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師正法之路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在那遙遠世界裏正滿懷希望期待著我的眾生，我很想告訴他們：請你們等著我，我一定會回來的！

此刻，不知為甚麼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

一、入道得法 返本歸真

一九九五年六月，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日子。我得法了，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真道大法。當我打開《轉法輪》看的時候，內心有一種莫名的喜悅和震撼，我知道自己終於找到了我要找的，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諦，得到了真正的宇宙真理。

我以前看書有一個習慣，看書不用書籤，看到哪兒直接把頁角折一下當標記，下次接著看。幾十年來一直是這個習慣，即使是自己最喜愛的書也是這樣看。但是當我看《轉法輪》的時候，就不折了，我知道這是非常珍貴的書，絕對不能再折書頁了。我開始用折好的白紙當書籤，每次看《轉法輪》就用這個純淨的白紙當書籤。

大法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的一切。我知道了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知道了甚麼是人生真正目地，甚麼是修煉，甚麼是返本歸真。從此我走上了修煉的路，內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平和而堅定：「師父，弟子終於找到了；無論何時何地，弟子與師父同在，與大法同在，與眾生同在；弟子一定兌現誓約，助師正法，救度眾生，圓滿隨師回家。」

二、神州蒙難　衛護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開始，大法及大法弟子在神州蒙難。我們慈悲偉大的師父開始遭到邪惡的攻擊和污衊，大法弟子也開始遭受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當中共通過電視開始污衊大法和師父時，我面對正在造謠污衊的電視已是泣不成聲，淚如雨下。當時坐在旁邊的妻子默默的遞給我手絹，讓我擦乾眼淚，也許她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大男人這樣傷心的流淚。

我感到了一種邪惡氣氛，也意識到中共又要「搞運動」害人了。但我心中有堅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誰也動不了我的心！」這一念來自我生命的本源，來自對大法、對師父的堅定正信。我知道，無論何時何地，這一念是絕對不會動搖的，只要我還有一口氣，這世間、這宇宙中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我在大法中修煉。

我意識到我應該為師父、為大法說句公道話，走出去證實法。我們煉功點的幾個同修一起商量該怎麼辦。因為大家已經歷過「四•二五」，所以我們都覺的應該再去中南海上訪，為大法、為師父說句公道話。因邪惡太猖狂，我們覺的大家分開去可能更安全。

七月二十一日左右，我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去中南海府右街上訪，到那一看，門口已戒備森嚴，不見上訪人員。後來往北走一點發現路邊有很多學員，我立刻加入同修們證實法的行列。我們一起挽著手臂，齊聲背《論語》，場面莊嚴，神聖。我感到了整體的力量，感到了一種莊嚴慈悲的能量場包容著我們。

後來警察過來抓我們，他們用大型公共汽車強制把我們拉到一個體育場內（好像是豐台體育場），然後把我們拉到派出所去做「筆錄」。我在派出所給那些警察講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功是修真善忍的，我們都是好人，中央錯了。

那天很晚，警察把我們都放了。後來幾天，我連續幾次去中南海上訪，當時就覺的那是最好的證實法的方式。每去一次就被抓一次，然後被放回。每次去都在門口被警察抓住，門口不遠處已有警車在那裏待命。我一到那裏，中南海西門的警衛就說，「你不是×××嗎？怎麼又來了？來過幾次就行了。」然後他就向那些待命的警察招手，示意把我帶走。警車把我帶到府右街派出所，那裏已經有幾個被抓的學員在裏面。後來知道他們都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也是來上訪後被抓的。

在府右街派出所做筆錄時我也給警察講真相，那裏的警察還比較客氣。他們仔細記錄著我說的每句話，而我覺的做筆錄正是給他們講真相的好機會。後來學校保衛部的人和市公安局的警察來接我，把我帶回學校。

我從師父的法中悟到，我們走出來證實法是對的；我們一定要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我自己在家裏繼續學法煉功，後來覺的應該出去煉功，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只在家裏煉呢？那時覺的出去煉功也是證實法的一個好方法，如果大家繼續在外面煉功，我們的環境不就正過來了嗎？

當時的煉功點已經被破壞，大家都失去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我心裏非常難過。我一個人靜靜的在煉功點煉功，也希望大家都能出來一起煉，把我們的環境正過來。

後來學校不讓煉功，我就到校外的一個公園去煉功。煉了幾天後又被××公園派出所警察抓去。在××公園派出所，我給那裏的警察講真相，告訴他們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

後來學校保衛部的人又來接我，那人一見我就說，「啊呀，你怎麼跑這兒來煉功了？」我說，「咱們學校不是不讓煉嗎？我出來活動活動，鍛煉身體。」他說，「走吧，回去吧。」我們一起回到學校。

因我不斷為師父、為大法鳴不平，到九九年底，學校剝奪了我講課的權利，也剝奪了晉升職稱的權利，只讓我在系辦公室收發報紙和信件。但我心裏清楚，無論發生甚麼，無論何時，我與大法同在，與師父同在。這就是我的選擇。

三、痛擊魔頭　挺身而出

二零零零年下半年，江魔頭公然跟外國記者說「法輪功是×教」。後來中共邪黨《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法輪功就是×教》的社論。我沒想到邪惡的打壓突然升級，越來越惡毒。它們說「法輪功是×教」，我心裏非常難受，我突然意識到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我一定要迎頭痛擊，決不能讓大魔頭和惡黨如此信口雌黃，污衊大法。我要控告你大魔頭，我要把你送上法庭，送上歷史的審判台！

為了控告大魔頭，我先到書店買了一套法律書籍，是一本厚厚的《法典》，還有幾本有關訴訟方面的法律書籍等，然後仔細研究了一下憲法及有關法律。

後來我看了一眼那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裏面正巧記錄了江魔頭的言行。這就是書面證據！我把「社論」作為證據剪下來，保存在書包裏。

江魔頭作為國家主席發表如此惡毒的言論，已經觸犯了憲法，犯了「違憲罪」。但中國還沒有「憲法法院」，中國法律也沒有「違憲罪」這一條，怎麼辦？我想到了「特別法庭」，就是「全國人大特委會」在特殊時期可以成立「特別法庭」審判江魔頭。好像是審判「四人幫」時就是通過全國人大特委會成立「特別法庭」審判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依法向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遞交《控告書》，控告的是江魔頭的違憲罪行。《控告書》指控江魔頭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三十六條和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我在《控告書》「控告請求」中寫道：法輪大法就是宇宙大法，是宇宙真理；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特委會（特別事務調查委員會）調查江××的違憲罪行，並依法追究江××的法律責任。

那天我把一萬字左右的《控告書》寫好後準備跟家人告別時，我的妻子用極度恐懼的眼神看著我，她非常痛苦的跟我說，「你這樣做，他們會殺了你的……」我平靜而堅定的告訴她，「我會回來的，你們等著我。」

那年十一月份，我到天安門西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室遞交《控告書》，門口有一警衛，是帶槍的武警。我拿出《控告書》跟他說，「這是《控告書》，我要交給人大常委會。」他問，「控告誰？」我說，「告江××。」他說，「現在辦公室裏沒人，這裏只是掛牌子。你到前面那個接待處看看。」我到那個接待處，有一個人問我甚麼事。我說，「這是《控告書》，我要交給常委會。」他也問，「你告誰啊？」我說，「告江××，他觸犯了憲法。」他用異樣的眼光看我，然後說，「這裏不收這個。你到永定門信訪接待處看看，或者你直接寄給辦公室。」

那天下午下著小小的雨雪，雖然不大，但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我仰望天空，內心充滿自信和力量，我的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了下來。我知道我一定要堅定的走下去，堅定的走好助師正法的路；我一定要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我到附近的郵局把《控告書》寄給了人大常委會，同時也給××大學法律系寄出一份《控告書》副本。

回到學校後，我把《控告書》副本多打印幾份，在系辦公室開會時，給每位老師送了一份。當時有的老師接，有的老師不接，直接放到桌面上。

回到家裏，家人感到意外，問：「啊？你怎麼回來了？」我說，「我說過，我會回來的。」

四、身陷囹圄　正念除惡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邪黨綁架了我，並非法決定勞教我一年半，後又加期迫害十個月。在看守所，那個非法「勞動教養決定書」下來時，有一「牢頭獄霸」跟我說，「好了，這一下子你得轉化了。」我馬上跟他說，「你等著看，誰轉誰，我得轉化他們。」當時還充滿「英雄氣概」，大有「牢底坐穿」的氣勢。

到勞教所後，我全面否定轉化言論和行為。我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很多人跟我說話，或想「轉化」我時，他們好像是在對我說話，可是他們的眼球卻迅速的轉著白眼往斜上方跑。有點像「翻白眼」，但又不是，非常快速的轉圈，有點像螺旋似的往斜上方轉圈。有的白眼球非常迅速的連續轉圈，有的轉的稍微慢點。當時覺的有點納悶：「這裏的人怎麼都這樣呢？」而且他們全身穿的都是詭異的土紅色衣服。看他們的嘴好像是在跟我說話，可是他們的眼球都是迅速的轉著白眼往斜上方跑，不敢正視我。

另外，在勞教所裏平時大有「名氣」的那些「猶大」和「幫教人員」想「轉化」我時，他們很多人突然嗓子都啞了，好幾天不能說話了。他們在我面前非常吃力的想出聲說話，可是嘶啞的嗓音已經無法說話了。當時我也不太清楚為甚麼，因為那時還不知道發正念，但是我心裏非常清楚一念，那就是師父說的話：「甚麼佛，甚麼道，甚麼神，甚麼魔，都別想動了我的心，這樣一定會成功有望的。」（《轉法輪》）

在勞教所，我繼續用法律手段維護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尊嚴。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給「北京市人民政府」寫了《行政覆議申請書》，希望「人民政府」從新覆議對我的勞教決定，但沒有任何答覆。雖然沒有答覆，但我知道，我的「法律行動」是能起正面作用的。

後來（三月底）我寫了《最後的選擇》一文，我平靜的告訴警察，也告訴所有的人：「我不能和真善忍大法決裂，不能和我的師父決裂，如果這一切需要我的生命來證實，我隨時可以坦然付出我生命的一切……我沒有任何仇恨的心理，我會坦然包容我周圍的一切。」我的平靜和坦然可能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後來他們反而不做我的「思想工作」了。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依法向「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遞交《起訴書》，控告「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被告觸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刑法》、《行政法》和《教師法》的有關規定。二零零二年二月，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給我送來《裁定書》，該《裁定書》稱：「對×××的起訴，本院不予受理。」

按法律規定，如果對法院的《裁定書》不服，可以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和「申訴」。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上訴狀》。二零零二年五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給我送來「[2002]一中行審終字第221號行政裁定書」，該裁定書稱：「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我對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不服。二零零二年月底，我依法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交《申訴書》，但沒有任何答覆。

雖然沒有答覆，但我知道，為了證實法，為了反迫害，我必須繼續行動。二零零二年四月，我給最高人民檢察院寫了《檢舉書（一）》。那一年我陸續寫了《檢舉書（二）》、《檢舉書（三）》和《檢舉書（四）》。

二零零二年六月，北京市政府和中共勞教所非法決定對我加期十個月迫害。六月二十三日，我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遞交《刑事訴訟狀》，控告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和北京市團河勞動教養所的重大違法犯罪事實。

二零零三年五月，中共勞教所無條件放我回家。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四年期間（出勞教所後），我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遞交《檢舉書（五）》和《檢舉書（六）》。

我在《檢舉書（六）》中寫道：「……作為合法公民，作為正當控告人和檢舉人，本人將繼續等候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法庭和最高檢察院對我的控告書、檢舉書的依法受理和公正的答覆。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時日長短，本人將嚴格協助最高法庭、最高檢察院和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把一切違法犯罪人員和犯罪部門及一切邪惡不法份子全部依法送上法庭，送上歷史的審判台。」

五、兌現誓約　救度眾生

二零零三年五月回家後，有一同修給我送來了筆記本電腦。從那時起，這個電腦就成了我講真相救度眾生的有力法器。後來買了一台小打印機、小切紙機、刻錄機和訂書機等。這就算有了一個家庭資料點。

剛開始主要是寫法律文書和真相信件等。寫了「真相信」後，我們學校裏只要是能找到名字的老師我都寄去一份。然後是全國各地自己能想到的親朋好友同學等每人都寄了一份「真相信」。幾百人的名字和地址我先用電腦打出來，用各種字體打印，然後貼在信封上面，每天發出幾封信。

二零零四年底《九評》出來後，剛開始還不會做書，也不知道有沒有打印版。《九評》開始出來時好像是一評一評分集發表的。我想如果把書稿合成一本，然後發給有緣人，救人效果肯定會更好。我就到電腦城買了一台掃描儀，然後把所有的書稿一點一點掃描後在電腦裏合為一本。然後用A4紙打印出來，正反面全部打印，這樣打印出來的《九評》就是完整的一份了。我就把做好的《九評》裝在大信封裏，開始送給有緣人。當時覺的自己系裏的老師是最有緣的人，所以首先給他們送去。我把自己做的《九評》一份一份的放進了老師們的信箱裏。

後來在學法小組學法時，有一同修告訴我說，「現在有小本《九評》可以做了。」我欣喜若狂，馬上問她如何做小本《九評》（四合一）。她說，「很簡單。」然後一一告訴我怎麼做。我從她那裏複製了小本《九評》打印版，然後回家按同修告訴的方法做小本《九評》。當時覺的在大陸邪惡的環境裏，小本《九評》更有利於製作、攜帶和發放。

每天在家裏學法煉功之後，我就做資料，每天基本都做幾本《九評》，也做《九評》光盤和真相幣、簡易書籤等，然後帶著真相資料騎車子出去救人。資料發完後回家的路上，我就找有緣人勸「三退」，這樣每天帶幾個「三退」名單回來。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我離開家在外面搞資料點和技術工作。有一同修跟我說：有一個房子非常好，非常僻靜，在那裏學法煉功也非常好。還問我，會不會電腦。我說，「做我們自己的工作還可以，太深的不會。」同修說：「太好了，趕緊過來，這裏有電腦，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去了之後，同修幫我收拾房子，突然她驚奇的說，「你看，法輪！」順著她的手勢一看，有一個透明的法輪正在飛速的旋轉。我們是用肉眼看到的，非常明顯。我知道這是師父在鼓勵我們，讓我們在這裏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眾生。

我們開始購買資料點設備。我們到電腦城買了一台能自動雙面打印的激光打印機，又買了大切紙刀、大訂書機和塑封機等設備。有一技術同修又給我們送來了一台彩色噴墨打印機。這樣就基本形成了一個中小型資料點的規模。

每週一次我們集中送大箱資料，幾年下來，風雨無阻，我們給有緣眾生送去了一箱一箱珍貴的真相資料。

除了每週集中做資料和送資料之外，其它時間我們還做大法書、《神韻》光盤、《九評》光盤和其它真相資料給部份同修送去。

奧運期間中共邪黨瘋狂打壓大法弟子，我們身邊的很多同修都被惡黨綁架迫害。原來的一位技術同修也遭惡黨綁架迫害，很多家庭資料點同修失去了技術支持。為了讓同修們的資料點能順利的遍地開花，我又承擔起了技術服務工作。

這樣在自己的資料點做資料的同時，我還要抽空去幫助同修們解決技術問題，給資料點同修們安裝系統，幫助他們學會做《九評》書、刻錄光盤、維修設備等。

在資料點做資料的同時，我偶爾寫材料給明慧網投稿，比如曝光當地邪惡、修煉心得體會等。我悟到明慧通訊員工作的重要性，我更加意識到責任的重大和一種深刻的使命感。從此明慧通訊員工作也就成了我重要的救人項目之一。

今年年初，因邪惡的干擾和破壞，我們資料點不得不轉移。轉移前，我在師父法像前點了幾炷香，然後跪在師父法像前合十說道：師父，弟子無論何時一定做好三件事，做好明慧通訊員工作和技術工作，請師父加持弟子。請師父放心，弟子一定兌現誓約，助師正法，救度眾生。

……

寫到這裏不知為甚麼我的眼淚又止不住流下來。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何時何地，我與師父同在，與大法同在，與眾生同在。

回首自己十幾年正法修煉歷程，我內心有不盡的感恩和無限的感慨，叩謝恩師的慈悲呵護，感謝同修們的無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