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象講到位 柳暗花明又一村

【明慧網2004年6月26日】

尊敬的師父、各位同修：

我叫黃思帆，來自德國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是座著名的旅遊城市，巴伐利亞州是德國和中國貿易往來最多的州。2004年5月初溫家寶訪問的歐洲時首站就是慕尼黑。在我們申辦活動的過程中，警方和市政廳由於受到中領館的壓力，有關部門不批准我們在中領館和溫家寶下榻的旅館前掛「法辦江××」的橫幅，並對活動的地點等進行了許多的限制。溫家寶來訪前，慕尼黑警方及市政廳有關人員和我們在一起協商了關於溫家寶訪問期間一些事宜，大家有機會向他們介紹了在中國發生的這場對法輪功發起的殘酷鎮壓，但他們依然不同意我們掛這個橫幅。

當時來自方方面面的干擾也是比較大的，我們城市的大法弟子本來就不多，許多人都受到大小不同的干擾。兩位常去旅遊點給中國人講真象的同修因某些原因不得不暫時離開慕尼黑，那一陣子我正被病業症狀干擾的很厲害，說話喘不過氣來，幾乎發不出聲音，學法和講真象都受到很大影響，另一位同修也出現類似症狀。當時不少周邊的同修趕到慕尼黑，到各個警察局去講真象。

剛開始聽到不同意我們掛這個橫幅的消息時，我想無論如何應該去爭取一下，這是邪惡最害怕的橫幅，我們一定要掛，更何況其它國家、德國其它城市都允許掛，為甚麼在慕尼黑就不行？我到市政廳找到有關人員，希望他們能批准我們的請求，可是他們當時沒有商量餘地的回絕了我，說如果我不同意他們的決定，他們就會將我們的申請活動取消，態度十分強硬。儘管我不停的發正念，也不奏效，當時雙方都很尷尬。我當時的念不太正，心想，不讓掛橫幅總比不讓我們搞活動強，就答應了他們不掛那條橫幅了。

回到家中，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總感到沒給人講清楚似的。師父《在2003年亞特蘭大法會上的講法》中提到：「我告訴大家，救度眾生是第一位的，講真象是救人的辦法。人明白了真象之後，知道了這場迫害如此邪惡後，人當然知道怎麼去做，在這之後你要求他給予的支持，對這件事情怎麼做，就是他在選擇未來。特別是那些在迫害中被矇蔽的人，你不給他機會能行嗎？你不告訴他真象他們就永遠失去了未來。」

於是我給柏林的同修掛了電話探討了此事，同修的一句話對我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就像是被重錘敲了一樣，她說：「如果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那對他們的未來太不好了，一定要跟他們講清楚，幫助幫助他們。」我驚訝的是自己怎麼就沒有為對方考慮呢。同修還提到，我們如果在原則的問題上退讓，邪惡就會得寸進尺，在關鍵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堅持我們的原則。她建議我再給市政廳有關人員打電話，然會再召開一個全德範圍的電話會議。誰知我剛要給有關人員打電話，他們的電話倒是先打來了，又對我們的活動提出了一些限制，真應了那位同修的話。

在當晚電話會議上，來自本地區和其他城市的許多同修給我們提了很多好的建議，講清真象是大家提得最多的，很多人都談到師父講過遇到問題不要繞開走，要面對它。我和一位西人弟子決定第二天再去市政廳，許多同修表示他們將在那一段時間內幫我們發正念。

第二天學完法後，我動身去了市政廳，但不知為甚麼我心裏充滿了低落的情緒：「今天已經是星期五了，市政廳有關辦事人員都去度假了，只留下一名秘書在，明天中領館前的活動就要開始了，後天溫家寶就要來了，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去講清真象了，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希望。……」我沮喪的坐在市政廳大門口等那位西人弟子，情緒低落到了頂點，突然心裏想起柏林同修的話，一種責任感在我心中慢慢升起，我得對他們的未來負責，不管結果如何，我們要跟他們講清真象，讓他們了解我們，對事件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當我面對市政廳有關人員的上司和更高級的部門的負責人時，我的心裏只有一念，要為他們好。

我們很順利的找到了該找的部門負責人，一切都像是師父給安排好了，他們好像專門等著我們去講真象一樣。我們跟不同的負責人談，我們告訴他們法輪功不是要跟中國政府作對，我們只是和平申訴，沒有政治目地，我們對溫家寶是持歡迎的態度，江氏集團對迫害法輪功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我們談到了訴江案，並給他們看了全球各地大法弟子在中領使館前舉的「法辦江澤民」橫幅的照片。江氏集團為了鎮壓法輪功不惜消耗大量的國家財產，對法輪功實行種類滅絕罪，如果再繼續鎮壓下去，國家的經濟就會被拖垮，對中德貿易也不利。他們聽得都十分認真，有位負責人對法輪功在中國受迫害的情況了解甚少，他們看了酷刑的圖片後都感到震驚，長時間的沉默。

我們還特別強調我們很理解他們的處境，了解他們所受到的壓力，但希望他們還是能給我們道義上的支持，能讓我們在民主國家說出中國法輪功學員不能公開說出的心裏話。我們還向他們介紹了前幾天德國聯邦刑警局正式承認其在2002年4月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德國時對同時下榻在柏林阿德隆酒店的法輪功學員的限制性處理行為違法，雙方在柏林州行政法院正式達成和解協議等情況。

在講真象過程中我們中的一個人在發正念，我心裏也在跟對方明白的一面講，千萬要擺放好位置，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其間我曾兩次都感到熱淚盈眶，從表面上看，我的淚是為國內弟子流的，實際上我是為我面對的生命、為德國民族在流淚。在整個過程中，我的思路清晰，呼吸正常，也少有咳嗽，誰能想像得到我頭一天講話還很困難呢。後來，他們總是問我們，他們能為我們做些甚麼。我們見到的最後一位負責人對我說，他很想再和我們聊下去，可是他必須得去處理一些事情，否則辦事人員就下班了。我們告辭後，在市政廳外，一起發了一次正念，稍微總結了一下今天哪裏講得好，哪裏還存在甚麼問題，怎麼改進，並達成一致，不論結果如何，真象都要講下去。然後我們就分手了。

沒過五分鐘，我接到了市政廳有關部門秘書的電話，她愉快的告訴我，我們可以掛我們想掛的橫幅了，她的態度和昨天相比，真是天壤之別，看來眾生都有明白的一面。放下電話，我在路邊坐下，淚如雨下，心裏為大法的威力而震撼，為眾生對大法的態度而高興，為師父一再給眾生機會而感動。師父在《轉法輪》中講的法不斷在我心中湧現「在真正的劫難當中或過關當中，你試一試，難忍，你忍一忍；看著不行，說難行，那麼你就試一試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話，你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天回家的路上，有很多不認識的路人在衝著我笑。

這件事對我們地區的學員鼓舞很大，那位西人學員就對我講，他當時認為根本就不可能批准了，沒想到講真象真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他也想起師父講的難行能行的話。後來在集體學法時我談了整個過程，在談的過程中，我的思路慢慢的理清了，當我放下強烈的自我，不再執著我們必須掛橫幅、我們的活動一定要搞好、我們的活動不能被邪惡干擾、我們慕尼黑為甚麼不能掛同樣的橫幅等等想法，而是真正出於善心為對方考慮，為對方好，不能讓他們對大法犯罪、他們的決定要為這一方的眾生負責、這是給他們的機會。當我們的思想轉變過來時，一切似乎都順過來了。師父在《2003年元宵節在美國西部法會上解法》中講：「你們記住了，哪裏出問題，哪裏就是需要去講真象了。效果好壞，你不要看對方，是出自於你們的心。你讓它好它就會好；你無意讓它好或心裏不穩，就不容易正過來。也就是說正念要足。我真的在救度你們，我真的是告訴你真象，效果就會好。」「在講真象中觸動人根本問題的時候，同時感到大法弟子真是在救他的時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會表現出來。」

最後引用師父的一句話來與同修共勉：「弟子正念足　師有回天力」（《洪吟（二） 師徒恩》 ）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2004年歐洲維也納法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