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正確的道路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明慧記者文天成採訪報導）以色列小伙塔目茲（Tamuz）一直都想做一個好人，可是苦於不知如何去做。曾經，他為了讓別人覺得他是個好人而不敢去做一些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在修煉法輪功後，他得到了做好人的指導，沒有了患得患失的壓力，也會堅持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

塔目茲在羅馬參加遊行，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八年前，當塔目茲和家人等紅燈的時候，一位法輪功學員給他們送上了一份真相傳單。在副駕駛座的家人看過後，就對塔目茲說，這是給你的。當時的塔目茲正在練習武術，他認為自己學練的已經足夠，不需要再學其它的功法了，但還是忍不住上網查看法輪功的書籍，並學煉了法輪功的五套功法。他發現法輪功可以讓人快速提高，比如在他學練的武術中，練習很長時間才會明白要善待他人，而在法輪功裏，這可是開始的第一步。

當年才二十一歲的塔目茲並不是為了強身健體而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他希望能夠找到一些他一直在追尋的答案：「我曾讀過佛教的東西，我知道有辦法可以讓人改善自己，但是我沒有理解多少，因為詞句都比較複雜。我一直都對宇宙非常感興趣，想知道一切事物是如何發展的，在讀了（法輪大法的）書後，我理解的越來越多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變化。」

偶識真善忍，找到做好人的指導

塔目茲一直都希望能成為一個好人，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但是只有他自己明白有時他的所為並非心甘情願：「我想，在過去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我做的很多事情，是因為我害怕（不做）引起的後果，會讓別人認為我不好，會發生甚麼。或者我覺得自己應該做點甚麼，但是我不敢去做。」修煉法輪功後他變得自然了，「現在這變了，我想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認為我是個好人，但是我不再像以前那麼害怕了，而是更自然地去做。」

而且他也從修煉法輪大法中明白究竟如何做個好人：「我得到了更多的指導。我真的認為我應該做一個好人，但是以前沒有榜樣。現在我有了指導，支持我實踐成為一個好人。如果有人對我不好，我會記起『真善忍』。」

有了「真善忍」作為指導，在遇到同樣的問題時，他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對待，也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結果。以前當他母親或祖母訓斥他的時候，他會為自己辯護，告訴她們不是這樣的，你們不理解，應該是那樣的，結果往往會讓她們更生氣，引起更大的爭論。

但是在修煉後他變了。「記得有一次，我的祖母在電視裏看到一些節目，是關於年輕人無所事事，不幹活，甚麼也不做的。她感到擔心害怕，所以就將所有的情緒都發在我身上。我只是安靜地站著，並聆聽她的訓斥。我沒有反抗。過了一會兒，我去了另一間房間，當我回來時，她對我說，塔目茲，我很抱歉如此對你。這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從來沒有，我意識到這是容忍，這是人們應該有的表現。」

以前的塔目茲還會因為自己的得失而耿耿於懷，有時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有時又覺得自己得到的是否太多了，自己還不夠好。修煉法輪功後，他的心態平和了：「我意識到，我應該為我所擁有的感到高興。事情還是照樣發生，只是以前的我經常會考慮很多，經常很緊張，而現在的我不再考慮這麼多，我不再感到壓力，不再覺得，我要這個，我要那個，我仍做所有的事情，我只是試著把我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講述真相，制止迫害

一開始的時候，塔目茲只是關注於法輪大法本身，所以並沒有太關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但是在明慧網等網站看到越來越多關於迫害的報導後，他覺得自己不能坐視不管。可他又有些擔心，因為生活在非常注重宗教的環境，如果告訴家人自己有了別的信仰，會不會對他們而言無法接受。「但是一段時間以後，我意識到有這場迫害，我就必須去和他們交談。那對我而言就像很大的一步。一次晚餐的時候，我開始告訴他們所有的事情。我不能僅僅從修煉中受益，關於在中國發生的迫害，我得做點甚麼。」

不僅僅和家人，他也告訴所有他認識的人甚麼是法輪功，以及正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很多人問他，我們有這麼多的問題，為甚麼你老是談中國？他回答道：「在以色列，猶太人經常抱怨有反以色列的組織。儘管那可能是在德國、南非、或是在美國，儘管這些反對者非常遠，但在以色列的你仍然介意，因為他們的反對就像（反對）你一樣，所以對我而言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就如同我一般。我們都是法輪功學員，如果我今天在中國的話，我有可能不能得到好的工作，或許我不能上大學，或許他們會把我送到勞教所，所以這也是一樣的。」

針對不同的人塔目茲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和他談，因為他想讓更多的人來關注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法輪功學員並不是要拉更多人也來修煉法輪功。如果誰想來煉功，我會為他高興，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如果有人想，你來是想讓我們都煉法輪功，我會告訴他，那不是我會做的，我想談的是人權。」

揭露中共施壓，讓真相傳播更廣

正是出於這個想法，他一直想在他所在的大學，特拉維夫大學，舉辦真善忍國際美展，通過法輪功學員的作品讓人們了解在中國發生的迫害以及法輪功到底是甚麼。二零零八年三月他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一起拿到了學生會及主管教授的許可，可以在特拉維夫大學中央圖書館的大廳內舉辦為期兩週的真善忍國際美展。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開幕式的晚上，學生會就打電話，詢問是否能夠提供在其它矚目的地方舉辦過美展的證明。塔目茲和其他的法輪功學員得知：大學裏有為數不多的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及老師。看上去是他們得知這個展覽後，告訴了中使館。中共使館就開始派官員來特拉維夫大學交涉，威脅他們。因為中共當局每年給學校投資開辦「孔子學院」，在其它國家很多大學都有類似的學院。（中共）通過給大學錢，從而控制學校。

塔目茲和其他的法輪功學員開始找校方交談，希望能夠繼續美展。「我們先去找大學校長，他甚至都不見我們，把我們推到了另一位官員那裏。那個官員說了一些話，但是說，不是我（負責），是另一個人。找到那個人後，當我們和他談過後，他說我們給你們一個星期，然後你們得理解我們的處境。他讓我們就舉辦一週。我們告訴他，我們認為這是不合法的。然後他就衝我們大喊大叫，把我們趕出了辦公室。我們發現我們沒有太多的機會和他們討論這件事，因為沒有人可以談這件事。」

一週後美展被迫取消。但是塔目茲和另一位主辦美展的學生覺得不能就此結束，因為這一切是中共施壓的結果。他們認為校方是因為迫於中共的壓力才要求將畫展提前結束。「在大學經常會有反以色列的遊行，就在不遠的地方，因為他們想要更加民主，讓所有人發聲，他們非常自豪地告訴我們，我們是如此的自由。所以這（停止畫展）實在是特殊的案例。「

他們決定將特拉維夫大學告上法庭。塔目茲談到，當時沒有別的要求，就是希望補上那被迫取消的一週展覽，希望大學履行合同上的承諾。

提出訴訟是因為他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如果中共知道這個法子可以奏效，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而如果我們讓他們看到，這樣不行，他們就不會再採取這個方法了。其次在民主國家，一個大學的校長受到別國政府的干擾，這也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沒有任何行動，以色列其它的機構會害怕和我們合作，他們會說，這就是那裏發生的。」而且塔目茲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們也認為，這可以成為一個讓更多人了解法輪功真相的好機會。

在訴訟提出後，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關注，法輪功學員在很多報紙、電台、電視台講述事情的經過，講述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共所做的正是起到了反作用，本來僅有幾千學生及老師看到展覽，現在有成千上萬的人了解了這件事情，因為當地的媒體報導了這個故事。」

在開庭時，校方給出的理由非常奇怪。塔目茲說：「他們（校方）甚至在沒有看到展覽前就要求停止展覽。他們（校方）說收到了在中國的以色列學生寄來的電子郵件，說（畫展的舉辦）使他們受到壓力，感到害怕。但是他們（校方）無法出示這樣的電子郵件作為證據，而且他們也沒有告訴警察或外交部。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持續了一年多的法律訴訟後，法官本亞米尼裁決：「中共大使館提供特拉維夫大學許多活動經費，校方屈從其壓力而停止了展覽，違反了學生的表達自由。」本亞米尼並在其判決中規定校方應另給一週的展期，且須賠償學生四萬五千以色列幣的訴訟費。

塔目茲談道，法官在裁決中明確指出是中共在後面操控，讓他覺得這判決就如一份禮物一般：「法官說，法輪功學員是正確的。他說他們（校方）做了這些是因為中共使館的壓力。這非常清楚地說明，大學的做法不是出於他們的本意，而是因為中共的壓力。」

判決出來後，媒體再度爭相報導。而且整個案件也引起了很多以色列人對法輪功、對真善忍畫展的關注：「實際上，在最後整個時間引起了眾多的關注，關於法輪功以及迫害。也給很多以色列人一個機會看到中共是多麼的邪惡，他們如何做事情，不是用公開禮貌的方式，而是試圖破壞。這也給我們在很多其它地方舉辦畫展的機會，因為很多人從新聞中聽到這一消息。」

案件甚至還改變了一位知名律師的態度。在塔目茲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提出訴訟之前，他曾向這位知名律師談起訴訟的想法，遭到了她的反對。她說：「你們為甚麼要這麼做，你們沒有機會勝訴的。」但當她看到法官的裁決時，她說：「這就像奇蹟一般，就像是一份禮物。」我想這訴訟案讓她改變了對很多人的態度。我們沒有大聲喊叫，沒有採取甚麼行動，我們只是沒有放棄，我們修煉法輪功。

在案件結束時，塔目茲已經畢業了。但是另一位和他一起提出訴訟的法輪功學員在學校裏得到了很多師生的支持。「學生和老師告訴他們（法輪功學員）這是正確的，他們（校方）不應該那麼做。」

對塔目茲而言，提出訴訟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所以他不曾感到任何擔心害怕。「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對的，你就會做下去。」

塔目茲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樣參加各種活動，向民眾講述法輪功是甚麼，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他希望能夠早日制止迫害。「讓中共政權看到在中國以外的人也知道它們的迫害，會給在中國受迫害的人很大的幫助。因為這會讓中共感到害怕，它們害怕其他人看到它們做的壞事，我想我們舉辦活動是一個機會，讓更多人知道法輪大法，知道法輪大法好，迫害是壞的。越多的人能來，效果就會更大。我做力所能及的，我不能坐視不管。知道在中國發生了甚麼，有時我坐在那裏不做甚麼，我會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