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無執著 坦蕩正法路」── 一位山東農婦的護法經歷
可萬萬沒想到，1999年4月，發生了天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的事件。我當時想，師父教我們做好人，為無數人祛病健身，這麼好的功法，怎麼還被誣陷，怎麼還被警察抓呢？我和丈夫商量，要去北京，為師父說句公道話。4月25那天，我倆乘車去北京，走到濟南時，聽功友說中央已經給我們答覆了，被抓的人已經放了，我們就回來了。
1999年6月，聽說江澤民要陷害法輪功。我想：當權的說了話怎麼能不算話呢？這不是瞎胡來嗎？！我與丈夫決定親自到北京找中央政府，為師父、為大法說句公道話。這時，全市戒嚴，各車站、沿路上到處都是警察，我們看乘車是去不了北京了。我倆就決定騎自行車去，於是，我倆騎上車就上了路。離家不遠天就開始下雨了，越下越大。我心裏想，就是下刀子，也擋不住我到北京為師父、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我要問問他們：為甚麼能救人命、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不讓煉，到底安的甚麼心？沿途有許多崗卡檢查盤問，我們就繞路走。有時一天顧不上吃飯，也不覺餓。騎車時間長了，臀部都磨破了，出了不少血，疼得不敢碰車座，但是我倆仍然堅持著，……四天後我倆到了北京。還未到信訪辦，就被警察截住了，問我們是來幹甚麼的，我們回答來上訪，為我們師父、為法輪功討公道來了。警察一面假惺惺地說給我們向上反映意見，一面卻把我們關起來了。當時那裏面已關了20多個功友，大家都向警察洪法。到了下午，我們鎮（濰城區於河鎮）去車連夜把我夫妻倆人拉了回來，關在西關派出所，第二天上午8點左右，鎮上的譚春起就去了，一見面他就破口大罵，我就給他講道理，他也不聽，給我們村支書打電話，說拿4000元錢來領人。村支書說沒那麼多錢，只拿來2000元，把我們接回家去了。回家後，我想自己做得對，憑甚麼罰我們錢。我就給市政府等部門寫信上告，先後寄出去11封上訴信。
回去後鎮政府的郭新月到我們村說給我們辦甚麼「學習班」，一天不去一天就罰50元錢，還說，不寫「保證書」，不交出大法書，就得天天去，不讓幹自家的活，直到「草雞」（方言，屈服的意思）為止。我說，到甚麼時候我也煉，因為我的病是師父給我治好了，我這是第二條命。最後鎮政府一看沒了辦法，就放了我們。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等壞人對法輪功的迫害進一步惡化，我們夫妻倆又決定去北京上訪。在濟南轉車檢票時我被查住了，警察把我關在一個學校裏，那裏已關了幾百名功友。警察逼我們看誣陷我們師父的電視錄像。第3天，警察們把我送到昌樂縣，不多時我們鎮派出所去警察帶我。一路上我給他們講，我從前是一個快病死的人，是我師父給了我這條命，我的良心叫我必須向政府講真話，告訴他們打壓法輪功是做錯了，為我師父討回公道。警察說，我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可是「政府」就是不讓煉，我們也很為難。剛到鎮政府，鎮上的電工陳龍山就把我從車上拖下來，連踢帶打的把我打倒在草坪上，鎮政法委書記王新民說:：「你還挺厲害，還上政府告我們，我看看你厲害還是我厲害。」說完惡狠狠照我頭部猛打一掌，我頓時覺得天昏地暗，轉了兩圈才站穩，他緊接又狠打一掌，把我打的又反方向轉了兩圈。暴徒們瘋了似的邊打邊罵，從下午6點一直打到晚上10點多，我前胸、胳膀全部被打成黑紫色，頭髮散亂著……第二天，暴徒們除了打我之外，逼我坐在水泥地上，伸直雙腿，平舉著雙臂，還在臂上給我掛上提兜。晚上，毫無人性的惡徒們逼我站在院子裏的草坪上說是餵蚊子。……歹徒們一連四天四夜這樣折磨我，不讓我睡覺，逼我寫「保證書」，說不寫就罰5000元錢。就這樣迫害了我12天，最後逼我親戚交了700元錢才放了我。
回家後我在床上躺了1個多月，胸部疼得不敢喘氣，起身坐臥都是我丈夫、兒子扶著我。我剛好了沒幾天，鎮上又逼我們去參加甚麼「學習班」，暴徒們大會小會點我夫妻倆的名，王新民威脅我們說：「誰要是再上北京，看我怎麼收拾你，把你的胳膊腿挑零散了，我不信治不了你。」強迫我們每天兩次到村辦公室「彙報」，逼我們交了1200元所謂的「保證金」。惡人們還經常半夜三更到我家砸門看看我們在不在家，或爬到我家平房頂上監視我們，弄的街坊四鄰都不得安寧。
1999年12月20日，我和一位同修又去北京上訪，在車站檢票時被惡人發現，鎮派出所把我們帶回去，用手銬把我們吊在院子裏的樹上，只讓腳尖剛剛觸地，還把我倆的棉衣強行脫去，凍我們。從凌晨2點一直銬到第二天9點，兩隻手都成了黑紫色，它們才把我倆放下來，緊接著就打我們。打我的人叫藏威，它邊打邊問：「是誰叫你去的北京？只要說出是誰叫你去的我就放了你。」用手打了我七十多下，把我打得滿臉是血，嘴唇腫得很高，也成了黑紫色。見我們甚麼都不說，又把我倆送到鎮司法所。王新民、陳龍山等幾個惡人，在那裏又開始用刑，手腳、棍子、電警棍一起用。王新民殘忍地狠踢我丈夫的肋骨，疼得他不敢吸氣，將他的後背、臀部打成了青紫色，前胸也腫得很高，一片片的青紫。暴徒們邊打邊叫喊著：「你倆不是好上北京嗎？不怕挨打你們就去。」見我們不屈服，就又逼著交2000元才能放我們回家。親戚們為了救我倆，就又湊了2000元錢交給鎮上，惡人們這才放了我們。回家後我倆都躺在床上不能動，生活不能自理，一個月中都是不到20歲的兒子，幫著我倆穿衣服、服侍我倆。
2000年4月12日，我和幾個功友商定再去北京上訪。因我們幾家都叫鎮政府惡徒們非法勒索得幾乎傾家蕩產，甚至欠債累累，沒有去北京的車費，我們便決定步行去。為了不讓惡警發現，途中我們都是繞路走。有時1-2天吃不上飯，喝不上水，渴極了就找溝裏的髒水喝一點。腳底磨的泡連泡，腳趾頭上都有大血泡。累的坐下起不來，起來不敢坐，累極了就找個草堆躺一躺，有時渾身難受也睡不著。有時走1-2百里路沒有村莊，我們就在路溝裏歇息。途經無棣縣時，正遇上築路，一路全是沙堆、石子堆、土堆，沒有平路。我們互相鼓勵，背誦師父的《洪吟﹒登泰山》，高一腳低一腳地走著，不但不覺累，心裏還很愉快。有一天，走累了，碰到路旁有一堆麥草，原以為這會兒能睡個好覺，誰知正睡得香時卻下起了大雨，我們被淋醒爬了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渾身沾滿了草，都成了「草人」了。還有一次，我們用玉米秸紮了個小棚子在裏面休息，正睡著來了暴風雨，小棚被吹散了，我們就跑著笑著去追撿被風刮跑的玉米秸，真與師父說的一樣，「吃苦當成樂」（《洪吟﹒苦其心志》）了……在路上我們遇上三次沙塵暴，吹得我們站都站不住，我們就從溝裏走，我心裏想，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北京。我們走累了休息時就學《轉法輪》，到北京1200多里地走了12天，正好學了一遍《轉法輪》。當我們到了天津市武清縣時，警察發現了我們是大法學員要上訪，便非法拘留了我們半個月。在拘留所裏，當警察審問時，我們堂堂正正地向他們洪法，並講了我們在途中的經歷，有的警察也被感動了，一個警察說：「我相信你們有那麼大的毅力，能赤腳到北京，很快會給你們平反的。」並主動給我們提供被子，搜身時，摸到了《轉法輪》也沒吭聲。我們天天堅持學法煉功。
5月14日，我們鎮上去車拉我們。去了3個人，其中兩個打手氣得眼都發了紅、露著兇光。他們拉著我們還沒出天津市，就迫不及待地停下車，瘋狂地打我們。一個姓王的把我拖下車，銬在樹上打，邊打邊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他就更是發了瘋似地沒頭沒臉的打，打得我鼻口出血，衣服都染紅了。他對我又威脅又利誘，說：「你要煉就送到司法所，你又知道司法所那個厲害。說不練就送你回家，你一次次去北京圖甚麼，在家煉誰管呀。你不想給兒子找媳婦嗎？」我說：「俺也不願意這樣，都知道去一次北京被抓住就要扒一層皮，還要罰錢，誰願意啊？可是這全是政府造成的，不是俺的錯。俺老師教俺做個好人，事事為別人著想，做個更好的人，根本就沒有錯。」他被我說的沒理了。這時來往行人都在看他們打人，他們心虛，就把我們解開銬子拖上車。下午6點鐘一到我們鎮上，就把我拖下車來，10多個人扒去我的外衣，把我按在地上，有的踩脖子，有的踩腿，用電警棍、皮管子、木棍、四稜粗木條等圍著打遍我的全身上下。王新民還把我內衣掀起來用膠皮管猛抽我的後背，打得皮膚都成了黑紫色，腫的很高，起了許多血皰。一直打到12點時，我昏死了過去，……他們怕我死了，兩人一班輪流看管我。我在昏迷中聽到它們談論，說如發現她不行就快送醫院，還說有許多功友曾在我家交流過，要向我問清楚後抓人。我當時想：想讓我幹出賣功友的事，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會幹那個事。
第二天一早，滁雲生（2000年任鎮政法委書記）帶領七、八個人繼續拷打我，逼我說出到過我家的那些功友的姓名、住址，我說「不知道。」陳龍山從火爐上提起一壺滾開的熱水懸在我頭上，問我說不說。我仍說不知道。它們一看用刑是「沒治」（方言，沒辦法）了，就又威脅我，說要封我家門，沒收我家的機動三輪車，賣我家的房子，我都不動心。他們不死心，就天天折磨我，6天打了我9次，每次都是把我打得不能動了才住手。打得我渾身上下沒有一塊好地方，全身黑紫，一動就疼，臀部起了個大膿血皰，流著血水。我面黃肌瘦，大小便都不能自理，需要別人幫扶，我整個人被折磨得都變了形，沒人模樣了。後來，惡徒們怕出人命，只好把我送回家。由於惡徒們經常三更半夜去抓我丈夫，抓不到，又想抓我兒子做人質，所以我丈夫、兒子都躲了出去，有兩個月沒回家了。我躺在床上動不了，都是我那70多歲、身有殘疾的婆婆住在我家照顧我。鄰居去看我，見我被打成這樣，都流著淚說：「打你的這些人真是畜生，心狠手毒、太缺德了。」我就藉這個機會洪法，給他們講真相。鄰居們稱讚我真堅強，說煉法輪功的要都這個樣，就一定能很快平反。
回家第五天，滁雲生、陳永華又到了大隊書記家，逼我去「學習」。書記說：「她還呆在床上不會動彈，吃喝拉尿都是70多歲的老人（婆婆）照顧，你讓她怎麼去。」後來滁雲生又商量找人把我叫到支書家，來家看我的兩個鄰居把我扶到支書家，邪惡之徒一看見我就說：你想辦法把你丈夫(大法弟子張志友，現已被邪惡之徒迫害致死)找來，要不的話，和你沒完，找到他再拿上3000元錢就完事。後來又來家找我丈夫，我婆婆哭著說：「趕快找親戚湊錢把他找回來吧，要不怎麼辦，眼看就要割麥子了，你又不能動，這活怎麼幹？」好不容易湊了2700元錢，叫著大隊書記一起去了鎮上，書記剛一走，滁雲生和陳永華就沒頭沒臉的打起我丈夫來，用電棍子電、膠皮棍打、皮鞋踢，打的我丈夫滿身紅紫，腳腫的不敢走，還逼他去鋤草，到了晚上又打他，問我丈夫：你老婆去北京你知不知道？濰坊煉功的去你家有幾個人？我丈夫說：「我甚麼也不知道。」就這樣甚麼也沒問出來。
在這期間，我與我丈夫通過學師父的經文《走向圓滿》，發現了自己的執著與不足，認識到自己就是師父講的「有人覺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的那種人。以前的上訪主要是出於我對師父的感激之情，沒有在法上認識法。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認識到無論怎樣也不能配合邪惡的指使，於是我們夫婦於2000年10月4日再一次進京上訪。坐車時遇到崗卡檢查也不問我們，一路順利到了北京。可一進天安門廣場就被便衣發現，把我們帶到濰坊駐京辦事處。惡警們把我們幾十人從北京拉回濰坊，路上，我丈夫因為不配合邪惡，被迫害致死。我當時不知道，在被非法關押七天後，鎮上才告訴我，讓我到滄州去處理後事。走之前，滁雲生威脅我，要我「老實」點，不許「亂說」，並無人性地說：「你別以為你丈夫死了，就沒有你的事了。還得判你三年勞改。」而我提出的條件它們一個也沒有答覆。從滄州回來的第三天晚上，邪惡之徒不顧我剛剛失去丈夫的痛苦，又把我抓去非法關押了一個月。鎮派出所對我非法審訊時，那所長拿出判我勞教的材料讓我看，問我：「甚麼時候是個（盡）頭啊？」我說：「法正過來就是個頭。」一個月後，它們只好放我回家。回家後第3天晚上，村治保主任又通知我：明天鎮政府來人「接」我去辦「學習班」，我立即悟到堅決不能配合邪惡，不能讓其陰謀得逞。我對兒子說：「這個家我不能呆了，我得走。」我就離家出走了。我剛走，鎮上就去人抓我，撲了空。
此後，鎮上的惡徒們經常去我家騷擾，還裝出偽善的面孔欺騙我兒子，要我兒子把我找回來。我兒子生日的那一天，我也流離失所好長一段時間了，就回了趟家想看一看兒子。誰知剛到家，鎮政府的陳永華就帶領四個打手闖進了我家院子大門，我便閃進了裏屋發正念：不許他們到這裏屋來。他們在外屋問了我兒子一通，我兒子沒配合他們，他們就走了。我又不得不離開了家。
2001年2月份，為了解決生活問題、養活二老，我在流離失所中找了一個臨時工作。3月2日我正在工作單位的樓上幹活，鎮政府的陳永華帶領四個人闖進單位去抓我，一個同事急忙通知我，並把我藏在陽台上，還把我視為命根子的三本大法書也藏好了，又用被子把我蓋起來。門還沒關上，惡人們就闖了進來，樓上樓下的翻了個遍，沒找到我他們就出去了。我認為他們走了，就準備下樓，一開門，看見陳永華正上樓，與他照個面對面。我立即把門關上，我用整個身體頂著門，他在外面連踢帶推，累的喘粗氣，眼見進不來，他就說好話騙我開門，我堅決不開門，他沒有辦法了，就只好走了。趁這個機會，同事又把我藏在了一個有痴呆症的老人的鐵箱子裏，鎖上鎖，那些惡徒們去搜了幾次也沒搜到。但是因為那鐵箱子不透氣，我差一點憋死。傍晚7點鐘，好心人用車把我送了出來，並鼓勵我要堅持下去。發了瘋的惡徒們那一天就去了那單位9次，到夜間12點鐘時又去了兩輛車，帶去許多人，提著手銬進去搜。同事們問他們：「你們說得好聽，不抓人還帶這麼多人來幹甚麼？我們做了多年生意，第一次遇上像李姐(指我)這樣的好人，工作實在，有條有理，我們把下面的工作都交給她管。你們把她丈夫害死了，連個寡婦老婆你們都不放過。」 惡徒們狡辯說：「你們不了解情況。」同事說：「怎麼不了解，李姐身上還有你們打的疤痕，還有大硬塊，有事實證明，你們再說也沒用，俺也不信你們。」說的他們沒有理了，找不到我，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因為修煉法輪大法，使我這個快死的人絕處逢生，也因為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說假話，不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實事求是地向政府反映情況，而被江羅犯罪集團迫害得家破人亡，至今我還流離失所，有家不能歸，我那孤苦伶仃的兒子也整天提心吊膽地生活著。我原本好端端的一個家，就這樣叫這些惡人給毀了。
兩年來的流離失所，日子是苦的，這完全是邪惡迫害造成的，我是堅決否認的。我現在在正法的洪流中，盡力地做著講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事情，我又真的覺著自己是那麼榮幸……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8/23244.html）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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