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講真話做好人付出代價義無反顧

【明慧網2003年7月16日】我是97年得法，通過學法明白了人生真諦，知道了該怎樣做人，身心得到了淨化和昇華。99年4.25後單位開始施加壓力，7.21進京上訪（當時單位追到火車站阻止我，如果買到北京的車票還需要單位證明，我的票是一個人轉給我的）。火車上公安來回巡視，尋找法輪功學員，搜查身份證，好不容易才來到北京。北京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公安和警車，盤查每一個行人。在火車上遇到的一個同修，剛出火車站就被抓了。我是在西長安街上被公安抓捕的，有的同修是被抓著頭髮拽上的車；有的是被拳頭推上的車；有的是被抓著脖子拖上的車。

公安把我們運到朝陽鄉政府，（運到這裏的有幾千人，分了好多個地方）登記我們的姓名、地址等，不准我們買吃的，逼迫我們看誹謗師父、誹謗大法的電視和他們的《通告》。我們齊聲背《論語》，聲音淹沒了電視聲，最後公安不得不關上電視。把我們外地的又運到豐台體育場，按省分開。體育場已滿，北京不斷地往裏運，各地不斷地往外運。警察的侮辱聲、打罵聲此起彼伏。他們不斷地用暴力抓人塞上警車；不斷地給一些人拍照；有的人被拖到警車後面，幾個人圍著一個人毒打。一個中年女同修在地上打坐，公安一腳把她踢倒，同修坐起來，他就再踢倒，就這樣一直把她踢出幾米遠，該同修一聲不吭。大家齊聲制止惡警的這種惡行，帶槍的武警層層就把我們包圍了起來。在40多度的高溫下不准上廁所，不給吃喝，其中有懷裏抱的孩子，也有孕婦、老人。等著當地來接，有的已呆了3-4天。有些學員不走，惡警就強行拖出體育場（好幾百米），塞到車上。

我被遣回後，公安及單位嚴密監視審問、強迫看誹謗師父、誹謗大法的錄像、逼迫交書、寫保證。每個不寫「保證」的學員，樓下都有崗哨，2個人一班，三班倒，24小時監視。不准外出，不准接觸其他法輪功學員，隨時傳訊、問話。學校準備的假期老師計算機培訓，學生補課全都停止。校內外到處都是值班監視的人員，公安也住進了學校。電視、廣播、黑板報上都是污衊法輪功的內容，一夜之間，親人、朋友、同事、鄰居轉眼之間成了監視與被監視的關係。（學校煉功人員多，連我丈夫也被安排去監視其他人）

99年9月、12月擺脫監視再次進京，在天安門廣場，一武警搶奪我的「法輪大法是正法」的橫幅，我被一個年輕的武警推到天安門西側的紅房子的裏間，關上門，武警叫我蹲下，我說「為甚麼蹲下」，話音未落，一拳就落在我的左眼處，接著一腳踢在會陰處，污言穢語不堪入耳。當我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我想到了師的教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閉上了雙眼。打罵夠了惡警將我運到一個公安分局（那裏已關滿了法輪功學員，其中還有2個誤抓的非法輪功人員），那裏的警察把我的右手從右肩上拉到背後強行與左手銬在一起，在手和背之間插一木棍來回搖晃上刑。(一個月後釋放我時左手還未恢復知覺，遺留下左肩疼痛，活動受限。)後被當地公安運到一個飯店。我們六個法輪功學員被銬在一起一天一夜，每人被勒索50元住宿費。被遣返回當地派出所，審問了一夜，家被抄，抄走大法書、錄音帶、錄像帶等，因煉功，又被吊銬在二層床的上層一下午，後被非法刑事拘留一個月（在看守所遇到一個同修，在北京被惡警收身，一分錢都沒剩。我出所時留給她的錢，也被警察扣留），惡警逼我家屬交2000元保釋金才放人。回單位又被逼迫寫「認識」（因有上訪人員，原領導已撤職）。我藉機告訴他們法輪功的真相，單位又把我關押到「教育培訓中心」( 洗腦班)，每天派5人監視我一人。因絕食抗議，於2000年春節，被送回家中跟蹤監視。2000年元宵節我到操場煉功，單位歹徒將我舉報到派出所，因此再次被非法抓捕，刑事拘留。在「兩會」期間煉功時，惡警還把我銬到看守所的鐵窗子上一晚上。之後單位將我綁架到洗腦班，因煉功遭到洗腦班歹徒的罰站、限制食量以及辱罵。直到該洗腦班僅剩我一人，洗腦班負責人催單位接人，單位遲遲不接。5月中旬我才被接回單位，在監視下打掃衛生。2000年10月在沒有任何手續下又被非法勞教2年。

從99年12月起以洗腦班花費為由被非法扣發工資及福利待遇。到現在工資、工作也沒給解決，還經常受到騷擾。

儘管如此，我明白「不失不得」這個道理，儘管迫害是邪惡的，必須制止，但為講真話、做好人付出代價，我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