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教所震懾邪惡、講清真象

【明慧網2003年6月1日】寫出我的這段經歷，希望能給那些有類似情況的同修一些講真象的經驗。也很希望大家行動起來，像海外學員那樣，通過各種方式營救我們身邊的同修。其實這個過程能揭露邪惡、講清真象，還能聲援被關押的同修，也能接觸很多平時很難接觸的人，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但具體做時，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足，也要注意別講高了。寫的不全面，請同修補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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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我愛人被非法勞教，關押在當地勞教所二大隊。知道消息後，我帶上不滿十歲的兒子和我妹一起去送東西。勞教所的辦公樓裏陰森森的，連門衛的態度都特別惡劣。真的感到整個空氣中充滿了邪惡因素。管理科的女警察一聽說給法輪功學員送東西，特別不耐煩，還說風涼話。我們三個人一直用正念對待，要求接見，要求送東西，我們堅定的態度使他們非常害怕，我要求管教一定要讓他寫信告訴我是否收到物品。不長時間，果然收到我愛人回信。在勞教所等人時，我妹見門衛室裏有他們的一部份電話號，就往手上寫，被他們發現後硬將我們三人趕出去，連樓道都不讓呆，到樓外雪地裏等著。我回家後打勞教局舉報電話，舉報警察素質非常差，對探視家屬態度惡劣，語言粗俗，急需整頓。沒想到舉報中心還真批了二大隊，並回電話向我道歉。我下次去，他們表面真有所收斂。這增強了我震懾邪惡的信心，絕不允許邪惡囂張，這也是對勞教所裏面大法學員的一個聲援。

勞教所規定每月最後一個週六上午是探視日，但不准探視法輪功學員，也不能通信，不許送東西，甚至有時送錢都要登記身份證，出示單位證明。但我沒有被這些無理規定限制住，每個探視日都去，或送東西並附上清單，或送錢，有新經文時我就想辦法送進去。另外，每個探視日還是講真相的機會，此時，勞教大隊院裏有警察辦公，中隊所有管教都在。尤其來探視的家屬非常多，我就向他們揭露邪惡、講清真相。開始警察見到我時態度蠻橫，我找到中隊長，要求探視，他說「法輪功不許探視」，我問他：「這是誰規定的，符合法律嗎？有文件嗎？我自己去找」，他又講他們也做不了主，得有市公安局610的證明。我說那就把東西送進去吧，他們很不情願地收了東西。我又質問他們為甚麼不讓通信，他們竟撒謊說我愛人不寫。我妹揭露他們說：「我姐夫對我姐可好了，不可能不寫信，肯定是你們不給寄。」我也警告那個中隊長，你們別甚麼手段都用，如果我愛人有傷，我決不會接受。再有還收不到信，我就有想法。別的警察問我還煉嗎？我反問他：「這和不讓探視有關嗎？是不是你們有甚麼不能公開的的規定啊？」他不敢回答，溜了。又過來一個警察說：「你修真善忍，你得向內找。」我嚴肅地告訴他：「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如果你想昇華自己你可以修煉，但決不是讓你針對別人的。」還有一個小警察斷章取義師父的法，口氣又極不尊敬。看到他油腔滑調那種得意的樣子，我就大聲說：「瞧你那形像，白穿一身警服了，整個一個混混。」他們囂張不起來，都溜走了。事後我想自己也許當時心態不太好，但對邪惡在氣勢上決不能讓步，更不能妥協。回家不久，就收到了我愛人的信。

2001年4月的探視日，我們三人去送夏裝，他們拒收，中隊推到管理科，管理科推到警戒科，誰也不做主。那天好像有「領導」來視察。我跟他們大聲講理：「你們到底讓不讓送東西，我們這麼大老遠來了，你們推來推去的，這是甚麼態度，溜著我們玩兒呢？」他們很害怕，趕緊讓警戒科長來解決。這個警戒科長挺為難，又不敢承認從即日起不讓送東西，就想以哄騙的辦法讓我們回家，沒見效，他自己就想從大門溜走，那麼大歲數了，被江氏政府逼的想耍小孩的把戲，又可憐又可笑。我妹不讓步邊追邊喊：「你敢溜，我打車追你家去，你也得把東西給送進去。你們也太不講理了。」警戒科長走不脫，無奈地收下東西給送進去了。我也趕過去跟他講真象，他還比較有正念，後來又破例幫我們送過一回東西。

接下來我們這一地區邪惡就非常猖狂，學員被抓的也多，表面上甚麼原因被抓的都有。勞教所裏住進了邪惡的「工作組」（由市公安局610、司法局、勞改局等邪惡之徒組成），用各種非人的手段瘋狂地迫害法輪功學員，致使一部份學員在壓力下違心妥協了。我妹也流離失所了。那段日子壓力很大，但每到探視日我帶上兒子還是毅然前往。我想就是去近距離發正念也沒白去，我妹也捎信鼓勵我，只要往勞教大隊院裏一站，對邪惡就是震懾。不讓送東西，我就送100元錢，讓裏面的人有信心。我愛人回來說每次知道外面一點消息都很受鼓舞，還真起到了作用。所以希望有條件的同修還應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每次去都要質問他們為甚麼法輪功學員不讓送東西，然後利用機會揭露邪惡，向周圍的家屬講真象。有一次碰上一個新來的警察值班，我要求送東西，他不收，我問他為甚麼，他邪惡地說我擾亂他們辦公，要通知派出所抓我。我正視他說：「行啊，天這麼熱，我正發愁怎麼回去呢，還得打車。」他一看嚇不住我，就說好話哄，說別為難他，他做不了主。我就當著他的面用手機往勞教局打電話，讓他跟他們上級請示，他不敢接，正好他們中隊長路過，我拿著電話走過去，那名中隊長左看右瞧沒處躲，一溜小快步竄監區裏去了，狼狽得很。那麼多人圍觀，是非正邪一目了然。後來一位同修告訴我，那天她愛人（不修煉，去看朋友）也在，我走後，那幫警察商量：以後對付某某某的最好辦法就是咱們誰也不跟她說話，讓她隨便「鬧」。我當時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打下去他們的囂張氣燄，聲援裏面的同修。不管他們表面上多張牙舞爪，真能豁出去，放下一切，他們真的甚麼也不是。

經歷了一段時間以後，我也反思自己向內找，儘量用純善之心講真象。我就以家屬的身份，用我家的遭遇做事例給勞教所管理科、中隊寫信，用很真誠的心勸善。我愛人後來回來時提到這件事說效果特別好，結合親身經歷寫，他們眼見為實，容易被觸動。我仍然每月的探視日都帶兒子去，風雨無阻。慢慢的他們就轉變態度了，我心態也比以前把握的好了。一次向管理科長詢問我愛人情況，他態度還是很冷淡勸我別來了。我誠懇地說：「我們來吧，你們就這種態度；我們不來吧，你們就說我們六親不認，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呢？再說誰家人在這兒誰不惦記呀！」旁邊一個高個子警察說：「你這種認識？（指堅定修煉）能讓他出來嗎？」我嚴肅地說：「如果你們有這種規定，我可以考慮和他離婚，也不能總讓他在這受罪呀！」那個科長趕緊說：「沒有，沒有，你別擔心，路遠天熱，你不用老來，讓見面了，肯定通知你，好多事我們也做不了主……」他從此不再敵視了。後來再見面他都禮貌地向我點一下頭。

12月有師父新經文，我又要去遠方出差，就請我愛人的弟弟（不修煉）、我母親（修煉）還有兩個同修帶上孩子一起去。我把經文藏好，並說發正念，不讓他們發現。可是後來我在出差地接到家裏電話，勞教所警察威脅我愛人弟弟說他們已發現送的經文，要將他哥送外地關押，又說別讓你嫂子來了，她總給我們找麻煩等。我心裏有點不穩，一方面堅定正念不怕他們；另一方面，我也給當地派出所長打電話，告訴他不許借過年之機騷擾我們家，家裏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有人找我麻煩就告訴我，我自己去找他們。我也勸他別再幹那種迫害好人的昧良心事了。他告訴我沒聽說有甚麼事，他也不參與了。我自己也覺得心裏踏實了，不覺得怕了。回家後，母親很高興，讓我趕緊去勞教所看看，別真把人送外地。我堅信環境越來越好，不會送走加重迫害。一夜我都沒怎麼睡，一直學法和看資料。第二天和一個學員一起正念十足地去了。我問管事的中隊長：「你們是不是有規定啊，到底甚麼讓送，甚麼不讓送啊？還聽說你們要送走一些人？」他趕緊說：「沒有，沒有，你愛人挺好的，也沒說要送走。」別的甚麼也沒提，態度還很好，我也沒想到會這麼順利。

我收到愛人捎出來的信，信上告訴我每週日中午執勤的警察去打飯，有約10分鐘時間，他在窗口等著和我說話。勞教所院子很大，一進院門，牆上有電網，有監視器，牆角落處還有崗樓，就跟電影裏日本鬼子的炮樓一樣。院裏面有一棟樓，非法關押著很多大法學員，堅定修煉的大法弟子，甚至常年不讓下樓，有兩個犯人24小時監視，寸步不離，沒有一點人身自由。從胡同裏能看到關押學員那棟樓的後窗戶，但是有崗樓，有監視器。我愛人當時關在四樓。第一次去有點怕，試探著喊我愛人的名字，越喊聲越大，正念越足，也就不怕了。很多人都伸頭往外看，那其中一定有學員。我就大聲告訴我愛人發正念手勢，也互相通一些情況，又鼓勵他正念闖出。談了十幾分鐘，很順利。我也很有信心。那段時間每週日我都去，有時也有同修和我一起去，近距離發正念，再找機會和他們交流一會兒，那種環境這種交流很可貴了。其間一次崗樓上的警察碰上我們了，很兇喊著讓走開，我迎上前給他講真象，他默許我們說幾句話儘量快走，監視器能看到，他會挨批。還有一次樓裏有警察加班，我在下面喊話，她伸出頭：「喊甚麼，想進來是吧。」我過去告訴她：「我愛人身體不好，又不讓見，過來看看。」她可能認識我，看看，頭縮回去，不管了。

這樣見面有十次後，被大隊長知道了。這個大隊長很邪惡。那天是探視日，我和孩子、一位同修一起去，院子裏警察特別多，而且專門在通後樓的路上兩個一夥，三個一組的。我徑直走向警察最多的一夥，「我問問情況，誰管？」一下子圍過來好幾個警察，氣勢洶洶，說話蠻不講理。我直言聽說我愛人身體不好，他們馬上逼問聽誰說的，我說給中隊某某打電話聽說的。一個高個子警察竟抵賴說無此人。我就他這種極不負責的態度和他講理，很多家屬圍觀。一個小個子警察說那是大隊長，我故意說：「您是大隊長，我很尊敬您，說話要負責任的，我愛人身體到底怎麼樣？」他火了：「你還尊敬我，給我上網，上小報，還找人給我打電話。」我正告他：「你自己都做甚麼了，你自己清楚，你可別怨別人。」我想不能讓他們這麼囂張，可又沒辦法，他們人太多，我不走，坐在路邊休息。過來一個指導員，這人也很敵視大法。他勸我走，我說心臟不舒服歇一會兒。又過來別的警察讓我走（他們怕我去後面喊話）。我就招呼同修帶孩子先回去。同修以常人的身份給他們講真相，並說非得讓走，她就帶孩子先走。那個指導員趕緊勸同修帶我一同走。也不像往日那麼猖狂要扣下人了。又過來勸我，說對別人態度從來沒這麼好過，告訴我差不多算了。我告訴他我忍著呢，你再說，我就哭了。講不好真像我很難過，就真的邊哭邊大聲說：「一年多了，人你們不讓見，來問問情況，看你們甚麼態度？一大幫警察欺負我一個人。還大隊長呢，一點理都不講！」院子裏的人都往這邊看，有警察，有家屬，還有出租車司機。我感到大多數人都很同情。聽那大隊長小聲說趕緊想辦法找一個出租車讓她走。也不蠻橫了。後來我愛人說那個指導員跟學員說七仙女和董勇還每年相會一次呢，一年不讓見也是太過份。2002年春節我去送東西時一個女警察很友好地拍拍我肩膀，向我點點頭。管理科的一個副科長態度也明顯變好。每次去勞教所，我都能感受到正法進程在深入，那些警察由開始的兇惡、囂張、敵視、沉默，後來有一些逐漸開始同情，態度在轉變。

2002年11月初，我愛人快到期了，我打電話給省勞教局和勞教所詢問情況，他們遮掩說快了，但就是不說具體日期。我問是不是因為開「十六大」，到期也不讓放人啊。又指出他們拿法律當兒戲，執法犯法。公司老總和同事知道我在往出要我愛人，很擔心我的安全，正開「十六大」，警察會抓你的，老總也通過朋友幫忙想辦法。我安慰他們我會小心。心裏想不能錯過這件事的機會，得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給他們講真象。沒想到氣氛特別好，他們對到期了還不放人也都挺不滿的。到處打電話詢問情況，最後是省「610」不讓放人。我說了很多，他們倒是很願意聽。其實他們心裏很清楚真象，但沒有正念，在被動的參與。我很誠懇地告訴他們別參與了，給自己留後路吧。這次所謂的敏感日期這一片還真沒抓人，也沒打電話騷擾。在11月的一個週日上午很順利將我愛人接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