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勞教判刑迫害 山東乳山馮夕蘭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明慧網通訊員山東報導）山東省乳山市法輪功學員馮夕蘭，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通過EMS國內標準快遞寄送刑事控告書，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控告前中共頭子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給她帶來巨大苦難。

馮夕蘭十六年來曾被警察綁架十一次，先後被非法勞教三年，判刑九年，並且夫離子散，家破人亡。馮夕蘭也被迫失去工作，過著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

以下是馮夕蘭自述遭迫害經歷：

一、騷擾恐嚇夫離子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當我看到電視上大肆污衊法輪功時，我很吃驚，也感到很大的壓力，覺得是不是弄錯了。二十三日上午我外出辦事回家，見到樓下一男一女，我問他們幹甚麼，他們說：你叫馮夕蘭嗎？我說：是啊。他們說我們就是找你的。他們就跟隨到我家，男的告訴我說他是這一片的片警叫李靜，女的是居委會的。他們就開始告訴我說（大意）法輪功現在已被取締了，你要寫個不煉功的保證。我說電視上宣傳的和真實的法輪功完全不一樣，我就講了些我所了解的法輪功真相。他們說：我們說不過你，反正是上面不讓煉了，就不能煉。後來他們走了，下午他們又來了，又帶來一個人，還是重複那些話。

七月二十三日後的一天（記不清是哪一天，二十七日前），我所居住的威海市環翠區北溝派出所，李靜和一個人去我家說：如果不寫不煉功的保證，今天就帶你走。我說我家裏有客，等中午吃過飯，客人走了再說。他們說等問一問所長。後來他們走了。我趕緊湊合點飯菜給我姐夫和外甥吃了，讓他們趕快回家。送走我姐夫和外甥我從未有過的緊張與害怕，我躺在床上，一動也不想動。下午他們又來敲門，我沒有給他們開門。過了一會兒我丈夫往家打電話，我心裏清楚是他們找到我丈夫，所以我也不接電話。下午三點多鐘，我丈夫被公安、單位的領導所迫，領著公安局、派出所、區政府、居委會、我們兩個單位的領導，局領導一共有近二十人闖進我家，丈夫一進門劈頭蓋臉的就罵了我一通。他們上我家說是做工作，實際上強迫我放棄煉法輪功。

當我說我不放棄時，說要抓我的，笑話我的，甚麼樣的都有。我丈夫說：不說不煉就離婚。當時我真的感覺像是個異類，自己的精神被扼殺，那種感覺真的是生不如死，當時又不知如何做，真的感到是一點出路都沒有了，就說了一句違心的話。其中一人說：不行，沒罵法輪功不行。我說如果讓我罵法輪功，不煉兩個字我也不說。他們還搶走了我兩本法輪功書。他們走後，丈夫很無奈的安慰我說：你該煉還煉。你不說不煉，不讓我上班，不讓兒子上學。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要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丈夫說：你要去就離婚，公安局找單位說讓我回家看好你。領導還說他連個老婆都看不住。

後來我去北京為大法鳴冤，被抓回後被非法勞教三年，丈夫去看守所與我辦了離婚手續。

二零零一年春天，我回到乳山市馮家鎮觀上馮家村我母親家裏，為了生存，我去乳山市一私人領帶廠上班，他們又去我媽家騷擾，問我去哪裏了。我媽就把我去哪上班告訴了他們，他們又到領帶廠去騷擾，告訴廠領導我請假要通知他們。在一起幹活的人都私下議論，用罪犯的眼光看我，給我造成很大的壓力。

二零零二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大約九點，我和我大姐在我媽家裏，乳山市馮家鎮派出所的人闖進我家，直接來到我們窗下，讓我們開門。我說這麼晚了來幹甚麼？他們說：看看你們家有沒有法輪功材料。我說你們趕快走吧，要不我就喊人了。他們不得已才走了。當時我們都受到驚嚇，我姐和我媽好長時間才緩過神來。

二零零三年初秋，我住在我姐婆婆院子的廂房裏，我去上班，乳山市公安局政保科（當時叫政治保衛科）的楊格松等人去騷擾，我回家後，在正房住的鄰居說：大姐呀，你剛走沒五分鐘他們就來了。沒過幾天時間，他們幾個人又去我住的地方騷擾，問我的鄰居有關我的情況。我鄰居沒好氣的說不知道。他們將我的小窗子打開，進去亂翻。他們剛走我回來了。鄰居嚇得趕緊告訴我說：大姐呀，他們又來了，剛走沒有五分鐘。我看看小屋裏翻騰過，心裏感到很大的壓力，感到茫然。因為工作沒了，手裏沒有存款，很難找到一份工作，工資也很少，為了省房租，才住在小平廂裏。這樣折騰騷擾，一點安全感都沒有。沒辦法我只好又重新出去租房子住。

他們找不到我，就去我母親家和哥姐家騷擾，每次去後，我媽、哥、姐他們都受到驚嚇，都想辦法找人通知我，說公安局的又來了，讓我注意些。

二零零五年一月份，乳山市馮家鎮派出所的惡人闖進我媽家中，問我在哪上班，我媽一聽，是派出所的來問這問那，我媽當時就嚇糊塗了。臨走時惡人又對我媽說：到車上看一看有沒有你閨女的東西。我媽以為我讓他們迫害死了，嚇得渾身發軟，兩腿不會走路，癱軟在門口的石頭上。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被迫害後非法判刑九年，因身體被迫害監獄不收，在我快不行了時於二零零七年四月被放回家，回家的第四天乳山市公安局國保隊副隊長王金祿和一個外地口音國保隊警察去我哥家騷擾，我哥嫂告訴不在他們那，去了我三姐家，他們又去我三姐家騷擾，我哥嫂嚇得趕緊打電話告訴我和我三姐。當王金祿進門後，看到另一間房裏有個人，過去就連嚇唬帶呵斥的問，你是誰，你是誰，叫甚麼名字。我姐既害怕又生氣，沒有回答他。一看他以為是我的同修，想抓她。我才說：那是我姐。這時他才收起那副氣勢樣。王金祿又對我三姐說：別讓煉法輪功的上你家來，他們來就把她（指我）的事上網了。我說：你如果做的是好事，上網了你應該感謝我，證明你做的是壞事。

因為很多次騷擾我不在家，所以我也說不清到底多少次。

二、跟蹤、監控

二零零一年回到我母親家裏，威海環翠區的國保隊警察劉傑、劉金虎把我送到乳山市馮家鎮派出所，讓馮家鎮派出所的看著我，派出所通知村裏看著我，當時村裏有個我叫叔的人分管治安，經常去我們家，我跟那個叔說：如果你來我家串門，我歡迎你，如果是誰派你來的，我不希望你來。後來聽我同學還有看我那個人的姨媽都告訴我說：人家都派人看著你，你一定要注意點。

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因坐車查身份證，我被非法抓捕，七天後十月十二日上午，他們有目的的放了我，回到我姐家，下午我去理髮，在我姐家門口，碰到同修的女兒，說了幾句話。我從理髮店出來，看到當時的國保隊長王剛背對著我，在跟一個人交代甚麼，那個人看著我，停在他們身邊的是掛著煙台牌子的桑塔納轎車魯F－13196。後來聽說她女兒和我說話的同修在那幾天也被跟蹤過。

二零零九年冬的一天下午下班，我看到大門口的對面站著一個人，身穿羽絨服戴著頭盔，我一眼認出他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惡人宋向軍，我為了不被迫害，騎摩托車前行拐進一家屬院內，等宋向軍過去後，我往別的方向走，惡人們利用十字路口的監控器，看到了我走的方向，當我走到一市場東頭時，看到宋向軍又在後面跟著，我就轉過頭來迎著宋向軍走去，這時，宋向軍騎向市場的另一邊，我趕上問宋向軍，為甚麼跟蹤我。宋向軍耍賴說，我怎麼不認識你。我說你別裝了，宋向軍又說，啊，是你呀，老馮。你這是去幹甚麼？我說：幹甚麼我不告訴你。這時宋向軍又說：你把車上的東西給我，你就走。我說：我車上的東西為甚麼要給你。他又說：不給我你就不能走。這時，他打電話給當時任國保隊長的王剛，後來商業街派出所去了一輛車，國保隊的於彥也去了，他們把我拖上車，拉到商業街派出所的一個審訊室。

晚上九點多，他們有目的的放了我。因為他們還沒有找到我的住處，就暗中跟蹤我。我幾經周折，擺脫了他們的監控。

於是，警察到我打工的單位，告訴老年大學副所長耿仁祥：如果有人來給馮夕蘭領工資不准給，必須她本人來領，並要立即通知他們。

宋向軍又找到給我找工作的家政公司，威脅家政公司的人，逼著說出通過誰給我找的工作。如果我再去找他們給找工作，就趕快打電話給他，要是誰以後再給我找工作，就封他的門。

二零一一年初春，下班後我去一朋友家辦事，出來後，看到朋友家西邊一排的樓前停一輛可疑的黑色桑塔納轎車，掛著魯B的青島牌子，車上坐著兩個人。我沒有直走，而是順前面的兩排樓從東面繞到他們停車樓前的道路，這時我看到他們的另一輛白色桑塔納車停在朋友樓前的兩排樓中間，車牌是煙台的魯F－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六。當我走入主道路時，宋向軍的車，那輛掛青島牌的桑塔納，正好駛到我前面四、五米遠的距離，宋向軍沒想到我會在那個地方出現，回頭看我，正好與我四目相視。因為前面五、六米遠就是一條三岔路口，又是一個下坡地帶，路面較窄，所以一下坡我就轉頭騎向另一方向，不遠處是一個村子，我在村子裏七拐八拐才擺脫了宋向軍的跟蹤迫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去一位修煉法輪功林敏大姐家，被宋向軍、宋修彬、孫志三惡人把我綁架到商業街派出所，下午五點多，宋向軍以我的摩托車沒有正式發票為由，扣押了我的摩托車，並扣押了我車上的五百三十多元錢。宋向軍等人又有陰謀的放了我。

後來我開了正式發票，去找宋向軍要回我的摩托車，第一次打電話沒打通，第二次他說在濟南開會，要幾天才回來，我找其他人，其他人都說鑰匙在宋向軍手裏。二十多天後，我去要我的摩托車。車要回後，有兩個月我沒騎，等我要騎車時，摩托車的電瓶一點電也沒有，我推到修車的那一試，說電瓶沒電了，充也充不上，就換了一塊電瓶。我當時告訴修車的我的車上有監控器，修車的不相信。新電瓶只用四、五天就沒電了，我去找修車的，修車的以為電瓶質量不好，就給我又換了一塊，四、五天後又沒電了，換了四塊。修車的說你這個車不對，怎麼就像哪兒漏電。我說我把車放這，你好好給找一找問題。等我再去騎車時，我問修車的好了嗎？修車的告訴好了。我問是怎麼回事，修車人說：「我順著線路找到大燈的地方，那裏有個GPS的東西接到線路上，我把線掐斷，你騎著試一試，應該是它的問題。這樣車子再也沒問題了。」這個GPS是宋向軍偷偷安在我車上企圖監控我的。

這是安裝在車上的監控器「GPS自由路」

在我騎車搬家時，我在新租住的房子大門口不遠處，看到宋向軍開著「魯K62000」的黑色桑塔納轎車，那個路段很少有車，路面較窄，小車可以同時對開，兩輛大一點的車還不能對開。當我和宋向軍相遇時，宋向軍急忙低頭看他的車裏面，怕暴露他在跟蹤我。

八月二日，我到一服裝廠上班，我剛去上班，宋向軍等人就跟蹤去了，老闆有些擔心。八月七日，我聽說乳山利群商場招收導購員，我早上七點半就到了利群商場門口，商場八點開門，不一會兒我就看見宋向軍的車停在利群商場對面的悅亨化妝品店門前。開門後，我就到商場詢問一部門經理用不用人，經理告訴說，他們部門暫不用人。這位經理又幫我問一下其它部門用不用人。我從利群商場出來，看見宋向軍在悅亨化妝品店裏面的西南角探著頭，偷偷的看我。我前腳走，宋向軍就到利群的監控室調取監控錄像，通過監控錄像，宋向軍找到那位經理，要那位經理說出怎麼認識我的，並要那位經理提供我的電話號碼。當時那位經理很害怕。本來人家是想做件好事，惡人就是不讓你做好人。

停在悅亨化妝洗滌精品店門口的，右邊那輛黑色桑塔納轎車就是宋向軍開的

後來宋向軍等人經常出現在利群商場和附近。在我的車放在那維修時，有一次我坐公共車上班，宋向軍又賊頭賊腦的開著車跟蹤。摩托車的監控拆掉後，他們又監控我的電話，十月十七日下午二點多，我將手機的電池取下後，他們監控不著我，就到利群商場門口看我甚麼時候去上班。

十月上旬，我因上班路遠，想換個地方住，當我打電話告訴房東後，十月六日下午二點半下班回租住的房子，一看裏面的門有人動過，外面的門是老式的，從中間往上是花格，正好也沒紗網，手可以伸進去，裏面的門鎖壞了。七日晚上近十點我回家發現外面的門有人開過，因為我每次出門都是推上門後，再用鑰匙鎖兩道，這次回去一下就開了，第二天早上，我仔細的觀察了一下，門鎖有一個地方銅的顏色有點發亮，八號下午二點半，下班回家門又出現七日晚上那個情況，電腦有人動過，其它東西沒發現異樣。

因為上述的情況，我生活在惶恐之中沒有一點安全感，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時刻處在一種被監控之下。我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三、遭綁架、關押、勞教、判刑、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我在威海市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發材料，被威海市高區公安局吉林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後，他們問我叫甚麼名字，我不告訴他們，他們就將我關到禁閉室。禁閉室一平米多點，裏面一個凳子，一個便桶，一個監控，大鐵門一關，密不透風，給人的感覺要憋死一樣。下午他們查到了我的住址，給我戴上手銬拉著我回家抄家，抄走五百多份已摺疊好的材料。鄰居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傍晚我被高區公安局的劉振威（震）和一鄭姓年輕警察把我送到看守所。一進看守所登記，那裏的警察就大呼小叫的喊：蹲下。第三天中午，因為我煉功，被拖出去，一隻手高高的吊在走廊的水管上。下午，高區公安局的劉振威和鄭姓警察去「提審」，要我「交代」材料是誰給的，怎麼認識的，怎樣交接的，我不說。他們就不讓我回監室，三班倒不讓睡覺，一打瞌睡，他們就敲打桌子，大聲呵斥，拿書打。那種感受我形容不出來，實在是太難受了。三天半三宿才放我回到監室。後來看守所的一個人問我們：誰叫馮夕蘭。我們問怎麼了。他笑著說：聽說她熬的眼都倒勾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進京打橫幅：法輪大法好。如狼似虎的警察將我撲到，被帶上依維柯警車後，一個膀大腰粗的警察，朝我臉上猛扇，我感覺頭臉都老大，逼我蹲下，剛開始還行，時間一長，腿腳都麻了不好使，疼痛自不必說了。

後來我被帶到威海駐京辦，在那裏，我被銬在暖氣管子上，在地下坐著。幾天後，威海市環翠區北溝派出所警察李靜和李波坐飛機去北京把我押回。在威海環翠區國保隊，劉傑、劉金虎大聲呵斥：蹲著。就你能耐，跑北京打橫幅。後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一月五日我被借給高區公安局頂任務，非法批我勞教三年。因身體原因沒執行。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我第二次進京為法輪功說公道話，因沒地方說話，我打橫幅表達，被前門分局前門派出所抓捕，我被綁架到前門分局，在那裏我經歷了生與死的痛苦。

進入前門分局後我被帶到一個房間，幾個人問我來北京幹甚麼，我說：我想來上訪反映情況，你們應該知道，那裏早有你們安排的人在那等著抓我們，沒辦法，我就來打橫幅表達我的意願。他們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我是哪裏人不重要，我用這種方式表達心聲是言論自由的範疇，表達完，我自己會回去的。他們開始搜我的身，找不到任何所謂的信息。其中一個小年輕的說，我們先「遊戲」問話，不說我們就「哼」。

在他們甚麼也沒問出來時，其中一個人找來一根硬橡皮棍，這樣的橡皮棍我也只見過一次，一點彈性都沒有，頭粗（頭比圖片還要粗），越往手把越細。其中一個人說：我們每人打你五棍。他們有五、六個人，逼我趴在桌子上，說這樣打起來用力實。當第一棍打在我的臀部上，我無法形容那種感受，只覺得大小便處收縮的很快，很重，大小便都在往外竄，控制不了，疼痛的感覺那自不必說了。過去只知道聽人說誰誰讓派出所打得拉褲襠裏了，此時我是親身經歷了，比拉在褲襠裏的那些男人們承受的還要大，因為常人你打他，他會躲，我也見到很多的膠皮棍，但從來沒見過打我的那種。頭五棍打下去，每一次我都會咬緊牙狠吸一口冷氣。但我以驚人的承受能力，控制住大小便，我沒哼一聲，沒掉一滴淚。打了幾棍有個人說，在這間打，外面的人能看見，走上那間去。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在犯罪。再往下打，疼痛感就稍有減弱，因為臀部裏的肉已經被打爛了，我聽到他們數到二十五的時候，我就昏了過去。當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地上，他們把我的鞋子脫下，一個人拿著鞋子說：是金猴的。我吃力地爬起來，心想我怎麼躺在地上，然後就又失去意識。不知過了多久又醒來，心裏疑惑的想：我怎麼趴在桌子上？剛醒來一會，就在又要失去意識倒下的那一瞬間，一種液體散發出來的氣味直刺我的鼻子。

膠皮輥

此時，我雖然清醒了很多，但還是搖搖晃晃站立不穩，過了一會，我重重的嗝上一口氣，有一個人說，這下好了。所以有句話叫「氣絕身亡」。這時的臀部就覺得像兩個大葫蘆一樣，鼓鼓的，木木的。

接著，我被關進大鐵籠子裏，當我往地上一坐，此時才感覺到甚麼叫「鑽心的痛」，只覺得「唰」一下，一股冷氣，從臀部處往上蔓延，冰冷的汗從後背往上冒。他們其中有一個年歲大的，五十多歲，看上去不是很兇，路過此處，看我在地上坐著，吃了一驚，瞪大眼說：你還能坐啊？接著嚇得直搖手說：我可沒打你，我可沒打你。趕緊跑開。

晚上，我們四個人被分流到豐台區長辛店派出所，在那裏不是逼站著就是逼蹲著。長辛店派出所雇佣社會上那些混混，大呼小叫看著我們。第五天，一個比較惡的警察「審問」我，他說：天安門廣場自焚我們早就知道，那天晚上我連年都沒能過，調過去執行任務（天安門自焚的騙局此時已不攻自破）。
因為我從上北京就沒吃飯喝水，到了第五天，他們看我的臉，不但發黃，還發綠了，一個年輕的說：就等你不行了，我們再往醫院送，死了可不能說我們沒救你。

第五天晚上，長辛店派出所怕我死在他們那裏，決定放了我和蒙陰的一個法輪功學員。我們到了車站，準備在街上坐一宿，可是，那時的季節還很冷，加上五天沒吃沒喝，又被皮棍打過，對身體傷害很大。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我去威海同學家，回來的走到文登小觀收費站，過往客車都被攔下，強逼乘客踩法輪功師父像片。我說：我師父教我們做好人，從古至今有句話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踩我師父的像，那是不是不仁不義之人。就是你的像放那讓我踩我也不踩，好人應該尊重別人。那裏的人不讓我走，我不聽就往車上跑，他們就不讓客車走，為了其他乘客，我沒走，他們就打電話讓威海環翠區國保隊的劉傑和另一個人把我綁架到威海看守所。在看守所因拒絕幹奴工，被二中隊隊長宮健把我銬在地環上，吃喝拉撒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銬著，逼著其他犯人端屎端尿，目的是讓其他犯人恨我。後來我抗議，又把我拉到大廳裏坐鐵椅子十八天，戴著手銬腳鐐，被非法關押一個月。

中共酷刑示意圖：鎖地環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第三次進京上訪打橫幅，被前門派出所抓捕後，後被文登國保隊的向洪平認走，他雖然不認識我，他就說我是威海市的，所以把我認走，我被綁架到威海駐京辦一賓館，白天晚上都銬在床頭上。幾天後，我被威海環翠區公安局押回，非法關押在威海看守所。後來威海國保隊又拉我去醫院檢查身體，目的還是想把我關入勞教所，醫生說她的身體不行。被非法關押二十七天。

二零零二年我在路邊建築物上寫真相，被乳山市馮家鎮派出所綁架，馮家鎮派出所一姓桂（音）的警察狠狠的搧了我一巴掌，打的我嘴裏流血還不讓我吐。第二天把我送到乳山市公安局國保隊，楊格松等人又把我關入看守所。看守所王姓警察（人稱王老虎）逼著我喊「報告」我不喊，他告訴當時的所長冷紹虎，冷紹虎一手大拇指和其它手指呈八字形掐住我的下巴，另一隻手狠命的搧了我一耳光，冷紹虎是刑警隊出身。在看守所我絕食反迫害，因我絕食給我戴上手銬，被強制灌食迫害。期間楊格松又拉我去醫院檢查身體，目的還是想勞教我。

此次非法關押三十一天，他們還不放人，我姐去找楊格松他們說：你們這樣超期關押是違法的。我才被釋放。

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我在路上走，被乳山市國保隊副隊長王金祿和一外地口音的人將我攔下，要檢查我的身份證。我說出門隨身帶著身份證。我指著街上的人說：你問問他們誰帶著身份證。王金祿說：誰的都不要，就要你的。王金祿打電話把楊格松找來指認我。他們逼我上車，我不上，他們就把我抬上車。看守所的警察畢超要給我照相，我不照，找來幾個小勞改把我按在牆上，我不穿囚服，看守所把我掛在牆上的鐵環子上七天七夜。

這期間乳山國保隊拉網式的排查我的住處，非法抄家，也不叫我本人到場。六月二十三日，我被乳山國保隊弄到銀灘山西飯店監視居住。在監視居住期間，隊長王剛、副隊長王金祿等他們使盡各種手段，語言侮辱、恐嚇，他們還從榮成找來四個邪悟的，用不讓睡覺的酷刑折磨我，他們一班八小時，兩個警察，一個武警。四個邪悟的兩班倒，一天二十四小時不讓我睡覺，迷糊了他們就逼著滿地走。幾天下來，我的小腿處就像是撕裂了一樣，疼痛難忍，後來我的腿腫的老粗，腳腫的像大饅頭似，勉強的穿雙地瓜乾拖鞋。我被折磨的出現幻覺。同是這間屋子，可是就是感覺不知自己在哪裏，迷迷糊糊的，渾身綿軟。有一次，王金祿說：告訴你馮夕蘭，鐵鏈子早就給你準備好了。他們幾個邪悟的逼著我學蛙跳，我不學，他們就拖著我滿地跑，我的衣服都擼到腋窩處，乳罩都暴露在外。

他們強逼著往我耳朵灌歪理邪說，強行洗腦。有一次，宋向軍拿著相機取笑說：老馮，給你照一個，留著你有一天「清醒」了看一看。我閉著眼不看他。十八天後我被他們非法批捕。

剛到山西飯店的那天，公安局長也在場，還有其他人我都弄不清。監視居住期間參與的人還有宋修彬，國保隊指導員。乳山市六一零主任李林玉。榮成國保隊長邢建平也參與了。威海來了兩個不認識。此次負責我迫害我的是王金祿和宋修彬。

七月十一日，我又回到看守所，其他犯人一看我的腿腳腫的那個樣都哭了，說讓那些人遭惡報。在非法關押的十個月中強逼做奴工，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晚上還要值兩個小時的夜班。吃的饅頭用手一握就是個蛋，不熟，菜裏一點油都沒有，碗底一層泥沙，蟲子都在裏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四日，我被乳山檢察院、法院合夥密謀誣判我九年刑期。我提起上訴至威海中院，威海中院堅持誣判。二零零六年臘月二十六日，我被送往濟南女子監獄，監獄拒收。回到看守所，我的身體已被折磨的非常虛弱。政法委書記蘭勝強，「六一零」主任李林玉，法院等拒不放人。要強行給我做手術，遭到我的拒絕，最後絕食三十多天，我已出現生命危險，幾次夜裏睡覺差點憋死。後來我姐和我兒子到政法委、法院、看守所要人，最後看我不行了，他們認為我回家不死，也會成了廢人，這才放了我。有一次我見到在看守所時認識的一個人，我跟他打招呼，他問我是誰，我告訴他我是誰，他吃驚地說：是真嗎。我說是啊。他說：你真是從針眼裏拔個命。

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我坐車去煙台，走到乳山市車道站，檢查身份證而被非法攔下，被國保隊於彥等綁架到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七天後，有目的被釋放。

二零零九年初冬我在乳山市夕陽紅老年大學做清潔工，傍晚下班時被乳山市國保隊警察宋向軍跟蹤並被非法到商業街派出所，晚上九點左右有目的釋放。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去濰坊會朋友，在濰坊火車站的客車上被濰坊六一零、公安綁架。他們就像抓罪犯一樣把我的手扭到後面，一面錄像。其中一個人是六一零還是便衣警察不清楚，只知道是他們中的一個頭目，問我來濰坊幹甚麼？我說來隨便看看。他狠狠的搧了我一耳光。我被綁架到濰坊市奎文區邪惡黨校的洗腦班（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那裏共有三道大門，進門後是兩排平房，門是對開的，兩排房的中間上空全都用鐵皮包起來，連個麻雀也飛不進去。南面的一排是七、八個房間，每一個房間裏有兩張床，一個鐵椅子，床是他們坐著和休息用的，鐵椅子是銬法輪功學員的。

東頭第二間房是為剛一進去的人準備的，那個房間更陰森恐怖。那個房間也是共三道門，第一道門進去後，是兩個房間，外面是供他們商量如何用心理戰術搞垮法輪功學員的，第二道門裏是他們坐在那看管和提審的人，第三道門是此房間裏設的鐵籠子是牢中牢，鐵籠子的眼跟手指頭大小差不多，窗上還有防盜網，裏面一把鐵椅子。本來在這樣的環境中，就已經能把人的精神摧毀，壓抑的人感覺就像要瘋一樣，惡人們再裏出外進的，給人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氛。如果是普通人真的會精神崩潰。

第三天我被換到最西頭的房間，是長期攻堅的地方。濰坊市坊子區公安國保隊隊長王全峰和好像是姓莊的一個老警察負責迫害我，即所謂的提審或洗腦。王全峰是濰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人之一。王全峰眼神流露出陰險狡詐，雖然個子不高，其惡的程度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為了達到其險惡目的，不擇手段，軟硬兼施，反覆無常。王全峰能由狂罵，在一秒都不用的情況下轉為嘿嘿笑，又能由嘿嘿笑在一秒都不等的情況下狂罵。剛開始，用軟辦法，達不到目的，就開始暴跳如雷，用骯髒的語言侮辱大法師父，侮罵我。有一次，我因其毫不講道理不搭理他，他竟揪住我的頭髮，狠命的搧了一耳光，打完後，立即去洗手間洗手（估計是自己的手打痛了）。有一天中午，王全峰喝多了酒，回到房間想對我戲虐，讓看我的人給我打水洗腳，我不讓，他說不讓他們給洗，他就給我洗。最後我說自己洗。他在那看著我把鞋和襪子脫下，一看我的腳腫的跟個大餑餑似，想去摸我的腳，被我制止。洗完腳回到房間，王全峰說了兩遍讓看我的小王出去，小王沒出去，這才沒發生其它事。外面那些警察就在兩排房的院子打乒乓球，都知道，都在那看著笑。

因從到洗腦班一直被強制坐鐵椅子，飯菜缺乏營養，我的身體很快就垮下來，近十天沒大便，大便三天便不出來，最後沒辦法用手摳出來的，後來也一直不正常，也是摳出來的。四月八日我來例假，量多而且時間長，出現身體虛弱，臉色焦黃，於十六日下午四點多釋放，結束了二十七天囚禁、坐鐵椅子的夢魘般的日子。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去一位修煉法輪功的林敏大姐家，剛進門坐一會，宋向軍、宋修彬、孫志三惡人就開車把這位朋友在派出所上班的兒子要挾回家，讓兒子抄他媽的家，並陰險得意的說：我們不動手。兒子明知道母親因修大法而受益，根本就不忍心傷害母親，但被逼得沒辦法，只好順從惡人們到處翻。母親急得直哭，對兒子說：「我一身的病是怎麼好的，咱這一家為甚麼能這麼和睦，你不知道是為甚麼嗎？」兒子不作聲，內心十分痛苦，但在邪惡的淫威之下沒辦法。

惡人們搶走朋友的很多東西，把我也綁架到商業街派出所，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抓我，但一直押著我不放。到下午三點左右時，惡人們把一位法輪功學員綁架到商業街派出所的監控室，逼著他指認他家的東西是我給的，我不抬頭看監控，宋向軍到審訊室揪著我的頭髮讓我把臉揚起來。晚上五點多，惡警以我的摩托車沒有正式發票為由，扣押了我的摩托車，宋向軍等人又有陰謀的放了我。

四、經濟損失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因進京打橫幅為法輪功說公道話，威海環翠區北溝派出所派李靜和李波坐飛機去北京押我，一路上吃飯買東西，來回的飛機票近六千元錢，全部由我掏錢。

二零零二年被馮家鎮派出所綁架，抄家搶走法輪功書籍《轉法輪》一本，錄音機一個。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被綁架，除判決書上註明的，筆記本電腦二、，打印機十一台、得力裁紙刀二台，及其它物品，還搶走現金近七千元，威爾複印紙五十箱以上，還有一個新電飯鍋、一輛新上海永久自行車及其它生活用品。

二零零九年十月被綁架搶走筆記本電腦一台、mp3一個、U盤一個。

二零零九年冬天被宋向軍跟蹤綁架到商業街派出所，當時的國保隊長王剛和宋向軍等人從我租來的草棚搶走，欣樂複印紙六箱、光盤袋一萬、墨水及光盤數量不詳。王剛從我包裏搶走現金八百多元、助力摩托車車一輛。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在濰坊被綁架，他們將我給朋友的二萬元買電話卡的錢搶走，還把我身上帶的錢搶去（具體數字忘了二百左右吧），還有一部天語手機。

五、親人遭受的迫害

母親所承受的苦難

我母親是個從不言苦，從不流淚也不會表達感情的人。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綁架，被戴著手銬回家抄家，我母親的眼神驚悸不安，難以控制自己，渾身打顫，不會說話。因為我們都是很老實的人，從未想過自己會被人抓或者是被戴上手銬，我在極大的壓力中安慰著母親，媽，別怕，我們沒做壞事。我母親在那樣的恐懼中已聽不進我說的話。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母親去看守所看我，到看守所有近三里地的路段沒有公交車，我母親那段時間吃不下飯，疲憊的精神，虛弱的身體，到了看守所，坐都坐不住了。有個經濟犯出去會見，回來後告訴我說：馮姐，你媽真可憐，看那個樣坐都坐不住了。說著她心裏也很酸。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非法勞教，我母親沒能去看我，我不知道她的身體與精神承受著甚麼。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我去北京上訪打橫幅，被北京前門分局打了二十五膠皮輥，五天後回家脫褲子睡覺，我媽看到我的腿腕往上全是黑紫黑紫的瘀血，我媽的淚水嘩嘩的往下流，我安慰我媽說：媽，我這還回來了，有多少還沒回來的呢。我媽聽聽覺得也是，這才停止流淚。看我躺下後反覆睡不著，知道我是餓的，就去廚房炒雞蛋給我，吃了東西這才睡著了。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非法抓捕後，我絕食抗議十三天，瘦得不像樣，我母親見到我後，坐在那默默的難過。

二零零二年夏天我去發真相資料，被一個村裏不明真相的人追趕，我們迷路走到山裏，一直到夜裏一點三十多才回到家，我媽哪能睡著，一直擔心等到我回家，我回家後躺在炕上餓的睡不著，我媽又下地去炒雞蛋，吃了才睡著。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我被抓捕後，我母親在家裏就像丟了魂似的，家裏走家外，家外走家裏，恍恍惚惚不知怎麼就從門檻裏仰跌倒門外，右手別在背下，將右手腕折斷，骨頭都鼓起來了。夜裏睡覺有一個聲音告訴他：你閨女幾時某日就回來了。我母親聽的很清楚，這樣心才穩下來了，一天一天的盼，就在說的那天我回家了，給我媽高興的不知幹什好。

二零零五年一月份，乳山市馮家鎮派出所的惡人闖進我母親家中，問我在哪上班，我媽一聽，是派出所的來問這問那，我媽當時就嚇糊塗了，臨走時惡人又對我媽說：到車上看一看有沒有你閨女的東西。我媽以為我讓惡人迫害死了，嚇得渾身發軟，兩腿不會走路，癱軟在門口的石頭上。派出所到我家時，我的叔伯大媽在我家串門，等一會兒我媽沒回家，她就出來了，出來一看我媽坐在門口的石頭上一動不動就說：你怎麼不回家，在這坐著呢？這時我媽才回過神來。從這以後我媽每天晚上在客車回來的時間都到街上看一看我回沒回來，臘月二十三這天晚上我媽看到客車已經回來，但不見我就一頭栽倒在炕上不會動了。那天晚上正好下雪，我哥去看我媽，一看我媽躺在炕上沒動靜，怎麼叫也不會說話，就找來醫生給打針。過了大約十多分鐘，我回家了，我媽一看到我，突然說了一句話：我可是見天了。後來住院治療一段時間，也沒治好。在我媽臨去世那些天，不會吃飯，不會說話，只是睜著眼，在臨離世的三、四天，我姐扶著她坐著，有一分鐘多的時間，我媽的意識很清醒，眼直直地看著我，大顆的眼淚順著眼角直流，那種牽掛、放不下的心理真的讓人酸楚，我和我姐他們也都直流淚。幾天後帶著對我的牽掛走了。

那些年我每次出去發資料我母親都非常擔心，走的時候再三的囑咐：一定注意點。每次都等到我回來，她才放心。這些都是我能知道的，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

兒子所承受的苦難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我被迫害，他們把我十歲的兒子從學校拉到看守所，讓我兒子去勸我，兒子不去又不敢，去又知道我沒錯，說我也不聽。兒子幼小的心裏承受著壓力。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丈夫與我離婚，我被非法勞教。兒子失去母親已經是莫大的痛苦了，加之母親就要被送去勞教，還要替母親擔憂，那種感受真可謂是雪上加霜。

再後來，兒子的父親、爺爺、奶奶怕我給兒子帶來麻煩，就不讓我兒子再見我。二零零二年我想通過鄰居約我兒子見個面，鄰居說他們已搬走了。鄰居說：你兒子真懂事，每次見到我都很有禮貌的喊：奶奶好。有一次，我問他：你吃飯了嗎？他說吃了。我問吃的甚麼飯？他說吃的甚麼飯。我問誰做的？他把頭低下再也不說話了。

二零零六年，我被綁架，我兒子並不知道，那段時間兒子特別想念我，不敢對他爸爸說，就哭著去跟他二姑說，他二姑想辦法找到我大姐，我姐就領著去公安局國保隊，但國保隊的人否認抓了我，兒子帶著思念與失落回去了。二零零七年三月，我絕食反迫害，在我極度危險的時候，我兒子夜裏做夢我不行了，拉著我的手哭醒了。兒子又去找他二姑，他二姑沒時間，就讓他大姑領著我兒子去找我大姐，我大姐又領著我兒子去政法委要人，政法委書記蘭勝強說：就那樣的媽還值得要？兒子不但沒見到我，還要聽他們侮辱自己的媽。出來後，我姐怕我兒子受到影響，就問我兒子：你恨你媽嗎？兒子回答說不恨。兒子又一次帶著痛苦與思念回去了。

二零零七年我回家後，在兒子二姑的聯繫下，我和兒子在他二姑家相聚，當母子一見面，那真是抱頭痛哭，兒子哭著說：媽，你怎麼瘦成這個樣了。我只好回答說：見面就好，見面就好。今天寫到此，我又一次泣不成聲。這些年來，因為兒子他父親怕我給兒子帶來麻煩一直不讓兒子與我接觸。兒子說對像見面後首先告訴對方我爸媽離婚了，如果兒子在這方面沒有壓力也不會先說這些。這些只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到底有多少？

大姐所承受的苦難

我每一次的被迫害，我大姐都承受了很多，因為我倆都是大法弟子，只有我們能知道，這些表面和來自另外空間的邪惡壓力。二零零一年一月五號我被非法勞教三年，我大姐準備去威海看我，因為心理壓力大，恍惚中一腳踩空，腳崴了，忍著走一步都很艱難的情況下，到威海看守所看我，結果不讓見。

二零零二年我被綁架後，一個多月了還不放人，我姐帶著被抓的巨大壓力，去國保隊要人。

二零零六年我被綁架，一段時間我杳無音信，我大姐又頂著被抓的危險去公安局要人，公安局矢口否認抓了我。二零零六年從我被綁架，我大姐就豁出去了，公安局、看守所、法院、政法委這家跑、那家跑去要人。這些單位都是些甚麼地方，不能隨便進，還得想辦法怎麼進去，跑了十個月，太難了。二零零七年我被所謂的保外就醫，我大姐又被他們綁架了，非法勞教二年。

其他親人他們所承受的也不少，時間一長沒有我的消息，都互相問一問，四妹現在怎麼樣了。每一次我被綁架，他們都像病了一樣，幾天渾身綿軟的。同時還承受著鄰居投來的不理解的目光。

這些也只是我記得的和能表述出來的，因為寫的時候我也是一點一點回憶著寫的，有很多寫完後，再一想還漏了哪一段。有些痛苦還表述不出來。

這些年來，我和我的家人不但承受著經濟上的、身體上的、更還有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這一切全來自邪惡小人江澤民利用中共權力製造的這場迫害，這場迫害是反人類的，所使用的酷刑是集歷史邪惡之大全，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是毀滅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