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1999年6月份集體煉功,不法之徒們用水管子向我們身上撒水,還把水潑到煉功場地上、放高音喇叭干擾我們煉功,強逼所有在場的煉功人照了像。我們告訴他們;修煉大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按照師父教導我們的「真、善、忍」做好人,身體得到了健康。他們就沒話說了。
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被早已守候在橋底下的暴徒們攔住了,並夥同我們村的惡人把我劫持在家裏監視我,還把師父法像、煉功圖、大法書及煉功帶、講法帶等全部抄走了,當時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這次他們監控了我四天。
到了秋天10月份,晚上我在家裏睡覺,惡人們把我叫了起來,把我帶到街辦。在辦公室,惡人問我還有大法書嗎?我說「書都被你們抄走了。」他就叫一個惡徒把我帶到了看守所,銬在了椅子上,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大小便、更不讓睡覺。
2000年我去北京上訪,在火車站被我們村的惡人劫持到街辦。惡人問我去哪兒,我說到北京給師父說句公道話。它們就瘋狂地叫喚,「你咋不在這裏說?」我說:「是你們逼我們去的,在這裏都沒有說理的地方,所以我要上北京去。」它們就逼我給它們幹活、洗衣服,卻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不給水喝、不給飯吃。在街辦關了三天,惡徒又把我帶到看守所。在那裏還是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還不讓煉功,我就要煉,就不聽它們的。關了半個月後才叫我回了家。
回家呆了一個月,我還是要去北京。陰曆4月份,我自己坐火車來到了北京,用了一天時間,才找到信訪局。在信訪局門口,被便衣們劫持到車上,帶到了駐京辦。村裏大隊委員和鳳凰街辦惡人拿著手銬來押我。回去的路上,它們在飯店大吃大喝,把我銬在外面等著。它們吃完喝完,又給自己家買了許多貴重的東西。把我帶到了街辦後,逼我跪在嵧渣上,問我還煉不煉功,我說煉,它們就用竹條、棍子打我,它們自己打累了也不住手,由於跪地時間太長,我暈倒在地上,它們卻說我假死。它們又逼我在它們的菜園裏幹活,卻不給飯吃。在值班室裏,我實在餓得不行了,就對兩個值班的要點東西吃,李家村的一個惡徒說不給我,我也就沒吱聲。後來一個小青年給了我一個饅頭,我問它們要點水喝,惡人說不給。我就好不容易乾啃了那個饅頭。我被它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腿上淌血,磕了一道大深口子,惡人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那裏關了半個月,受盡了折磨。它們逼我家人拿錢,說不給錢就不放人,我說沒錢,它們就劫持我到家裏,碰巧我女兒在家裏,給了錢它們才罷休。惡徒又到大隊裏要了三百元錢,騙了雙份的錢。每次劫持我到街辦、看守所、都強逼照像,每次索要10元錢費用。平時,邪惡之徒們常來家裏騷擾,干擾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2001年秋天,我正在家裏扒玉米粒,惡人闖到我家,把我帶到了大隊裏關起來,家裏給送飯也不讓吃、也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把水潑在地上,叫我站在上面,一站就好幾個小時。(因為我大兒子得了癌症,需要人伺候,就放我回了家,但還被它們監控。)當時和我在一起關押的還有其他同修,有一個同修(後來被邪惡之徒活活打死,《明慧》有報導。)她抱著一個五個月大的孩子。後來,邪惡之徒逼我交5000元錢,我沒錢,它們就逼大隊交。大隊裏給拿上了。
我堅決跟著師父走,堅修到底,同時,希望咱們不論在家裏的還是在外面的同修,都要把握好自己,無論再忙,也不能忽視學法,做好師父講的三件事,學好法,講真象,發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