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師父,親愛的同修:大家好,
我叫瑞納特-裏格-史道迪克,在1998年得法開始修煉。今天我不想談一個很大的經歷,只是想說說我所經歷的互有關聯的幾件事和自己在這當中的體悟。
一次,一位中國學員非常友好的對我說:「你很德國,不是嗎?」「對,我是。」我答道,我肯定不是中國人。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這個「德國」到底意味著甚麼。
在2002年發生了很多事。那年4月份德國政府和警察迫於壓力,致使德國警察在中國官方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多次對學員採取了有違德國法律的做法。這些行為發生在柏林,也發生在波茲坦,德累絲頓和高斯拉。應該怎樣對待這些事,當時大家並沒有馬上認識清楚。
出現問題先向內找,然後大家發現了自己一些錯誤的心態,比如爭鬥心和不加思考的跟著做等等。我們雖然知道自己修煉中還有漏,但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次江××到訪德國,帶來的干擾如此之大,幾乎迷惑了其中的每個人,這其中有警察,德國官員,學員,也包括我自己。
一個非常明顯的干擾是,江××的飛機降落後德國原來的習習涼風立刻凜冽起來,冷得那樣刺骨,好像在柏林還從未有過這種像刀子一樣的風。風刮了好幾天,給我們的燭光守夜和和平抗議帶來了困難,但是我們沒有很在意。
事態開始擴大。那天,不明真象的警察們闖進著名的柏林阿德隆酒店客房,把住在裏面的學員趕了出來。我們雖然通知了幾家媒體,但是對這樣的事我們實在沒有甚麼經驗,所以我們沒有做出明確的反應。
幾星期後大家都忙著從在柏林的那次活動中直接受到警察騷擾的學員們那裏收集文字材料。我聽說有幾位學員覺得自己有責任處理這件事,並且打算採取必需的行動,而有的學員不這樣認為。究竟該怎樣面對,大家都不太明確。我覺得這事跟我沒甚麼關係,我不是直接當事人,也沒有受到警察的盤問,阻撓和暴力威脅等等。在內心深處我甚至對整件事有點氣惱。我對同修們的做法有這樣那樣的評價,贊同或者反對,然後又把此事推到一邊。然而,每當我再想起這件事,心裏很不踏實。很明顯,我不希望德國從此背上一個壞名聲。我心裏還抱有一絲希望,希望那個不安的感覺消失,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那是自己的一個執著心。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我總覺得心在被刺痛。德國發生的事在網絡上一再被提到,我們做得那麼不好,當時大家在是否通過法律途徑來處理這事的問題上舉棋不定,所帶來的後果在冰島,在波羅的海國家和俄國直接體現出來。但是我想,我們還是要向前看,已經做錯的事不可能再扭轉過來。在學員內部也有過幾次討論,到底能不能找律師,還是為時已晚?
幾個月後我發現有兩位中國學員在柏林利用這個事件向律師講真象,同時他們向律師打聽起訴相關德國政府的可行性。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執著心,我大為震驚。我甚至以為這件事和我沒關係,以為德國可以通過對這事的掩蓋來逃脫。我怎麼能把自己的執著心,以為有些事情不會被發覺,保留了這麼長時間呢?
意識到這一點後我的態度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我和其他同修一同拜訪了一位律師,並且不久後和這位律師制定出了一個工作方案,一個充滿慈悲的,給犯錯的人們帶來幫助的一個方案。我們決定寫信給德國相關的內政部,從我們的角度陳述所發生的事,請求得到一個與他們對話的機會。
這一考慮來自於大法,我們想幫助他們了解事實,這比一個判決本身要重要的多。這一想法直到今天還指導著我們,因為有幾個司法程序尚未完全結束。一些細節在明慧網上都能看到,所以我在這裏就不再一一敘述。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真正按照師父的話去做,哪裏有困難,哪裏就是我們應該深入講真象的地方。
有其他同修的配合我們才做到了這一點。有學員特地趕來向負責警察執法措施的柏林州內政議員和他的助手講真象。同時,另一些學員在市政大樓附近發正念。經過幾個星期的調查後,柏林州內政部為警察局官員在2002年4月的違法行為做出了書面道歉。
2003年4月份時我們必須向另外幾個州的內政部提出調查當地警察在中國國事訪問期間是否有過當行為的申請。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加大深度和力度,大面積的講真象。人們表露出來的對這件事的關注明顯增加,他們態度認真嚴肅,仔細聆聽著我們的陳述。在一份內政部的檔案中我們發現,不僅中國國家安全局造謠說我們有暴力傾向,而且德國官方也相信了這一說法並在江××訪德期間加強了警備部署。
在法庭上德國官方根據所掌握的情況不得不承認法輪功學員從未使用過暴力,並且承認警方部份行為不符合憲法規定。
今年5月份溫家寶和薄熙來訪問柏林之前我們和德國警方高級官員及聯邦刑警局官員進行了一場經過長時間準備的會談。這次我們得以更加細緻深入的表達了我們的想法。中國代表團在訪問期間一再通過施壓和造謠等手段,製造突發性事件。但是德國警方始終和我們保持對話並且和我們一樣反應冷靜。
第一個引發的事端是因為我們的打坐。警察不許我們打坐,說我們的打坐姿勢對中方人員具有侮辱性。我們馬上向警察解釋清楚。後來才知道原來代表團利用警察對打坐的無知來欺騙他們。
接著關於薄熙來的一個橫幅又引出一個小插曲。中方認為橫幅的中文解釋可以具有侮辱性。不過幾天後這個指責也不了了之。當時我們正在試圖找我們的律師,但是沒有聯繫上。幾輛警車開過來意圖擋住學員和橫幅,有的學員心裏開始浮動,有的不加理會,我只是保持安靜平和,持續發正念。
不久中國代表團又來找碴兒,說是「法辦江澤民」這個橫幅也得拿下來,因為這在中文裏也可以被理解為「處死江澤民「。用了三個德語翻譯才使德國警方確信,他們被中國代表團騙了。然後一切又歸於平靜。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情況?我當時不太確定。但是對法的理解讓我非常確信,我們只要這樣堅定正念的進行這次活動,就不需要請律師出面。事實上薄熙來的隨行人員行為舉止極其張狂,使得德國警察自己明白他們應該保護我們不受誣蔑,而不是在和平抗議的我們面前保護他們。邪惡在我們面前像一堆垃圾,崩潰於頃刻之間,因為我們沒有去滋養它,而且我們沒有把它們當回事兒。
代表團離開後的第二天,聯邦刑警局就找到我們,感謝我們遵守了所有的事先約定。我回答道,有充份證據可以表明我們過去也從未觸犯過任何法律。我自己理解到我們這次為別人考慮了很多。比如在警察這一方面,事先我們讓對方了解了中國大陸的情況,我們抗議的理由和計劃做法等等。對警方來說,我們這方沒有製造任何突發性事件,他們有整整兩天的時間仔細觀察我們。一位官員明確向我表示他們現在對我們信任很多,以後再有國事訪問,他們會更加輕鬆對待我們的抗議活動。另外,警察也看到了誰在代表團內極力反對法輪功而誰沒有。
最後,柏林州警備部邀請學員做一個關於法輪功和中國江氏集團對法輪功鎮壓的報告會,他們希望有盡可能多的學員能夠參加。我們當然很樂意接受這樣的邀請。在報告會上我們用一小時的時間演示功法,介紹法輪功,通過展示圖片講述學員受迫害的情況,隨後又用了兩小時回答他們的提問。
報告會結束時警員們向我們表示感謝,說他們現在看到並理解我們的確是發自內心和平。對我來說這是個非常美好的經歷,因為他們不會再被誣蔑和謊言毒害,他們親眼見到和認識到了真象,使他們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回到我報告開頭那個中國人問我的問題,也就是說我是不是很德國。是的,我在我的內心中發現了一個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而且在德國很普遍的一個心態,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我的父輩和祖父輩在納粹時期這樣做了,今天在原東德地區也有許多人在共產黨垮台以後也這樣做。突然我發現,我也試圖通過視而不見和沉默來忘卻2002年4月德國警察對大法弟子的無理行為。我不想把此負責公之於眾,幫助責任人認清自己的錯誤。
為了給德國政府更深入的講清真象,兩年來也確實和其他同修走過了一條艱辛的路。現在我根本不想自己是否德國,而是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我已經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
這裏還有一個細節。無論是在和聯邦警察局的初步對話中還是在後面的報告會中,我都會在談話結束時提到我們來到這裏是為了幫助他們。是的,我們來是為了不讓他們因為被矇蔽而協同鎮壓。我每次講這話的時候感到房間裏迴盪著一種深深的靜寂,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那種寧靜,好像他們生命深處明白的地方被觸動,那是一種明瞭,一種超出我的話語所能達到的明瞭。每次,我也都被籠罩在這種深沉的靜寂之中,感受到我們彼此間更深的那一層聯繫。
感謝同修,感謝大家一路上讓我感受到的並肩努力。
感謝師父允許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證實法救度眾生。
謝謝各位。
(2004年歐洲維也納法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