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馬裏夫週末雜誌：從中國監獄裏歸來(下)

【明慧網2001年12月12日】（續）

媒體問題

媒體確實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法輪功學員們相信世界媒體將會正面報導，記錄整個事件，使事件大面積曝光，他們被捕的照片將阻止中國當局監禁他們。

「他們事先準備了媒體聲明，只要一知道他們被捕的消息，就將聲明放到他們的因特網上去。里斯海還準備了一份個人聲明。他們準備了一個細緻的行動計劃，以備他們被捕時用。除此之外，也邀請了媒體記錄這一事件。」

「我還竭力提出了其他理由來論爭，比如，我說，如果他繼續在加利福尼亞積極參與法輪功的活動，而不是在中國的監獄裏浪費時間，這對法輪功運動和人類都會更好。結果還是說服不了他。」

「我們擺出的所有理由都沒有說服他。我逐漸認識到我們不僅勸阻不了他，而且從道德的立場來說，我的這種做法也站不住腳，尤其是當他說出這話以後－－他說：『媽媽，您設想一下，假如奈爾遜.曼德拉和聖雄甘地因為他們母親的擔心而讓步的話，那世界會是甚麼樣子？』我不得不承認我無言以答。」

「作為一個母親，她當然不想讓她的兒子處於危險之中，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我能跟他說甚麼呢？確實，沒有那些甘冒風險的人的勇敢行動，就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他還跟我說：『從小到大，你就是這樣教育我的。』他說的是對的。他在一個活動家家庭中長大，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件耳聞目睹。從小他就隨我們一起在以色列和美國參加抗議活動。所以，我不可能跟他說：這些行動是一回事，而當真正的危險局面出現時，就順從你父母之意吧，他們在為你的生命擔憂呢。他的父親彼得是在美國長大的，他拒絕去越南打仗，在美國積極參與人權運動。他一直在以色列積極尋求和平共存。1973年他已經在呼籲實行兩個國家（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國）共存的解決方案。里斯海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長大的，並吸收了我們的價值觀。」

「當我意識到我勸阻不了他，我就開始琢磨怎麼來幫助他減少危險，怎麼幫助他做好準備。」

大學裏的行動中心

「根據最可能發生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他會被捕，也許會失蹤。所以我們決定一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就馬上通知媒體。這樣就會讓中國當局很難將他隱藏起來。所以我列出了打電話的名單－－大使館、外交部的緊急號碼、媒體、認識某某人的人……」

「當我一聽到事情真的發生了時，我馬上就按照計劃去做了。我沒有驚慌，也沒有給自己留時間去想會發生甚麼情況。我覺得，當我們在與他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告訴他，我們是多麼為他驕傲，我們是多麼支持他時，就好像也是在讓我們自己堅強起來。自從我們接受了他要去的這個事實開始，我就知道我必須對他有絕對的信心。」

星期二一早，在預定行動開始前的半個小時，拉米什博士趕到了她的辦公室，在門上掛上了「不要打擾」的牌子。在她兒子在中國開始打坐前的十分鐘，她想用她兒子的方式來支持他。「我跟我自己說，你現在要靜靜地坐下，集中思想發正念。我必須承認我試了，但我沒有靜下來。我打電話給正在英國出差的彼得。我們互相鼓勵，希望事情有個好的結果。接下來我就試著工作」。

「一個半小時以後，我收到他女朋友從美國打來的電話。里斯海從監獄裏打電話給她，讓我們知道他被捕了，情況還好。我立即給彼得打電話，接著我們就開始行動了。我告訴我自己，好，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我開始按原定計劃去做。雖然我是被捲進來的，但是既然我參與了，我就必須盡一切可能讓他獲得釋放，因為你就算坐在那兒哭，也於事無補。」

「我首先打電話給外交部緊急辦公室。他們告訴我如果里斯海是用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那麼美國就要對他負責，這也許對他有好處，因為去那裏的美國人有好幾個，一群人比較容易獲得釋放。我感到時間非常難熬。我們知道他被捕了，而在短期內又沒有人能見到他。我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他是否安全？在甚麼情況下被關押的？我做好他也許會被關很久的準備。」

她在她大學辦公室設置的行動中心的電話響個不停，先是外交部，美國大使館的，然後是從報社，電台，網站，在英國的彼得，還有她兒子在美國的女朋友莎拉打來的。

「一度有傳言說，中國廣播電台報導說他們被捕了，要被驅逐出境。最讓我們擔憂的是法輪功的網站報導說有36名學員被捕，而中國的報導說只有35人。我們擔心那個失蹤的人。實際上在不同的網站上有各種各樣的數字和報導。沒有人知道真正發生了甚麼，每個人都是在引述別人說的。就這樣持續了24小時。我們設想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但我們知道既然他已決心不簽任何聲明，他可能會被關進監獄。」

被捕

與此同時，里斯海已經在中國被逮捕。他和他的朋友布雷德於四天前抵達中國。他們倆住進了北京的一家旅館，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有隱蔽攝像機，這顯然是那兒的所有旅館房間的設施之一。

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們在一間很暗的房間的角落裏煉法輪功，這樣攝影機就看不到他們。第二天一早，他們去了紫禁城和天安門廣場去查看場地。里斯海說「我記得，我當時想這不是真的。我好像是在夢裏一樣。這兒就是發生了許多歷史事件的遼闊廣場，我作為一名法輪功學員來到這裏，卻沒人知道。我對自己說，兩天後我還會來這兒，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甚麼。那兒出奇的靜，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在表面的正常底下，確實隱藏著不正常。」

20號的早上，他們倆做好了儘快離開中國的準備。他們將所帶物品寄存在了機場，以便準備好當天下午乘預定飛機返航。到廣場的路上，里斯海用不大靈光的中文跟出租司機交談，他了解到司機對中國（江澤民）政府不滿。但他儘量克制著自己，未告訴司機他們同意他的觀點和他們現在是在去抗議這個（江澤民）政府。早上10點鐘，他們購買了進紫禁城的票，以防萬一他們想很快跑掉時可以混在數百的遊客人群中。他們還購買了地鐵票，找好了所有可以走脫的路線。

「午餐時，各種的恐懼感向我襲來，但我勇敢地正視這些恐懼，讓我自己平靜下來，讓內心平靜下來。我提醒自己我們為甚麼要來這兒－－是為了來幫助別人。這使我得以將注意力集中到他們的處境上，而忘掉了我自己。吃過午飯，我們向廣場走去，找了個椅子坐了下來，等待著。時間過得很慢，我的心不時難以控制地撲撲跳著。1點50分，我們向指定地點走去。從遠處，我們看到了一些同修，於是知道我們不會孤單。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們，甚至大部份素不相識，然而為了完成一個共同的使命而結成了一體，實在是鼓舞人心。我們見面了，互相握手。然後我們就這樣坐在了地上。我們看到周圍圍上來許多人，他們都在好奇地看著。」

「我們看到一些警察懷疑我們在幹甚麼。我看到警車正向我們靠近。我們說聲『開始』，就開始脫鞋。在我們的後面，橫幅展開了。我們單手立掌於胸前，這種源自中國的古老姿勢，現在用來捍衛人權。」

「我合上了雙眼。我聽到警笛聲，輪胎的刺耳聲，車門的開關聲，警察疾奔而來的腳步聲。我仍然雙眼微閉，因為我認為我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我跟自己說，我在這兒能堅持多久就堅持多久。我聽到我周圍到處是奔跑聲，我發現自己心生笑意。我心想，我在這裏了！我正同來自世界各國的35位學員在天安門廣場打坐，向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傳達我們的訊息。我們都集中意念，保持平靜，互相支持。雖然我在的地方是其他人曾被謀殺的地方，我卻很平靜。」

「這時，噪雜聲一片，幾個人抓住了我。我沒有反抗，而是集中意念將我的重量壓向地面。他們拉開我的右手，但我輕而易舉地將手抽了回來，又恢復了單手立掌。我對自己說，我要在這兒堅持下去，我越來越重，他們抬不動我。我確實感到自己很重，但突然我產生了恐懼感，就在這一刻，他們抬起了我，使我站立起來。他們將我拖向警車。他們拖我的時候，我一遍一遍地喊著「法輪大法好」，直到他們把我投入警車。」

被毆打以及回國

在警察局，學員們用他們的手提電話將他們被捕的消息告訴了世界。剛開始被盤問時，學員們解釋到他們是出於好意，但是，當他們拒絕在中文的文件上簽字時就受到毆打。一個警察抓住里斯海，打他，並用中文衝他喊叫。

「我告訴他我只會一點兒中文，我聽不懂他說的話。他惱羞成怒，站在我的面前用英文又嚷又罵：『你來這兒製造麻煩，（你要）尊敬我』。他狠狠打我的臉。我跟他說『你為甚麼打我？』我重複著我會說的其他中文。他氣瘋了，用力把我推向牆壁，用膝蓋在我的兩腿間撞。他開始問我問題，但我拒絕向他提供其他學員的情況，也不說任何對法輪功不好的話。」

學員們認為，由於他們的國際背景，中國當局不會將他們留在中國，事實果真如此。經過28小時的關押，他們被驅離出境。第二天夜裏11點45分，里斯海抵達了溫哥華，他又累又餓，赤著雙腳，因為他在被捕時鞋留在了廣場上。他打電話給他的母親，聲音洪亮而充滿了喜悅。他說：「我沒事兒，都結束了。」

不想做哭泣的母親

里斯海和他的母親從這件事中各自得出了結論。一位媒體研究人員（這位母親）自己成了一個重大事件發展過程中的中心人物，這種事並不會經常發生，而她，在此事件中不情願地成為了一位無辜被抓、被打的英雄的母親。這一事件肯定會給她提供許多專業素材，例如：以色列媒體婦女形像的研討會。

「我從這件事中學到了很多，關於我兒子，關於法輪大法，更主要的是關於媒體方面。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媒體是怎麼描述婦女的，而這次，我驚訝於媒體是如何找我採訪的。按照媒體塑造『失去親人的女人』的模式，他們期待的是一位充滿感情，流著眼淚的母親，他們期待她這麼說：『我好害怕，如果抓人者可以聽到的話，請你不要傷害他。』他們期待的只是『我是誰誰的母親』而已。但是他們發現他們找到的這位女士講出的話卻很理智，她不願在電話上情緒失控。」

「耶蒂歐特.艾羅諾特（Yediot Ahronot）刊載了一整頁的文章。他們採訪了我很長的時間。然而他們引用我說的話只是『我們非常為他擔憂，為他擔驚受怕。我呼籲任何能幫助我們的人都伸出援手。』事實上我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也沒有在任何時候向世界發出催人淚下的懇求。一個女人說出的明智、有理性的話是無足輕重的。」

「我講授這個題目，我也將從這個事件中大有收穫。很顯然，我們在媒體眼中的『角色』就是甚麼人的母親，甚麼人的寡婦，甚麼人的太太，總是哭泣著，總是可憐的受害者，沒有能力說出任何明智的話。」

「我們在媒體中的地位不是作為女人的角色，就是母親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媒體中，這意味著男人的最大犧牲就是作為戰士為國捐軀。而女人的最大犧牲就是生孩子，並將他們撫養成人，讓他們成為軍人，為國捐軀。他們也把我看成是這樣的角色，這讓我覺得吃驚和荒謬。所以，在這些事件中，我發現我自己是在觀察媒體。我看著他們將我塑造成甚麼形像。而我拒絕完成他們想要我扮演的這種片面的角色。那不是我。我跟記者談了很久，給了他們很多資料，而編輯們認為人們應該聽到的只是這名女士很擔憂，想讓他獲得釋放。」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自己不自覺地成了法輪功的發言人。我開始閱讀有關法輪功的資料以便講起來更有智慧，我開始越來越多地理解了（法輪功）。我不能說我煉這個功法，但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我確實認為我是有理性的人，我在有理性的地方－－大學上班。然而，我們也知道科學並不能解答我們所有的問題。」

「當我聽到他們在監獄中的經歷，以及他們是怎樣影響看管他們的警衛，他們是怎樣承受肉體的傷害而不覺得疼痛，這讓我不禁自問，我們到底是否真的了解我們生命的精神一面？我們是否真的懂得這些？這些問題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有很長時間，我都擔心我們會面臨無法跟里斯海溝通，擔心我們可能會失去他，但同時，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法輪功沒有領袖，與錢無關，沒有宗教規矩，沒有宗教儀式。我想挑出毛病，但怎麼也找不到。」

在里斯海看來，他相信他們達到了目的。幾百萬的人聽到了他們的訊息，那就是：面對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世界不應該沉默。

「有甚麼理由去毆打一位在公共場所坐在『真、善、忍』橫幅下的人呢？幾週前有多少人知道法輪功，知道他只不過是一種修煉方法？現在許多人都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由於我們的努力，使更多的人清醒了。我相信這將導致更多的人站出來，為事實作證，支持講清真相的努力，反對人權侵犯行為。這就是我們努力做到的，我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傳遞這些訊息。」

……至於為甚麼一個以色列公民要為了中國的人權而去冒生命危險，他好像已經準備好了答案：『許多人問我，你為甚麼不為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而鬥爭？你為甚麼不反對以色列的社會不平等？你為甚麼不反對破壞熱帶雨林，等等。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錯的。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事情上。但我認為中國發生的事很特別，因為有兩個非常明顯的對抗力量－－一邊是追求和平、寧靜和善良的一個群體，而另一邊是跟他們完全相反的。我決定行動是因為我在其他的衝突中找不到如此大的對立。我修煉法輪功，因為他給我的生命帶來了巨大改變。我非常榮幸能有機會為法輪功說話。我想獻出我的一份力量，因為我不能想像在當今的世界會有人只是因為想作好人就被謀殺。」

（彼得.拉米什翻譯）
2001年12月1日

譯註﹕在天安門廣場被捕的以色列學員的父母，均是不修煉的人，他們在整個事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幫助。他的父親特將此文從希伯來文翻譯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