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為講真話遭受的牢獄折磨

【明慧網2004年1月1日】我是一名外科醫生。1995年4月的一天，我晚飯後出去散步，被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場面吸引住了，一直等到煉功結束，我才向組織煉功的輔導員諮詢，當時就開始學動功。後來又讀了《法輪功（修訂本）》、《轉法輪》，被其中的道理深深地吸引住了，人生所有問題頓時釋然，從此每天參加早晚集體煉功。

1995年6月我工作調轉到了大連市某醫院，我仍然堅持每天煉功，後來我又找到了就近煉功點，參加集體學法煉功。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到大連工作後不再收紅包，不再參加患者請客，受到了醫患一致好評。

1999年7.20一夜之間，有法輪功學員無故被抓，我和大家一起去信訪辦要人，被警察暴力驅散。地方政府解決不了問題，不能公開煉功。惡人對大法的誣陷越來越加碼，我的心裏別提多難受了。我要主持公道，我要對大法負責，可是去上訪意味著現有利益可能會失去，我為之奮鬥獲得的一切可能會失去，但是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決定去北京為師父為大法討還公道。我與母親說了我的想法，母親也要去把自己學法煉功受益的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就這樣，經過一番準備，我們三代人：母親、我及22個月大的外甥女，於2000年2月29日由大連乘飛機直抵北京，下飛機已是下午2點多了，乘汽車到市內已接近4點鐘。信訪辦在哪也找不到，我們就直奔天安門廣場，在國旗桿與紀念碑之間正中位置，我們面向天安門，開始煉第二套功法──法輪樁法。不一會兒一群警察圍了上來，問我們在幹甚麼？我們告訴他們在煉功，「煉甚麼功？」「法輪功。」他們把我們推上一輛依維柯汽車，送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登記後又被關進了鐵籠子裏，那裏已經關了上百名各地來京的大法弟子。

大家在一起交流，都認識到走出來晚了，讓惡人如此橫行。但我高興自己到底走了出來，認識到應該站出來證實法。後來有一個年輕女學員帶著一本書被惡警發現了，問她帶的是甚麼書，她說是《轉法輪》，當惡警得到證實後，就往鐵籠裏衝，我站在鐵籠口阻擋他衝進來，被他一陣連串拳腳打得眼冒金星，幸好被其他大法弟子扶住。那個女學員也被打倒在地被拖出了鐵籠子。我們在一起背《論語》、《洪吟》震懾邪惡。不一會兒大連駐京辦事處的警察把我們接到了他們的辦公地點，記得是建新賓館十六樓。帶頭的叫王國慶，他們非法搜身，搜去了我的身份證，至今仍未歸還。

由於我被打，兩眼瞼處瘀血，像戴了墨鏡一樣，因此沒有馬上把我們送回大連，在賓館裏關了三天才往回送。到大連後被非法關進了台山村淨水廠附近的司法局戒毒所三樓，當天我的小外甥女被接出去。6天後片警逼我爸爸交了3000元錢把媽媽接走了，後來又被送姚家看守所關押，並要關押費200元。

我在戒毒所裡感到了寂寞，感到了不能學法的痛苦。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們晚上煉功，後來我們得到了一本《轉法輪》，我們晚上輪流學，每人一講，藉著走廊透進屋內的燈光學，這次學法和以往完全不一樣，學了一遍之後，覺得自己信心百倍，知道應該堅決抵制迫害。後來我堅決拒絕看惡警給的誣蔑大法的材料，又被惡警用拖鞋打了耳光，但我堅決不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惡警又組織洗腦，我堅決不參加，被關進了二樓的禁閉室，禁區閉室地上有個鐵環，手銬穿過鐵環，我的雙手被銬住，人也就被釘住在地上。後來單位裏的書記蔣×、保衛科長矍××、派出所張副所長把我爸爸找來，逼著交了4000元錢，戒毒所才放人。在大連市司法局戒毒所，我被非法關押了23天，然後又被送進了姚空看守所，並被要去了200元關押費。15天後派出所張副所長、單位的書記蔣××和黨辦主任宋××一起來到看守所，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他們就又把我送回戒毒所，戒毒所的人說甚麼也不收。他們就把我帶回了單位。

從此我失去了臨床工作，被安排去掃廁所、拖病房走廊地面，每月只給270元生活費。後來醫院幹部蔣×要求我寫「保證」，不然就送教養院，並把610的人和教養院的人都找來了，在這種形勢下，我違心地寫了不煉功的保證。此後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樣，即便數月後因工作需要我又恢復了臨床工作，但每天的生活卻是極其壓抑和痛苦的。為了改變這一切，我要繼續學法煉功，並上網聲明所謂「保證」作廢，我決定再次上訪。這次為了不影響到其他人，即使是書記、院長，我也不能讓他們因我受到傷害，為此我寫了辭職申請，辭去在醫院的工作。

我於2001年2月27日晚又坐火車，於2月28日清晨到北京，坐地鐵到天安門廣場，從地鐵門一上到廣場我就打開了黃色橫幅，上面寫著「還李大師清白」，並高呼「還大法清白」、「還李大師清白」、「法輪大法是正法」等。從地鐵東門向天安門走去，快到英雄紀念碑處時，一個便衣警察衝過來了，我躲開了他，在廣場上奔跑，不讓他捉住，可是另一個便衣堵住了我的去路一群武警圍上來，把我抬進了依維柯汽車，又拖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

在派出所裏，執班警察問我叫甚麼名字，從哪裏來，我全不告訴他。他又要把我銬到暖氣管子上，我堅決不順從他，還趁機跑出了派出所，被外面的警察又抓了回去。這過程中他們用警棍猛擊我的頭部。

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房間裏，裏面有五、六個穿制服的警察，但都不戴警號，有一個警察在我面前一晃，接著一拳打在我的右眼處，我後仰倒了下去。他們一擁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給我上蘇秦背劍式的背銬，（就是右手從肩上背過，左手從腰間背過，兩隻手斜著在背後銬在一起），接著扒下我的褲子露出臀部。有人踩住了我的後背，有人按住了我的雙腿，一陣雨點般的警棍落在我身上，刀割般的疼痛鑽心，我幾乎忍不住了，一想起師父就在看著呢，絕不能跌倒，我心裏一橫，咬緊牙關，心裏背著《正大穹》──「邪惡逞幾時　盡顯眾生志　此劫誰在外　笑看眾神癡」，痛感越來越輕，後來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有人用涼水激醒了我，接著有人用電棍來電我，又用棉籤蘸上一種很刺激的藥水塗在我的頸部和鼻孔裏，又有人在臀部踩來踩去；又有人用警棍在我的大腿後側及臀部碾來碾去。我幾次失去知覺，但從沒出一聲。

他們打累了，就把我抬到有大鐵籠那個房間，關在鐵籠子裏，鎖在鐵椅子上。我心裏明白，可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我的全身被汗水浸透，有人問我喝不喝水，我已經沒有力氣吱聲。大約每過一小時就有人來觀察我的情況，見我沒出有任何反應，他們抬起我的腿把我的腳提得高高的，把腳後跟摔在水泥地上，我一點痛感也沒有。警察打電話說：「我們這裏出了一個截癱的，快派人來看看。」

到中午有時候，我趁他們吃飯時走出了鐵籠，當我要走出派出所的時候又被抓了回來。我俯臥在長條凳上一下午。警察幾次來詐我說：「你是某某某，別裝了，快認了吧，有人來領你回家了，起來吧。」每次他們都換名字試探。多個地方駐京機構來人認人，都沒有認出我是誰。甚至惡警與某地一個駐京機構的人都說好了，就把我當作某某某帶走。那人走近了我，看到了我的眼部血腫，就說甚麼也不肯把我帶走了。我臀部的傷更重，已被褲子蓋住了。

大約一直到晚上9點多鐘，我就起來了，有負責的警察要我給他拖地，我就坐在地上，後來他把我送出了派出所，還說：我今天差點兒攤事兒。你還來不來北京了？你說吧，從哪裏來的？我甚麼也沒回答他。他把我放到路邊就走了。我想返回天安門廣場，沒有走多遠，那個警察又回來了（可能是派出所旁的食雜攤打電話告訴了警察，因我向他們打聽天安門在哪），不讓我往回走，我只好往火車站方向走，這方向沒有公交車。我走進一家食雜店，想買點吃的，可一陣頭暈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我已被帶進了另一個派出所，關在看守間裏。在那裏我喝了一點水，頭腦清醒了許多。我想我得出去就要求他們放了我，他們非要我說出從哪來的才行，我沒有告訴他們，告訴他們我遭劫匪了。他們仍不放我。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就喊頭痛，要去醫院，他們問：「你有錢嗎？」「沒錢也得看，我受不了了。」執班的人說請示所長後再說，過了一會兒他回來說，你自己去看病吧。就把我給放了。

出來後，我走到了火車站，已是半夜，沒有火車了，只有汽車，有到大連和瀋陽的，我就搭車到了瀋陽。3月1日坐火車回到了大連家中。

家裏人看到我嚇了一跳，我右眼處一個大血腫，臀部及雙側股後部全都是血腫。經過近一個月的休養才康復。

2001年4月22日我在人民廣場講真象，被惡人舉報，被抓到了人民廣場派出所，當晚我被刑訊逼供，全身被潑涼水後在風中凍。4月23日晨我從手銬抽出手，堂堂正正離開了派出所。

2001年5月，惡警闖入我的家又把我抓到了派出所，他們不讓我穿鞋把我鎖在鐵椅子上，椅子上倒水不讓我坐，不讓我睡覺。我絕食抵制迫害。趙×還逼我妻子與我離婚，拿走我50元錢一套外衣及皮鞋、手機和傳呼機。我絕食一天半後，被送到了姚家看守所，經過53天關押後又被送到大連教養院，我不簽字，他們硬是把我塞進了教養院。

我堅決抵制「轉化」，並給邪悟者講真象，又被送到關山子教養院。在關山子教養院，我堅持煉功，絕食抗爭，抵制灌食、打點滴，終於獲得了煉功的權利。最後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

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修煉者的一個縮影。江××集團構陷迫害法輪大法，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