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修內而安外的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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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儒家非常重視自身的修養,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子路曾經向老師孔子詢問君子之道,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家齊、國治、天下平的基礎是修身,只有人心正,人的行為以及人所製定的規章制度才可能遵循正道,天下人也才能夠樂於遵守。孔子還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就是說,政令和刑罰都是外在的約束,人們可能會因為畏懼而表面服從,但卻永遠不能使人發自內心的要求自己做好人。只有真正從內心明白了道德的重要,善惡的因果,人才會樂於積德行善,恥於違法作惡。所以自古以來,聖賢修德於天下,既嚴於自身的道德修養,又注重對百姓的道德教化,認為這是為政的根本。

中國歷史上的治世和盛世有西周的文武之治和成康之治,西漢的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昭宣中興;東漢的光武中興、明章之治;南朝元嘉之治;隋朝的開皇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盛世;明朝的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興;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等,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這些治盛之世的出現無一例外的都是因為當時的君王對為政之道的身體力行,他們勵精圖治,居安思危,克抑私慾私情,納諫任賢,大力弘揚以儒家為正統、佛道為輔助的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教化,最後達到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盛世。

一、清靜無為的漢文帝

漢文帝劉恆生於公元前203年,是漢朝的第3個皇帝,漢高祖劉邦第4子。劉恆個人躬行節儉,勵精圖治,最終開創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57年,漢文帝劉恆駕崩,在位23年,享年47歲,謚號孝文皇帝。也是家喻戶曉的《二十四孝》中為母親薄太后親嘗湯藥的主角。

漢文帝為母親薄太后親嘗湯藥
漢文帝為母親薄太后親嘗湯藥

從漢朝建立到孝文帝,經過四十多年,德政達到了令人讚美的地步。一方面文帝受老子的思想影響,主張清心寡慾,清靜無為,不勞民傷財,與百姓同休息;另一方面文帝為人十分仁德寬厚,百姓受益,也使西漢王朝逐漸走向了強盛。

文帝仁民愛物的德行,體現在為政的方方面面。其一,他廢除了連坐法和肉刑。文帝認為,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經治罪,就不應該株連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當百姓就心服。後來齊國的太倉令淳于公犯了罪,應該受刑。太倉令的小女兒緹縈向朝廷上書說願意入官府為奴婢,以免除父親的刑罰。文帝憐憫緹縈的孝心,同時認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詔廢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為取消了嚴苛的刑罰,文帝時許多官吏能夠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其二,文帝能夠推己及人,與民同樂。主管大臣請求皇帝封立皇后。文帝立太子的母親為皇后。皇后姓竇。文帝因為立了皇后的緣故,賜給天下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的窮困人,以及年過八十的老人,不滿九歲的孤兒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這些貧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樂。此外,文帝還對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撫諸侯和四方邊遠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各方面上上下下都融洽歡樂。

其三,為了不勞苦百姓和節省財力,文帝二年(前178)十月,下令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一方面可以省卻百姓供應運輸給養的勞苦,節約人力和財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導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還把授兵權或調軍隊的銅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發給各封國丞相和各郡郡守。

對於自己,文帝則十分節儉。文帝從代國來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林、狗馬、服飾、車駕等等,甚麼都沒有增加。但凡有對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廢止,以便利民眾。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來工匠一計算,造價要值上百斤黃金,於是文帝便放棄了。文帝平時穿的是質地粗厚的絲織衣服,對所寵愛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長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幃帳不准繡彩色花紋,以此來表示儉樸,為天下人做出榜樣。文帝規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銀銅錫等金屬做裝飾,不修高大的墳;要節省,不要煩擾百姓。文帝還下令撤銷衛將軍統轄的保衛自己的軍隊。現有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餘的都交給驛站使用。

其四,廢除法令中的「誹謗朝廷妖言惑眾」以及「百姓批評朝政有罪」的罪狀。文帝認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設置進善言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國的途徑,招來進諫的人。而這條罪狀就使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做皇帝的也無從了解自己的過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進言說事,雖然直率尖銳,而文帝總是寬容採納。

其五,文帝十分重視農業,他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後多次下詔重視農桑。他還降低田租和賦稅,減輕徭役。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繫,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其六,在對待同姓王反叛的問題上,文帝則是以德報怨。在平定濟北王劉興反叛後,文帝下詔宣布赦免隨濟北王造反的官吏百姓。公元前174年,主管大臣報告淮南王劉長廢棄先帝的法律,不聽從皇帝的詔令,宮室居所超過規定的限度,出入車馬儀仗比擬天子,擅自製定法令,與棘蒲侯的太子陳奇圖謀造反,還派人出使閩越和匈奴,調用他們的軍隊,企圖危害宗廟社稷。群臣議論此事,都說「劉長應當在街市上斬首示眾。」文帝不忍心法辦淮南王,免了他的死罪,廢了他的王位,不准再做諸侯王。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文帝卻把尉佗的兄弟召來,使他們顯貴,報之以德。尉佗於是取消了帝號,向漢朝稱臣。

在對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寬容,認為百官的過錯,應當由自己一人承擔責任。大臣中如張武等人接受別人賄賂的金錢,事情被發覺,文帝就從皇宮倉庫中取出金錢賜給他們,用這種辦法使他們內心羞愧,而不下交給執法官吏處理。吳王劉濞謊稱有病不來朝見,文帝就趁此機會賜給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關懷他年紀大,可以免去進京朝覲之禮。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幾次發生了日食,文帝自責說:「我聽說天生萬民,為他們設置君主,來撫育治理他們。如果君主不賢德,施政不公平,那麼上天就顯示出災異現象,告誡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後一天發生日食,上天的譴責在天象上表現出了災異現象,有甚麼比這更大的呢!我能夠事奉宗廟,以這微小之軀依托於萬民和諸侯之上,天下的治與亂,責任在我一個人,你們眾位執掌國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對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撫育眾生,對上又牽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輝,以致發生日食,我的無德實在太嚴重了。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以及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

文帝一心致力於用仁德感化臣民,無為而治,因此天下富足,禮義興盛。班固在《漢書•文帝紀》中給予文帝很高的評價:「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二、盛世明君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出生,是唐高祖(李淵)與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造詣很深的書法家和詩人。李世民以弓箭得天下,戎馬倥傯,武功赫赫,即位為帝後,又虛心納諫,努力學習文治天下,成為最著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被世人千古稱頌,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李世民像
李世民像

唐太宗即位後,常常對隋亡於暴政引為鑑戒,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太宗認為,為君王者,應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這是君王所應該具備的道德境界。為了達到這樣的標準,他善於學習,博覽百家,精研六藝,以史為鑑知興替,虛懷納諫,以人為鏡知得失。

此外,唐太宗深知人為國之先,國為君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廣施仁德之政,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簡而言之,唐太宗的德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實行寬簡法律,強調修德;3.去奢省費,割情屈己;4.輕徭薄賦,發展生產,恢復經濟;5.容人納諫,時刻自省;6、選用廉吏。7、重視文化、道德教化

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認為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不成了。

貞觀二年,關內地區發生旱災與飢荒,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僅下令開倉濟民,而且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替災民贖回小孩,還給他們的父母。他在詔書中說:「如果能讓年成豐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不久天降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興。

去奢省費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識到官僚隊伍過於龐大,人浮於事,深感「民少吏多」,弊端很多,主要表現是:耗費資源;職位重疊,互相推卸責任;謀士過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決。為此,太宗推行裁撤機構的改革。結果全國縣市減少了一半,州府減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齡遵從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員裁減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稱奇的是,如此大動作的改革竟然沒有惹起任何社會動盪和不安,可見太宗行事極為審慎,確保不出偏差。

發展生產 恢復經濟

唐太宗深知,經過隋朝末年的戰亂,百姓渴望安定和休養生息。同時太宗也清醒的意識到,人民為盜乃是因為「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因此提倡崇儉薄賦。他即位後,遣散宮女三千餘人以節省國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貢,輕徭薄賦,使百姓安居樂業。

太宗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發展生產,不奪農時以利生產。貞觀五年二月,官吏擬調府兵作太子冠禮之儀仗隊,當時正值春耕,太宗於是下令改在十月舉行。此外,他又招撫流亡回鄉生產。百姓自此安心生產,唐朝的經濟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

容人納諫 時刻自省

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以納諫而聞名。太宗認為:「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鼓勵臣下進諫,擴大諫官職權,凡詔令不妥須當奏明,不得阿從。比如喜歡直諫的魏徵,雖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屬,但唐太宗卻不計前嫌,任他為諫官,允許直接詢問政事得失,而且愛護備至。魏徵曾上疏數十,直陳其過,太宗均虛心納諫、擇善而從。後來魏徵死了,他傷心的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一次在選拔官員的時候,發現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經發布的命令處死他們。兵部郎中戴冑勸阻說,「按照法律應該處以流放。」太宗生氣的說,「你想遵守法律從而使我失去信譽嗎?」戴冑說,「皇帝的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下達的,而法律是國家公布的用來取信於天下的。陛下對欺詐之事很憤恨,因此要殺掉他們,當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這麼做。如果用法律來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個天下的信任。」太宗說,「你能這樣執法,我還有甚麼可以擔心的呢!」後來戴冑幾次直言進諫,滔滔不絕,太宗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天下沒有任何冤獄發生。

太宗對群臣說,「人家說皇帝地位尊貴,甚麼都不怕。我不是這樣,我上畏懼蒼天的審視,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業業,還怕不符合天意和民眾的願望。」

採用完善寬簡的法律

唐太宗即位後,採納了魏徵的建議,確立了寬仁、慎刑的宗旨,太宗認為重視德行比制定嚴苛的法律更為重要。一次他問大臣王圭,「近代治國者不如古代,為甚麼呢?」王圭說,「漢代崇尚儒家學說,民風純厚;近代輕視儒學、重視法律,所以國家就越來越衰敗。」太宗表示同意這種說法。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了人家賄賂的絹,太宗知道後說:「順德這樣的人才如果對國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國家的財富,他何必這樣貪戀財物呢!」太宗愛惜他有功於國家,沒有治罪,並且賞賜他數十匹絹。大理少卿胡演說,「順德違反法律接受財物,本來不應該免罪,為甚麼又賞賜他呢?」太宗說,「如果他有人性的話,接受賞賜比遭受刑罰還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與禽獸無異,殺了他又有甚麼用呢!」

選用廉吏

在選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門第,命高士廉選《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為標準,重新評估士族,無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備」的標準選用官員,不問出身、不計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徵當過道士,尉遲恭做過鐵匠,張亮出身農民。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舊臣,曾謀劃過暗害太宗,李靖、尉遲恭是降將,但均被予以重用。他還在隋朝科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選拔官員的制度,用科舉代門第,破門閥之見,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進之機。

太宗還對有「品位」的官員提出了四個要求,稱為「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貞觀之初立制,每個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盡心盡責。太宗更以「居官諂詐,貪混有狀」八個字來判定德行為「下下等」的官僚。

對於官僚的貪污問題,唐太宗除了用刑罰之外,主要是要令眾臣從心底裏明白「貪」其實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太宗還提醒群臣說:「鳥棲於樹,猶恐樹不高,故結巢在樹之巔。魚藏於水,猶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兩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貪食誘餌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試法!」

有一次,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太宗問道,「誰是佞臣呢?」上書人說,「皇帝可以假裝憤怒來試探,據理力爭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佞臣。」太宗說,「皇帝是河水的源頭,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頭污濁了卻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詐術,怎麼能夠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群臣感到恥辱。你的計策雖然好,我也不想採用。」

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政治十分清明。

重視文化、道德教化

唐太宗十分重視學校的建設,在他的重視下,學校教育制度逐漸完善。全國的最高學府是國子監,下設六種學校: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各級學校都以儒家經典作為必讀書目,學習優異者,送往吏部參加科舉考試。

唐太宗還十分注重編修書籍和歷史。他命令搜求民間死去學者的遺書。隋末,在洛陽的隋代藏書剩餘的只有一萬四千部,約九萬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館後,藏書達到二十多萬卷。太宗還下令成立了國史館,編選南北朝及隋朝歷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統,另一方面從中汲取歷史教訓。此外,他還募集名儒出任學官。因此,京師一時儒者雲集,人才輩出,為大唐培養出無數國家棟梁。

唐太宗十分重視佛法的弘揚,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經、譯經活動,並在洛陽親自與其會面傾談。這使佛教在唐中期達到了其鼎盛時期。由於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同秉一心,並且篤信佛法,使得初唐國勢強大得驚人。這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風調雨順,農業上每年都是大豐收。每逢節日,皆有君、臣、民同樂的慶典,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天下大治活現眼前。

當此之時,各國臣服,大唐邊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各地民商來往不斷,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唐朝政府還設立了流所,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這種盛世氣象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公元649年,唐太宗崩於含風殿,終年五十二歲,尊號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其勤奮親民,文韜武略,英勇過人,既有創業之能又有守業之才,確為「千古一帝」,後有明代史學家朱翌讚太宗曰:「自三代以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為唐太宗,漢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三、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生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他身上有滿洲、蒙古和漢人的三種血緣。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善於治國的、為數不多的政治家之一,還是多才多藝的學者。他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自然科學方面的數學、天文、曆法、物理、地理、農學、醫學、工程技術;人文方面的經、史、子、集;藝術方面的聲律、書法、詩畫,他幾乎都有所研究,寫出了八九十篇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著,他親自審定了多種歷史方面的書籍,他還精通多種民族語言。

康熙大帝像
康熙大帝像

玄燁兩三歲時就到宮外避痘,四五歲時出天花,九死一生,躲過一劫。玄燁童年一直受到皇父忽視,皇父無心、也無暇顧及他,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愛與教育。八歲時玄燁痛失皇父,十歲時喪母。佟氏去世後,玄燁晝夜守靈,擗踊哀號,水漿不御,哭無停聲,皇室近親,耳聞目睹,無不感動。但是,玄燁在不幸面前,沒有怯餒、退縮,而是以此勵志修身,勤奮學習,磨煉意志,為親政後的治國理政打下堅實基礎。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明確宣布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道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云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其四,改革賦役制度,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以孝道治國化民。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珮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康熙運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要求每個滿族的王公大臣,必須熟讀《孝經》,極力揭示「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訓。並規定在鄉的秀才或族長們,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須講解誦讀《孝經》及他的「聖諭廣訓」以規訓子弟,為弘揚敬老古風,還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舉辦「千叟宴」,赴宴人數多達萬眾。

康熙皇帝博聞好學,不僅諳熟儒家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和藝術等頗有研究,而且對算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在康熙時期的開明寬鬆政策下,一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基督教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比如推廣種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學等被介紹到了中國。康熙皇帝懷著濃厚的興趣學習著來自西方的文化,同時關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方面和他並列的只有同時代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無與倫比,並開啟了康乾盛世,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經過其治理,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足。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

1722年,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歷史的斗轉星移,彈指一揮間,已然跨越五千年。在這看似漫長實則短暫的歲月中,在華夏大地這個廣闊的大舞台上,走過了秦皇漢武,走過了唐宗宋祖,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朝代。雖然幕啟幕謝的時間不盡相同,但每一朝每一代都為後人留下了絢麗的文化。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廈,五千年的鴻篇巨制其實就像一部在教給華夏子孫如何做人做事的大戲。《禮記•禮運》開篇即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克己奉公,仁、信、禮、義,歸根結底是道德境界的體現。大道原本就永恆的存在那裏,不變不動。變化的是人心與道德,偏移了他,大道廢棄,動亂與衰亡就開始。回歸他,大道就行於世間,則興盛與富強就出現。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他只是將神所傳於人的道理重新敘述出來,讓人們通過內省和自修去達到他。千古一帝的豐功偉績也許我們永遠無法企及,但是他們修內而安外的做人之道,每個人都可以終身奉行,到時如果人人都能夠明是非,辨善惡,曉因果,政民自束其心,則黨文化必然解體,道德回歸,文化復興,人間正道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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