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華文化如何遭到誤讀 變成「治世為本」（2）
上古中華對「人」的理解，反映在漢唐時期所固定筆畫的漢字「人」中，是「自上起筆，劃出一撇，中間接上一捺」，也就是「在起始處不分陰陽，至下端則分列左陽右陰；起始處與左陽通為一筆；右陰自中間產生，作為附帶接續、但又不可缺失，否則不成人字」。
這個字形的涵義，所表達的生命實相，就是「天命之謂性乃是生命的根源（是為起始處和左陽），得到人身之後與表面的生命因素（乃是右陰）合為一體」。上古中華文化的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生命的本源為根本、以陰陽合體的生命整體為基礎，以回天、回歸為價值指向。漢唐儒學實質上完整繼承了這種價值指向。
四、宋代以後中華文化不斷遭到破壞、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
在漢唐之際的知識分子，大多一邊學習儒學，同時經常出入於道家或者佛家，人們都感覺這樣沒有甚麼不妥。儒、道、佛三家構成中國人的思想框架，相互包容、相互支撐。人們在其中既可以遵照儒家之學從事修身治國的繁忙事業，也可以在佛道的啟示之中追尋到生命走向永恆的光輝。一方面是儒家的入世，另一方面是佛道的出世，兩方面都可以採納，沒有矛盾。
這種情況在宋代以後發生的宋明理學中，就被當成一種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宋明理學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些儒學學者想要重振儒學。他們感覺到，在漢魏之後道教、佛教大興，談玄論道成為時尚，而儒學卻比較沒落。所以宋明理學就以一種排斥佛道的立場出現。為了能夠達到排斥佛道的效果，宋明的許多理學家各自提出一些關於宇宙生成、心物本體的理論，它們可以用來代替佛教、道家的相應部份，從而讓儒生不必學習佛經和道經，就能夠對這些問題有一些基本的答案。
「宋明理學家」其實包括綿延幾百年的許許多多學者，這些學者都很明確的是想要為中華文明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採取排斥佛、道的立場。這個立場在實質上，是在拆解中華文化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構成、相互支撐的框架結構。
在此必須說明一個問題：如果只有儒學一家，那是不能支撐起中國文化的原本框架、價值體系的。
中國文化在黃帝時期就建立了以回天為指向的價值系統。後代分裂出來的儒家雖然只是承擔治世的這個範圍，可是儒道互補、儒道佛交相輝映的文化結構體系，導致儒家在其理論中還可以呼應上古建立的回天價值系統。兼修儒道佛的知識分子既可以理解，也可以親身感受這種呼應關係。但是如果只有儒學一家，那麼就必然只能把思想侷限在治世的範圍內，就無法與回天的價值系統形成呼應；因為在獨儒一家的思想框架中，根本不存在「回天」這件事。這導致宋代以後，人們不太能夠真正理解漢唐之際所流傳的五經。
舉個例子說，南朝周興嗣作《千字文》，其中有「樂殊貴賤，禮別尊卑」這一句，是建立在對《禮記》等的理解基礎上。在唐朝以前的人看來，禮樂是為了調節人的性情的，所以「殊貴賤、別尊卑」就是調節性情當中的一部份。
人有六道輪迴，前生的善惡決定了此生的貴賤尊卑，而禮樂也要與這種結果相對應。而且，回天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理想，也是治世所需要呼應的去向，所以禮樂要調節所有人的性情，包括尊者、卑者、貴者、賤者，都要使他們走向回歸、和諧、平衡、向上。這是唐代之前人們的認識方式。
但是在宋代以後，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完全侷限在宋明理學之中、完全把佛道視為異端予以排斥，那麼就沒有「回天」這個思想模式。所以其所理解的「樂殊貴賤、禮別尊卑」，就會變成「禮樂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區分尊卑貴賤」。在這個過程中，儒學的經典本身沒有發生變化。只是，由於宋明儒學採取了排斥佛道的立場、具有很大的侷限性；而且由於宋明理學在宋代至清末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所以導致人們對儒學經典的理解發生了變化。
由於這種理解的變化、難以自圓其說，個別的理學家對於儒學的原始經典也做了一些公開改動。
導致中華文化遭到破壞的因素，其實並不只是宋明理學的侷限性。自上古以來，目前有記錄的是自春秋時期以來，神就通過各種方式給中國人展現預言、讖緯的準確性，讓人們既理解神的存在，也懂得「歷史其實是被神、上天安排的」這個真相。但是許多人反過來利用讖緯達到自己對利益的追求，有的偽造預言，有的胡亂解釋。這導致在宋朝時宋太祖下令禁止讖緯。由於各種因素，在宋代之後人們對神的敬意越來越不純粹、越來越淡薄，越來越多的直接依賴制度解決問題。
制度與精神是人類社會維持平衡的兩類要素，都不可缺少。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可是，當人們對神的存在越來越不相信、越來越不敢相信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少的依賴人們的良知、精神來維持社會的平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宋代建立重文抑武的國家體制，難道就不懂得這樣會導致國家軍事衰弱？他們當然懂，但是不得不如此。
在這個時候，社會的文化也會發生一種變化。以儒學為主體的社會文化，在當時就是宋明儒學，需要給當下的制度提供「合理性」。所以，宋明之後的儒家文化就忘記了歷史上原本的「回天」價值體系，而代之以一種「區分尊卑貴賤」的體系。這就是現代人所說的政治。儒學要為這種政治、階層差異的合理性提供依據和緩衝。所以尤其在宋明以後，人們就越來越多的感覺到，似乎中華文化就是圍繞著政治服務的。
這不是說中華文化本來如此。而是說，在唐代之前中華文化雖然包含著政治，但文化本身是以回天為價值指向的；這些價值指向的部份，在宋明之後人們變的不能理解，所以就看不到了，似乎不存在了。而宋明之後，中華文化確實是越來越多的具有圍繞政治的因素，而且越來越嚴重。這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當時人們不把這個稱為「政治」。在宋元明清時期的知識分子眼中，認為「天尊地卑」是正常的道理，那麼在人間的階層劃分也是正常的。所以他們把這些稱為「治世」。當時的人們認為儒學就是以「治世為本」，現代人才把它稱為「圍繞著政治」。
但是，「治世為本」或者「圍繞著政治」這句話，並不足以概括宋明以後中華文化的全貌。雖然此時圍繞政治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濃，但是中華文化之中仍然以回天為本的因素依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關於這個方面，以後再談。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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