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探微（2）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接前文）

謝赫在所著的《古畫品錄》中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論」，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這是中國畫學上較早較系統的繪畫要旨，它將顧愷之所強調的畫家精神貫穿到整個繪畫創作過程當中。作為繪畫創作與批評鑑賞的準則，「六法」論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

這個時期，佛教盛行。佛教中的繪畫藝術也很突出，敦煌的莫高窟，是世界上宏偉的藝術寶庫。留存了不少壁畫。當時畫家中也有不少修煉人，如得道畫家張僧繇畫龍點睛的故事經久流傳。傳說張僧繇在寺院的壁上畫了幾條龍，栩栩如生，但都沒有點眼睛。觀看的人們紛紛要畫家給龍畫上眼睛。張僧繇說：給龍畫上眼睛，龍會飛走。眾人不信，請求他畫上龍睛，張僧繇給其中兩條龍點上眼睛，頓時烏雲密布，電閃雷鳴，點了眼睛的龍破牆而出，騰雲而去。

隋代，在繪畫史上，成為魏晉南北朝過渡到唐代的一座橋樑，其繪畫藝術，主要為皇家貴族宮廷審美以及敬神所用。繪畫體裁有寺壁畫、捲軸畫，描繪的對像既有山水景物，也有人物故事，畫風上多趨於富麗。流傳下來的作品中，以展子虔的《遊春圖》最負盛名，它是中國山水畫發展史中有跡可考的最早的一件作品，從中可知，山水畫的發展此時已結束了「人大於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階段，從而進入了「青綠重彩、工細巧整」的新時期。

唐代，是五千年中華神傳文明中的最輝煌時期。伴隨著文學、詩歌、音樂、舞蹈、雕塑、書法等各種藝術的發展高潮，繪畫也進入到一個繁榮昌盛的階段。此時的繪畫已有了人物、山水、花鳥、鬼神、鞍馬、屋宇等分科，而且風格多樣，有吳道子的疏體、李思訓的密體、王維的疏密相間體。整體畫風雄偉壯健。較為突出的畫家有閻立本、李思訓、吳道子、王維、曹霸、韓幹、張萱、周昉、邊鸞等等，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流傳下來的作品，如《歷代帝王圖》、《步輦圖》、《江帆樓閣圖》、《送子天王圖》、《雪溪圖》、《五牛圖》、《虢國夫人遊春圖》、《簪花仕女圖》等，均成為千古佳作。不但對後世，而且對東方各國，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唐朝的繪畫在歷史上之所以光輝燦爛，最重要的一點，在於當時的畫家能夠面向現實。他們的取材，不但觸及當時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而且注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雖然描繪的對像，只限於皇公大族，富貴人家，但對這些人物形像的塑造，都能刻畫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對於自然山水的描寫，產生的青綠、水墨二種不同風格，體現出畫家藝術思路的廣闊和表現手法的豐富。

唐代的繪畫，與同時代的文學藝術（詩歌、音樂、書法、舞蹈）交流甚密，如吳道子觀裴將軍舞劍後，作畫「有若神助」，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甚是長進，詩人李白、杜甫、顧況、白居易寫了不少論畫詩，而畫家王維則「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種密切的相互影響與交流，是唐代繪畫之所以出現高峰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代、兩宋的繪畫，絢麗多彩。它繼承了唐代豐富的傳統，竭力創造，出現了大步邁進的氣象。尤其是兩宋繪畫的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

五代的繪畫，在唐代至北宋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當時的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都作為獨立的畫科而逐漸壯大。花鳥畫中產生了以黃荃為代表的設色濃豔和以徐熙為代表的水墨淡彩兩大風格，世稱「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人物畫中，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堪稱典範，作品中，對人物的刻畫已不是一般泛泛的描繪，而是著重內心世界的表現，從而加深了思想深度的表達。山水畫中，荊浩、關仝強調師法造化、「搜妙創真」，通過「遠取其勢，近取其質」的表現方法，開創了大氣磅礡的「全景山水」。其成就，對後世山水畫的發展均產生較大的影響。

兩宋，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為宮廷服務的院體畫和文人大夫藉以抒情遣興的文人畫都有很大發展。在題材方面，盛行山水畫和花鳥畫。院體畫講究法度、強調形似，文人畫則重傳神、抒情和寫趣。由於畫院畫家來自四方，並重寫生，保持了留心現實事物的變化作為繪畫表現根據的良好風氣，所以一直是推動兩宋繪畫發展的主流。繪畫發展到宋代，出現了很多水平很高的典範作品，如《朝元仙杖圖》、《錢塘觀潮圖》、《水墨枇杷小鳥》、《五馬圖》、《維摩詰圖》、《清明上河圖》、《潑墨仙人》、《瀟湘圖》、《秋山問道圖》、《夏山圖》、《踏歌圖》、《長江萬里圖》、《江山秋色圖》、《果熟來禽圖》、《荷花》、《寒禽圖》等等。著名畫家有郭熙、李成、范寬、董源、巨然、易元吉、張擇端、武宗元、文同、蘇軾、李公麟、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粱楷、趙伯駒等。

繪畫藝術的繁榮，帶來了繪畫美學探討升溫，此時期的重要論述著作達20餘篇，由於當時繪畫的主要題材是山水花鳥之類，因此，論山水花鳥畫就成了繪畫美學探討的主要內容。如《聖朝名畫評》、《圖畫見聞志》、《林泉高致》、《山水純全集》、《畫梅法》、《夢溪筆談》等等。這些論著對關於寫形傳神問題、關於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方法問題、關於畫家在繪畫創作中的所起的作用問題、關於表現技巧問題、關於對待古人遺產問題以及關於繪畫藝術的社會作用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具體而深刻的見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到了元、明、清時期，隨著人類道德的下滑，繪畫藝術的總趨勢是走下坡路，但這段時期也有兩個對畫壇較有影響的時期，即文人畫的興起和八大、石濤的畫壇影響。

文人畫興起於元代，當時，蒙古族入侵中原，一些拒不仕元的畫家借繪畫來寫愁寄恨、明志遣興，因此，重抒情，輕寫實，重筆墨情趣，輕刻意求似，重瀟洒簡逸，輕繁縟工整的畫風盛極一時。便於抒情寫趣而無須強調形似的山水畫，宜於發揮筆墨並適合抒發堅貞高逸之志的梅蘭竹菊成為當時廣為採用的題材。繪畫文學化了，因此，繪畫上的題跋用印也開始被看作畫面美的組成部份而受到重視。由於文人對繪畫的廣泛參與，因而主張書畫相通，主張書法入畫，主張畫貴有書卷氣，蔚然成風。元代的山水畫家多隱居山林、參禪修道，蘊含著「出世」的感悟精神。這時的作品，儘管有真山真水的依據，但是，不論春夏秋冬、崇山峻嶺或淺汀平坡，總是給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的感覺。在筆墨藝術效果的表現中，充份體現了文人畫家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對大自然的更深層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敏感。文人畫的興起，突破了宋代院體畫主統畫壇的局面，促使了我國繪畫史上畫風的大轉變。其中主要代表畫家有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

八大山人、石濤，均為清代畫家，由於出身於明朝王室後裔，家世悲慘，內心充滿複雜的矛盾和隱痛，最後出家為僧。在他們的繪畫作品中，傾其種種思緒，造型奇特、筆法恣縱、不落陳規、追求新異。但感覺此時畫風已開始了變異。

中國畫是神傳給人的，純正的中國畫令人嘆服，其美的形像、畫面，美的筆觸、墨痕、色調，美的思緒、哲理、詩意，構成了它獨有的俊逸神韻，歌頌神；鞭撻罪惡，歌頌美好、光明的內涵對道德和社會的維護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我們從中國畫中能看到流光溢彩、造化無窮的大千世界，能領略到神的慈悲與人間善惡是非，得到智慧的啟迪與心靈的淨化。

中國畫的個性精神是強烈而突出的，古往今來，每一個傑出的中國畫家，每一件優秀的藝術作品，從來都不是囿於某一具體的表現描繪，而是在努力探求人與神的深層聯繫和對生命真諦的感悟，並通過比興、寓意、象徵等手法來表達某種思緒、心態。即「借景抒情」、「狀物言志」。因此中國畫這一藝術瑰寶的光輝不僅僅來自於它的藝術技巧和形式美法則，更來自於藝術家深厚的生活體驗和修養境界。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說過：「美術對於人類來講是很重要的，它和人類其它文化一樣，是能夠在人類社會起到一種對人的觀念上的導向作用，影響著人類的審美觀念。對甚麼是美、甚麼是人類應有的正確的美的感受，這是和人類的道德基準息息相關的。如果人把不美的東西當作是美，那人類的道德已經完了」「中國畫講意嘛，畫它的意境、內涵，所以多數都畫山水，畢竟中國人是半神文化，意識中不願意表現太多的人，也是前面我講的原因的，所以多數畫山水。但是也有畫人的，不過一般不用模特，完全是構思出來的，這樣倒也乾淨。當然了，也不是完全不畫真人，歷史上有些英雄人物、人們紀念的人物畫家也會去畫，到了近代就比較豐富了。其實發現的最早期的中國畫還是畫神的，而且在寺院中從古到今也一直都有表現佛、道、神的畫。」（《美術創作研究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