還,到了一年卻找藉口不給。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清河國保大隊長劉永仁、王桂芬、帶二、三個警察常去家裏騷擾,連八十多歲的姥姥也不放過,劉永仁威脅、恐嚇她:「再煉就抓你!」她老人家由於受他們驚嚇,再加上我媽媽和大姨被非法勞教,媽媽二年,大姨三年,姥姥承受不住這巨大的打擊,臥床二年含冤離世。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在集市上貼「法輪大法好」粘貼,被楊木鄉派出所曾剛、王海民等警察綁架。非法審問時,他們想用電棍電我,我吞了一根釘子(編者註﹕法輪功嚴禁殺生,修煉人不能自殘。常人方法可能起反迫害的作用,但是也可能帶來身體的嚴重傷害)。他們在我身上搜出二十五元現金,買了二盒炒韭菜,警察哄騙我丈夫餵我韭菜,想隨著大便排出釘子後加重迫害,我丈夫沒配合,警察怕擔責任,當天無條件釋放。我被流離失所一個多月後回到家,又被楊木鄉派出所所長張宏偉罰款八百元,要收據他們還不給。
二零零五年二月,法輪功學員翁玉芝進京證實法被綁架,她的常人丈夫說出了法輪功學員張洪達、張文斌和我,鐵嶺國保把我們綁架到清河公安局。每人一個屋連夜逼供,一個四十多歲的不知姓名的圓臉警察一腳把我,一個腿有殘疾的善良婦女踹到牆角,又把我拽回來用鐵槓鈴打我頭部,逼問法輪功學員進京是誰讓去的,真相資料誰給的,他們無故將我和張文斌勞教一年。張洪達被非法勞教二年。
在馬三家勞教所,天天被強制坐小板凳看邪黨電視。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洗漱、上廁所才八分鐘時間。學員之間不能隨便說話,晚上九點後,有時半夜才讓堅定的大法弟子上床睡覺。每天做奴工,剝大蒜,為她們創造效益。做手工燒晴綸線,熏的眼睛腫的老大。有時半夜聽到學員被打的慘叫聲。每週逼我們謗師謗法,我掉到了痛苦的深淵。
鐵嶺清河楊木鄉派出所所長張宏偉、協警曾剛、王海民、還有一個姓張的警察多次上家騷擾、恐嚇、搜書,三次綁架,給家人帶來巨大的傷害。年僅八歲的孩子放學回家找不到媽媽,趴在床上大哭,發高燒,半夜驚叫,丈夫承受不住這壓力天天在家哭,有時沒飯吃就到小賣店賒方便麵。
我的苦難只是億萬大法弟子所承受苦難的冰山一角,我只想做一個好人,實踐「真、善、忍」這個高德大法,卻受到江澤民集團的迫害。在此我呼籲全世界善良的人們幫助我們,共同制止這場邪惡的迫害,維護人間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