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媒體記者的修煉體會（譯文）

【明慧網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從二零二二年四月到二零二五年二月，日文明慧網發表的文章有122篇，其中12篇（佔10%）被中文明慧網站選為頭條文章。

在頭條文章中，有二零二四年的「七﹒二零關西遊行」。「七﹒二零」遊行在世界各地舉行，世界各地都會投稿關於遊行的文章。

在世界各地都舉行「七﹒二零」遊行的情況下，日本的遊行能夠被選為頭條文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麼，我們來探討一下日本的文章被選為頭條文章的因素有哪些。

因素一：日本同修努力的結晶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世界人權日的「證言集會」文章也被選為頭條文章。世界人權日的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世界各地都投稿了文章。在眾多投稿中，日本投稿的文章被選為頭條文章，並且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地。

這篇「證言集會」的文章不是我寫的，而是由其他記者撰寫。

記者的寫作技巧非常高超。

然而，「證言集會」中同修們的真實聲音，真實地傳達了迫害的真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我認為，「證言集會」的文章被選為頭條文章，是日本活動得到認可的表現。

因素二：項目組的團隊合作

日本的文章被選為頭條文章的因素，並非「記者的實力」，而是「項目組的團隊合作」。以下為大家介紹一個能體現這一點的案例。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的「福岡遊行」。

當時，我遇到了「新幹線停運」這種不可抗拒的困難。我當時發出的正念並非「（自己）一定要準時到達現場」，而是「無論任何情況都必須讓採訪成功」。然後我請求師父「請讓採訪成功」，並向協助的同修發出正念。當時的採訪文章被中文網選為頭條文章。這是負責導語的同修、負責攝影的同修、協助的同修，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我當時的情況是，比原定的集合時間晚了兩個半小時才參加採訪，只採訪了遊行最後的三十分鐘。

關於「福岡遊行」的採訪，最初是我聲明「我來採訪」。然而，實際上我只參加了三十分鐘的採訪，儘管如此，我還是將其他同修們取得的採訪內容整理成文章，因此最初大家都以為「我採訪的文章」被選為了頭條文章。

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負責導語的同修、負責攝影的同修、協助的同修，通過團隊合作實現的頭條文章。

採訪活動，自從現在的協調人以來，分工變得明確，負責導語的同修，會寫出僅憑導語就能成為文章的、完成度很高的導語。然後，在導語的基礎上加上攝影負責人拍攝的照片，再在下面刊登我採訪普通民眾的評論和照片。

採訪文章，當然首先要有日本同修的活動才能撰寫，但在文章的製作過程中，「團隊合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作為記者的修煉體會

之一：「一定要救人」的強大正念

今年一月一日，在東京九段下採訪簽名活動時，三小時內採訪了十人。相比之下，去年一月在名古屋採訪「春節祭」時，花了一天半的時間才採訪到七人。這種差異究竟是由甚麼因素造成的呢？

到九段下新年參拜的人們幾乎都知道「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

同修們在九段下站的「1號出口」進行活動。利用「1號出口」的人們幾乎都是以參拜神社為目地。也就是說，利用「1號出口」的人們的目地都是一致的。而且，來神社參拜的人們，不僅在1月1日，夏天也會來神社參拜。並且，每次來神社參拜，都會看到同修們在「1號出口」進行活動。因此，來九段下新年參拜的人們幾乎都知道「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

相比之下，在名古屋繁華街道上行走的人們中，也有人知道「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但大多數行人並不知道「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與來九段下新年參拜的人們不同，在名古屋繁華街道上行走的人們的目地並不一致。

而且，在繁華街道上行走的人們，大多是為了購物、吃飯、娛樂等個人享樂，因此往往不太關心國際人權問題。也就是說，通過九段下「1號出口」的人們的目地都是「新年參拜」，並且「新年參拜」的人們大多關心傳統價值觀和人權問題，容易對法輪功的訴求產生共鳴。

另一方面，在名古屋繁華街道上行走的人們的目地多種多樣，包括購物、吃飯、娛樂等，關心法輪功活動的人只佔其中一部份。

這就是「九段下簽名活動三小時採訪十人」，而「名古屋花費一天半時間才採訪七人」的因素。

但是，這真的是原因嗎？如果把原因歸咎於這種「外部因素」，那就是「向外求」。實際上，今年的「春節祭」是由名古屋的同修撰寫文章的，採訪內容相當豐富。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名古屋花費一天半時間才採訪七人」的因素並非「外部因素」，而是自己本身的問題。那麼，自己缺少的是甚麼呢？

去年，我和同修一起採訪金澤的「百萬石祭」時，同修們在封閉車輛的車道上邊走邊表演舞蹈，而我們只能走在人行道上。觀眾們都在人行道上看車道上的舞蹈，我們只能從觀眾的後面進行採訪。

正當我茫然地想著「這種情況下怎麼採訪啊？」的時候，最先找到採訪對像並帶過來的，是同修。當時，我感受到了同修「一定要救人！」的「強大意志力」。是的，我現在缺少的就是「一定要救人的強大意志力」。

我現在認為，進行採訪時，不應該依賴自己的「採訪技巧」，而應該依賴自己的「正念」。

之二：放下「向情況妥協的心」

採訪「中國大使館前發正念」時，採訪普通民眾的難度會是很高。由於在「中國大使館前」向行人搭話會被警察警告，因此無法在「中國大使館前」採訪普通民眾。其次，在同修們的等候地點附近的公園裏，白天經常有帶著孩子的女性來公園。而向帶著孩子的女性搭話，會被投以非常厭煩的表情。向帶著孩子的女性搭話，萬一被舉報就麻煩了，因此無法在公園裏採訪帶著孩子的女性。

那麼，在哪裏才能採訪到普通民眾呢？偶爾會有在工作間隙到公園長椅上休息的人。採訪「中國大使館前發正念」時，只有這個時候才有機會採訪普通民眾。

然而，在二零二四年的除夕夜採訪「中國大使館前發正念」時，公園的長椅上只坐著同修。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會有在工作間隙到公園長椅上休息的人嗎？總之，我先拍了同修們煉功的照片，並採訪了一位同修。之後，我想著也許會有普通民眾來，就一直等待著。

我採訪時不會坐著，因為不知道採訪的機會會在甚麼時候到來。為了不放過採訪的機會，為了時刻保持臨戰狀態，我採訪時是不坐著的。因此，當時我也一直站著，在臨戰狀態下靜靜地等待著除夕夜會有普通民眾來。然後，奇蹟發生了。

煉功的音樂響起，為了煉功而坐在長椅上的同修們全都站了起來，移動到離長椅稍遠的地方。但是，只有一個人沒有站起來，仍然坐在長椅上。

我拿著相機和錄音筆走近一看，原來是一位來自尼泊爾的普通人。我向他說明了迫害的真相，得到了他的評論，拍了照片，並詢問了他的名字。然後，我問他「除夕夜為甚麼會來公園」，他說：「我正要上班。」

原來除夕夜也有人在上班前來公園！而且，如果我沒有保持採訪的臨戰狀態，認為「今天不可能採訪到普通民眾」，我就會錯過這次採訪的機會。我悟到，放下「向情況妥協的心」，師父就會安排有緣人來。

準備恰當的回答

為了能在採訪時用一分鐘的時間傳達迫害的真相，我對說明內容進行了調整。我預想到會有人反駁說「法輪功受到迫害，是因為法輪功做了甚麼壞事吧」，因此我事先將反駁的答案融入到「說明內容」中。因此，即使我向普通民眾傳達迫害的真相，也幾乎不會有人反駁。年輕人偶爾會說「我必須在網絡上親眼看到才會相信」之類的話。

至今為止只有一個人反駁過我的說明內容。那個人提出了以下反駁：

反駁1：法輪功的人和普通人有甚麼不同嗎？內臟？
反駁2：你怎麼知道在中國發生了活摘器官？
反駁3：被摘取器官的人也能賺錢吧？
反駁4：你說活摘器官能賺錢，但又能賺多少呢？與通過事業或發明賺錢相比，賣器官賺錢的絕對金額不算甚麼吧？
反駁5：至今為止，親兄弟姐妹之間更換肝臟的情況不是很多嗎？
反駁6：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是不是法輪功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有甚麼原因？僅僅是因為學習法輪功的人數增加，那也只是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吧？
反駁7：江澤民隨意認為法輪功對政府的統治力構成威脅，因此開始迫害，但法輪功本身是不是有甚麼問題，才會讓江澤民這麼認為？

那個人就是這樣反駁的。我沒想到會被反駁，所以當時無法對這些反駁做出充份的回答。

在被反駁之後，我反覆聽了錄音筆裏錄下的反駁聲音，並思考了對這些反駁的回答。
現在，即使再次遇到同樣的反駁，我也能做出恰當的回答。

總結

今後，我希望能進一步提高頭條文章的刊登比例。

「頭條文章的刊登比例提高」意味著日本的活動被認為是重要且有價值的。這也表明日本同修的活動是向日本乃至世界傳達「法輪功受到迫害的真相」的重要一步，而這背後體現了日本同修們腳踏實地的努力和團隊合作。

（2025年日本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選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