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年來逐漸認清這場迫害的邪惡、走向成熟的過程
善哉：4.25
99年4月24日晚有人告訴我天津發生的事，而且有許多學員被抓，4月25日學員們要去北京上訪，誰想去就去，並且把這事轉告其他學員。就這樣，我把這件事告訴給幾個熟悉的學員後，於當晚10點左右到火車站，發現已經有許多學員在那裏等車了，正向我點頭微笑。踏上火車後，我順著車廂走，見一排排的座位上不少人在靜靜地看大法經書，一種純淨、祥和氣氛，使人身心安然。
4月25日上午8點左右我們來到府右街信訪一處，早已有無數的學員先到了，一排排，一列列的分布在公路兩旁的馬路砑子上。他們靜靜地或站或坐，等著進去上訪的學員的情況──有的在看書，有的在打坐煉功，一張張祥和、純淨的面孔是那麼真誠與坦然。與公路上的車水馬龍美妙地和諧在一起，使得路人不時投來敬慕的眼神。
沒有標語、口號，更沒有任何過激的言論、行為，只有真誠和善意，所有的人是那麼的坦然、祥和。那麼多的法輪功學員上訪，卻平和純善，而且一改中國幾千年來明哲保身的民族習性，坦然、平和地來上訪，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壯舉，也只有修煉偉大的法輪佛法的學員才能做到。晚上10點左右，事情總算得到初步解決，學員們靜靜地散去。這就是我所經歷的4.25和平大上訪。
上訪後，我們買回家的車票，也不知是怎麼回事，計算機怎麼也打不出票來，只好買了前一站的車票。於是，我們提前一站下了火車，乘汽車安全回家了。事後得知，公安局派人在當地的火車站等著抓我們呢！
面對名利情、堅定去執著
4.25上訪後，追隨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的地方政府官員便開始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方方面面進行大肆的干擾與破壞。尤其是7.20以後，全國被邪惡的恐怖所籠罩，整個社會被邪惡勢力所操縱，對大法和大法學員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
當時我突然面對這鋪天蓋地的對大法肆意破壞，不禁茫然失措，完全是被動地應付來自社會、總廠、車間領導，層層地做所謂的思想工作，方方面面的施壓，我父母也從幾千里的老家被叫來和女友的父母一起輪番不斷地無休止地勸說，哀求（他們都被政治運動搞怕了）。名利情一起壓過來，弄得我焦頭爛額的，也不能靜心學法，總想從法中直接找出解決問題的現成辦法。結果學法效果非常不好。在軟磨硬泡下，人的狡猾心理作怪便寫了一個含糊其辭，似是而非的保證書應付。仔細用法衡量認識到不對，便又推翻了它，方方面面的壓力讓我每天都處在艱難困苦之中。我在堅信師父和大法中，名利情的執著迅速地被去掉。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學法堅定中，逐漸冷靜下來；同時深感自己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在師父、大法和大法學員遭到迫害時，肩負有維護和證實師父和大法清白的無可推脫的責任，自己暗暗下定決心，盡自己的一切維護、證實師父和大法的清白與偉大。
那時已經和我定婚，即將領取結婚證書的女友，在國家政治、社會、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壓力下，提出分手。考慮到自己如果受到迫害，會給她帶來不可預料的危險，我就這樣與女友分手了。
堅持上訪、請願
99年9月我和另一名學員衝破重重阻力進京上訪。進京後面對人海，無從做起，於是聯繫另外在京的學員小王，逐漸匯齊了我們六人，經過討論，決定一起去兩辦上訪。在一條很長的小巷子裏，一個沒有任何標識的毫不起眼的小門，這就是堂堂的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人民來訪接待站。然而這條巷子也布滿了各地、各級政府機關阻攔人民尤其是法輪功學員上訪的層層國家幹部、警察，要進去著實不易。當時只有我們兩個穿戴嚴整、態度莊嚴的學員憑著正念闖了進去，我們通過接待員才把另四位學員一起帶進來。而接待員並不是認真記錄我們上訪的內容，卻像審問一樣問我們是否參加了4.25上訪，誰通知我們的等（後來這些詢問記錄卻被傳給了我們所在地的政法系統來抓人）。
有個接待員在詢問過程中還打了我們一位學員。問完後接待員讓我們等一下，暗中卻通知了我們所在地駐京辦事處的來抓我們。一小時後我們被駐京辦的人抓走，這天正好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我們被銬在一起，關在一間小屋裏渡過了這月圓之夜。之後被送入所在地拘留所。
其實在上訪後，接待員讓我們在那裏等的時候，我們完全有機會自己走掉。並且我自己已經走出門去，但看到另外五位學員還在裏面，便又回來了。現在分析主要是當時對邪惡迫害認識不清楚，不成熟；另外是在思想中默認了「上訪就要被抓」。因為當時有「寧可被抓，寧可被打死也要證實法」的思想，從而認可了「被抓，被打死」等舊勢力的迫害，被其鑽了空子。當時沒有站在法上看問題，而用人的情和觀念來理解和處理，覺得一塊吃苦一塊承受就行了。而沒有從當初證實大法的大方向上去考慮。
另外認為突破了重重的阻力，上訪了，也被接待了，就認為自己盡了力，盡了責任，達到了「目的」，勝利了。有一種滿足和放鬆的感覺，認為自己被抓也無所謂了。其實還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在考慮和處理問題：「我做了甚麼」，「我達到了甚麼」、「我怎麼樣了」而沒有從正法和當前的情況來看問題：法還沒有正過來，邪惡還在猖狂迫害，我們大法學員責任重大；另外即使法正過來，自己也要符合法的標準，同化大法呀！
在拘留所遭受殘酷的身心折磨
十幾天後，被非法劫持在拘留所的近百名學員普遍認識到，不應該默認和消極承受迫害，開始集體絕食。兩天後，市裏糾集幾十名警察衝進拘留所，很多學員被提出去毒打，我則被送到看守所關押，由行政拘留，轉為刑事拘留。
我在看守所堅持煉功，被副所長李雅潔提出去，戴上只有死刑和重刑犯才戴的二十八斤的腳鐐，由十幾個人按倒在地，用警棍（狼牙棒）在臀部、腿部狠打，一個打累了換另一個，啪啪的抽打聲，慘叫聲，整個看守所都聽得見。打完後被拖進牢房，我痛得整晚都睡不著覺。第二天接著用塑料管子抽（被稱為管子燉肉，上面的稱為棒子燉肉）。整個臀部、腿部都呈青紫色。天天打，直到同意不在看守所煉功，牢裏的犯人見我為堅持煉功而遭到這樣的毒打，便向我了解法輪功的情況，我就向他們講真相。有些人在向我們豎大拇指，有人向我們學功，但是後來當我同意不再在看守所煉功時，就沒人找我了，別人也不敢再向我了解學煉法輪功了。堂堂正正地修煉，對法堅如磐石、金剛不動的心，不僅是個人修煉的標準，同時也有力地穩定大法和周圍的人，證實大法。
我們只有捨盡一切，同化大法，才能成為大法的一個粒子，達到法的標準。純潔不變、金剛不破、不變不動，生生不息。
10月30日晚，我被送到葫蘆島市教養院，先被嚴密搜身，連內褲都要檢查。之後被投入號房，包夾隔離，不允許我們法輪功學員間相互說話，連借東西都要向四防員或班長說明，不准我們來回走動，連上廁所都有人看著。各種繁雜無理的要求和規定，稍有不慎便被連踢帶打、體罰等。我已記不清挨了多少打，嘴角被打出血是常事，一次門牙被打得歪倒在一邊，差點掉下來，我把它扶正後又奇蹟般長好了。一次耳朵被打得嗡嗡響，經大夫檢查為耳鼓膜破裂穿孔。冬天讓我們整天地坐在走廊裏。我們不學不看誹謗法輪功的材料就被毒打，體罰。
在2000年的上半年，教養院在上級「強制轉化」命令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殘酷迫害。首先，姚彥會、王茁、陳德文、張璇等七名學員被一起送到嚴管。門窗全關嚴了，惡警管教科長張福勝和佟幹事帶頭毒打他們。惡警張福勝用掌拳狠狠地擊打張璇的頭、臉部和胸部，嘴被打出血，臉頓時腫起來，胸口多少天後還在疼。然後一盆冷水從頭澆下。接著我們被一個個拉出來毒打。再用腳踢我們的腿，強按跪在拖布桿上，疼得我們汗流浹背。我們於是就一遍一遍地背《論語》，把思想集中在背法上，從上午9點到晚10點。我們被折磨得渾身是傷，也不知是怎麼爬到床上的。那些惡徒還說：這些人一天都沒上廁所，也憋得住。其實水份都變作汗流出來了。
次日吃飯的時候發現，王茁的臉腫起老高，手都抬不起來了；姚彥會的手臂也軟軟的，只能勉強把窩頭送到嘴邊，無法張口吃飯，只好用筷子把嘴撬開，塞點窩頭，灌點湯完事；陳德文坐窄板凳坐得腿和腳都腫了。
然而迫害仍在加重，佟幹事把姚彥會和王茁分別提到兩個房間，指使四、五個四防員輪番毒打他們。把我們學員當作練習拳腳和棍棒的靶子，左一套組合拳，右一套甚麼腳，再一趟甚麼棒子的。把我們打得渾身上下青一塊，紫一塊的。在下午3-4點鐘左右，姚彥會被一腳踢在後腦上，暈倒在地，直到晚10點。在各種刺激無效後，他才被送往醫院做CT檢查，第二天姚彥會才清醒過來。出事後，管教科張福勝馬上找到打姚彥會的那幾個四防員，作了預審記錄，把責任全推到他們身上。
找差距，抵制邪惡，精進不停
由於打人出了事，邪惡對我們的迫害有所收斂，但是仍然讓我們整天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直到一個月後，成立了法輪功學員大隊才把我們調離了嚴管，而我們幾個老學員則被分到該大隊的嚴管中隊。事後我們找自己，發現我們在很多地方默認了邪惡的安排。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不接受體罰，完全拒絕他們的要求。並且告訴他們可能出現的後果，或者再採取一些抗議措施可能會好些。
大隊長惡警劉國華一上任就制定了一套邪惡的所謂「轉化計劃」，但最終被我們以整體的力量全盤粉碎了。他們採取的是逐漸滲透，逐步擠壓，最後收網的方式。即先讓學習普通的法律常識，寫所謂遵紀守法的思想彙報，然後再施加壓力找突破口讓看誹謗法輪功的材料，寫保證書等，要一點點毀掉修煉者的意志。我們發現了這個趨勢和他們的動機，就找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流。在適當時候，大家一起抵制其邪惡的要求。
師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講：「作為一名大法弟子，為甚麼在承受迫害時怕邪惡之徒呢？關鍵是有執著心，否則就不要消極承受，時刻用正念正視惡人。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這樣做，環境就不是這樣了。」師父在《去掉最後的執著》中講：「如果一個修煉者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惡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學員都能做到，邪惡就會自滅。」
在實際過程中也出現了多次拉鋸和反覆的現象，此過程中也正是我們修煉提高和護法、證實大法的過程，比如說有時有人在壓力下，在迫害下，或多或少順從了邪惡的迫害，從而被干擾和鑽了空子。而有人堅定不移，抵制邪惡，頂住壓力。那麼前部份逐漸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也陸續地抵制邪惡的要求，大家提高上來，逐漸形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從而頂住了邪惡計劃的推進，直到最後徹底否定和打破了邪惡的計劃安排。
在發生的許多事中，其實有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沒做好，只是自己當時沒意識到，從而失去許多機緣，造成不少損失。下面舉出一些實例：
在嚴管，我被打暈。醒來後，外面有學員知道了此情況，就托人找到院長要求見我，當時院長找到我談話說明了此情況，告訴我「不該說的不要說」等。（其實院長既然找到我談話，即是有意讓我會見，甚麼是該說的，和不該說的，具體尺度還不是由我掌握嗎？他只是例行公事，走走過場而已），但在當時我並沒有站在他的角度想想，理解其用意，就固執，機械地強調自己要講真話，傷害了院長的自尊，失去了這次會見的機會。後來聽說，要求和我會見的是大法弟子，是他們通過熟人找的院長，而且還帶了照象機，我們可能失去了一次揭露和曝光邪惡的好機會。
還有的時候，是由於各種執著和觀念沒去掉在障礙著我們失去了一次次機會。
比如說一次外出幹活時，正好管教幹部和四防員全部有事離開了足有十分鐘，只剩下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當時有學員提出離開走掉，而我當時想與教養院的其他學員一起承擔苦難，渡過困難時期和不願給教養院的幹警帶來麻煩而失去了此次擺脫邪惡控制的機會。其他幾位學員也是由於不同的執著和觀念而失去此機會的。
一次次的對學員的迫害，不斷地非法搜身，翻行李，後來在一次搜查中翻走了《轉法輪》，還打了那位學員。終於引起大家集體絕食來抗議迫害。這在教養院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大規模絕食。不得不上報給市裏和更上級部門，以院長、政委為首調動了全院的警力，輪番找我們學員談話，有一部份學員吃飯了。
三天後的一個晚上，以院長姚闖和管教科長王勝利為首，大隊長劉國華等帶頭毒打學員的犯罪團夥組成了。絕食的學員被一個個帶出去，放到一個房間，戴上背銬，然後由6-7個惡警，同時用電棍電，一直電到沒電，充電，再用警棍打，用鞋底抽，再用電棍電。次日剩下了三個學員堅持絕食，最後只剩下姚彥會被用四隻手銬大字型銬在床上，鼻子裏被插進一條管子強制灌食，由警察和醫務人員晝夜看管。絕食多時後，由於插管，喉管腫了，說話都困難。這時警察把手、腳銬都打開了，然後不斷地勸說，說好話，訴苦說他們如何難，於是姚彥會開始進食了。之後發現他們並非像說的那樣，這些邪惡之徒又一次利用了我們的善良。通過這次集體絕食，使我們看到了許多自身的不足，逐漸認識到這場迫害的邪惡，逐漸成熟起來。
撫順教養院是人間地獄──邪惡打手說：打死算他的，他承擔。
2001年2月來到撫順教養院，當時有一些人被所謂「轉化」而嚴重邪悟，站在邪惡一邊迫害大法與學員，環境非常惡劣。而我當時有個想法就是想讓這些人清醒過來。可是那時我對正法與修煉認識得不深，在很多地方默認了邪惡勢力的迫害，被邪惡鑽了空子，承受得比較大。
一開始是談話，他們被我講得沒道理了，就開始動武了，對我先進行人格侮辱，然後體罰、打罵，撓腋窩、腳心等處讓人大笑不止，一個月後，開始送往女隊，白天由值班隊長送到女隊，晚上由值班隊長帶回，男隊、女隊聯合迫害，幾天下來已是遍體鱗傷，腦袋腫起一大圈，臉腫得都認不清人了。手腫得像小饅頭，很多地方是打腫，再被打破，後腰被打傷，且小便帶血；手指和腳心被用針扎了很多小孔。後來被用繩子勒住雙腿，頭朝下卡在牆角，手也被反綁，一開始一兩小時鬆開一次，後來時間逐漸加長，有時達5-6小時，晚上時已不能走路，被人背回男隊宿舍，第二天再背回女隊繼續折磨，再後來，由一值班幹警住進學員宿舍監督，並且8、9天晚上不讓睡覺，白天折磨。在一次上繩勒的過程中，痛苦難忍，我把頭撞在牆上，鮮血染紅了一大片牆。而那些邪惡之徒已經瘋狂變態，失去了理智，只是在我頭下墊了一疊報紙，繼續上繩。
後來知道，這些迫害都是得到主管男、女隊的大隊長吳偉允許和支持，由副大隊長姜永楓具體並指使。並且姜還告訴那些打手說：打死算他的，他承擔。
在最後一次的長時間上繩下來，我的雙腿呈癱軟狀，雙腳全部失去了任何知覺和活動能力，而此時並沒有馬上送往醫院搶救，而且繼續不讓睡覺等折磨，在以後的幾個月裏，我只能癱坐床上，連上廁所都需兩人架扶或人背去。
此時本應保外休養診治，但教養院並沒有那樣做。半年後，有所恢復，但是腿腳麻木，無力，行動不便，於是我提出書面申請，要求保外就醫。教養院一拖再拖，自2001年10月一直拖到2002年2月。我開始絕食（也是隨集體抗議迫害而絕食）兩個多月後，在我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情況，教養院才同意給我保外就醫，就這樣我走出了教養院。
[編注]目前由於大法弟子發正念使邪惡大量解體，舊勢力所剩的力量已經很少了，只能在極少數地區和勞教所、部份駐外使領館等場所維持著一定程度的邪惡的場，舊勢力已經很難維持和幹成它們想幹的那些壞事了，只有極少數想在社會上顯示自己、想借政治運動升官發財的壞人被舊勢力利用還在積極參與迫害。在中國大陸，不同的大法弟子所處的環境和個人感受到的壓力差異也很大，都有其深層的原因。在正法成功前的最後關頭，我們全體大法弟子，特別是大陸大法弟子，如何像師父要求的那樣，「在揭露邪惡謊言、證實大法與救度眾生的過程中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理智，越來越清醒，越來越堅定，越來越能嚴肅地對待這場邪惡的迫害。」對期盼著我們的有緣眾生來說，至關重要。
在過去一年中，全球大法弟子開始了大規模的講清真相活動。但目前為止，真正了解真相、能夠得到救度的中國人還只是很小的比例，還有近12億中國人生活在不明真相、甚至由謊言欺騙造成的仇恨與恐懼中。我們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用善心和真相使這些可貴的、處在危險中的生命得到他們應該擁有的光明未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