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木斯大學副教授說真話遭三年冤獄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楊永萍，女，50歲，佳木斯大學化學與藥學院副教授。因為修煉大法得以祛除重病。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後。因為堅持向民眾講述法輪功真相，於2002年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關進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迫害。出獄後被單位非法開除工作，目前生計艱難。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於95年4月走入大法修煉。修煉前我與所有常人一樣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苦苦的不知疲倦的上下求索，可不到40歲就身患重病，肺切除手術後身體極度虛弱，不能正常操持家務，無法完成正常的教學任務。睡覺時不能自由翻身，走路時不能挺胸昂首，只喘半口氣。日日夜夜都生活在病痛的煎熬中。在此迷茫與傍徨之時，有幸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煉功近百日，我對大法還處在感性認識階段，身心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能和正常人一樣工作與做家務了。一年後我對大法由感性認識昇華到了理性認識，知曉了人生的真諦，默默的從本質上提高自己，是這種偉大而高尚的信仰力量讓我的生命煥然一新，充滿了活力。

直至1999年7月20日，迫害開始後，我不停地在當地和許多人講真相，當時講的最多的話題就是：吃藥不吃藥與法輪大法的關係問題， 用現身說法證實煉法輪功能使人真正獲得身心健康的道理，等等。

2000年4月下午4時許，大學保衛處的王明和王宇辰來到我家說：「向陽分局找你談話，馬上就去」。於是把我帶到佳木斯向陽分局，一位姓於的警察和崔榮利（已遭報死亡）與我談了幾個小時後，於晚上九點多鐘將我放回家。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煉不煉法輪功的問題。

2000年6月20日下午4時許，佳木斯大學保衛處王明又到我家，以了解情況為由將我帶到了佳木斯向陽公安分局。劉鐵軍和崔榮利與我談話後將我非法拘留15天，事後佳木斯大學撤銷了我的教研室主任之職並扣發了獎金。

2002年1月28日，我在給合江地區教師培訓班上課，在談到修煉界對「基因」科學的觀點時提到了我是修煉法輪大法的。此事被一名聽課學生反映到曲鳳玉（時任副院長）那裏。事後在2002年3月，佳木斯大學勒令停止我講課。

2002年4月11日晚上8點多鐘，佳木斯大學保衛處的一名年輕人帶領佳市向陽公安分局的鄭寶信、魏巍、夏景懷四人（便裝）一同闖入我家，非法搜查後要將我帶走，我不上警車，告訴他們信仰無罪，光天化日之下不要這樣無理。他們說：「送你回家」。邊說邊連擁帶推的將我弄上車。車上我繼續和他們講理爭辯時，鄭寶信說：「你現在只要說一句不煉法輪功了，咱們馬上掉轉車頭回家。」我當時說：「你們怎麼像哄小孩一樣呢？有這麼無理的嗎？」 他說：「你這麼說！那好，走吧！」就這樣我被送入了佳木斯看守所，被行政拘留15天（有王姓局長的拘留票據）。參與此次迫害和暗中協助的還有佳市向陽分局的萬連生、佳木斯大學的王明和韓志凌等人。

2002年4月13日，鄭寶信、魏巍、到看守所對我非法提審時說：「你說句不煉了咱們馬上就去飯店，我請你吃飯後放你回家。」我沒動，過一會兒鄭又說：「楊老師，你從現在開始是刑事拘留了啊！」我說：「為甚麼呀？」他說：「不為甚麼。」同年5月16日，鄭寶信、魏巍全副武裝，向我宣讀所謂的「逮捕令」，並讓我簽字。我拒簽並怒斥了他們。

開庭前，佳市向陽法院給我一張可以請律師的通知單，我要請某律師時，佳市向陽檢察院的湯某和張某倆人私下阻止不讓律師參與此案。

2002年6月3日，也就是開庭的前一天，向陽檢察院副檢察長李鐵民（公訴人），在與我談話時我曾質問他：「你們為甚麼這樣對我？我究竟咋的了？」他說：「你得罪江澤民了。」我說：「得罪江澤民就判有罪，這叫甚麼罪呀？」他說：「是利用……實施罪。」我說：「也沒聽說過這個罪名呀！」他說：「這個罪名以後得改成甚麼反革命罪。」我說都甚麼年代了還搞甚麼反革命罪，太可笑了。」

2002年6月4日，在佳木斯向陽區法院非法開庭。審判長韓偉新；審判員於學君、張海燕；書記員紀忠。旁聽席上還有十幾個人（據說是公檢法相關人員）。庭審中，韓偉新問我：「李洪志是你甚麼人？」我說：「是我的老師。」他說：「見過面嗎？」我說：「沒有。」他說：「這怎麼能說是你的老師？」我說：「我學了法輪大法的書，我認定李洪志就是我的老師。」休庭時韓偉新對他人說：「她是大學老師，認李洪志當老師還不判她！」就這樣三天後即6月7日，佳市向陽法院以所謂的「利用………實施罪」非法判我三年。同年9月4日將我關入黑龍江省女子監獄。

2002年9月4日11時許，我與邊鳳蘭、孫麗彬、董林桂被強行押解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因不認罪被惡警王亞力用雜誌往臉上抽了十多下，後又罰蹲至下午6點多。之後我們每人再由兩名惡警承包進行強制轉化迫害，不服從者繼續罰蹲或送小號上刑，全天洗腦、訓練。

2003年2月開始強制奴工勞動，定任務，每天至少奴工勞動十四個小時。中共加大迫害，撥款女監開始蓋新樓，將犯人弄到車間去吃住。當時我被迫害的那個監區是200多人住在一個200多平的車間裏，每人只有一尺寬的床位和一塊能站住腳的地方吃飯。睡覺時是臉挨臉、臉挨腳。當時正是「非典」高傳染期。每天早上5點起床，5點30分出工奴役勞動，除了有限的十幾分鐘吃飯外，一般都是晚上10點多鐘收工。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我們十幾個大法弟子開始罷工，絕食抗議。我同當時的大隊長楊華談判時說：「在這種惡劣的非人居住的環境下，你們作為監區的領導不應再延長勞動時間和加大勞動強度了，犯人也是人啊，再者我們法輪功學員不是犯人，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的。」她惱羞成怒將我送入小號關禁閉、戴背銬、釘地環，進行新的迫害。

同一年裏我們又進行了兩次罷工、絕食抗議行動，惡警就對我們進行罰蹲。十二月份將我們拉出去冷凍，不讓我穿棉衣，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多鐘，一直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雪地裏凍著，有同修還被按在雪堆上趴著，有的同修手都凍黑了，有的凍起了泡，腫了、爛了，還有的凍暈倒了等等。我被凍得腦子木了，想背法都想不起來了。如果站不住活動的惡警就讓犯人打你。晚上回到監舍後繼續罰坐小板凳至後半夜2點多鐘。不服從的就送「小號」上刑或暴打。深夜罰坐時，睏了閉上眼睛她們就用小細棍捅你眼皮或鼻孔，不讓你睡著。

還有將我們拉出去從早8點到下午4點多一直不停的跑步，停下來就打你，不讓去廁所。當有上層領導人物來監獄檢查時，就把我們藏在倉庫裏，怕喊冤。若有人喊冤時，上層領導也不予理睬，等領導人物走後，馬上讓犯人把喊冤的法輪功學員帶到辦公室暴打一頓。

由於我被非法判刑三年，當時我的孩子還不滿十七週歲，在這突如其來的恐怖之下，在漫長的三年沒有母愛的呵護下，孩子患上了嚴重的腎病，後發展為尿毒症，至今已透析兩年之久了，僅僅是維持生命而已。

2005年4月我出獄後，佳木斯大學開除我的工作，我與校長、人事處長、610主任、紀檢委書記、化學與藥學院書記等作了近百次的講真相，說道理的工作，最後同意我在校史館做臨時的保潔工作，每月七百元工資，入不敷出，生活舉步維艱。目前我正在申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