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黨文化」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在同修中，我們不時聽到「黨文化」一詞。交流中說別人「黨文化」的也有，說自己「黨文化」的也有，有時弄得像一頂帽子。這頂帽子很容易成為一種痛批工具，或者流於表面的標籤。其實大法弟子畢竟已經得法，內心怎麼可能和中共一樣呢？但既然已經稱「文化」，如果我們從文化角度了解一些原委，那些浮沫可能就更容易被清理乾淨，畢竟水和油原本是不相容的。

比如鬥爭文化，其核心是「敵我劃分」。中共將政治視為「敵我矛盾」，講所謂的「鬥爭哲學」；中共將社會矛盾政治化，將意識形態分歧視為威脅，講黨領導一切；中共不容內部有不同意見，使用垂直化的決策結構，以用政治運動的方式推動政策，用組織網絡（黨支部）深入基層、滲透個人生活……，而我們修煉人不講這些，這就已經把我們與中共的距離遠遠拉開了。當然滯留在「敵我劃分」的模式中時，會條件反射般的產生「非理性防禦」反應──即當聽到不同意見時，潛意識先將其定義為「攻擊」，從而迅速進入反擊狀態，而不是聽取和理解狀態。

近三十年，「海外華人」一詞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不同的人群在語言習慣、文化價值、政治社會觀、階層背景與移民動機方面差異很大。究其背後的原因，包括中國大陸近四十年的急速社會變遷、教育與媒體環境差異、以及不同時期移民的社會階層來源。核心差異之一是近二十年來的大陸新移民，習慣於「先下結論」。這是一種被訓練出來的認知方式。在中國近二十年的教育與社會環境中，人們普遍被訓練成：快速判斷、快速輸出、快速站隊；不講過程，只講結果；不講細節，只講立場；不講邏輯和事實推理，只講結論。

例如，在中國大陸，學校、老師、考試，都不鼓勵思辨過程，而是強調背記「標準答案」、「政治正確」。討論式教育較少，辯論文化不普及，不鼓勵獨立思考，壟斷信息來源。這種環境讓人習慣於競爭心強，情緒濃度高。特別是，新一代大陸移民，他們成長於高速發展時期的中國，受中共近二十年民族主義與強國敘事影響，對國家形象與國際政治極為敏感，政治態度與早期移民差異明顯。來自「無神論」、「叢林法則」灌輸的價值觀先入為主。

但在海外環境中，尤其是北美、台灣、東南亞華人社群，早期移民多為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或政治因素離開者，成長於冷戰、戒嚴或改革初期，家庭與教育更強調傳統儒家價值（家族、階序、節制），同時在海外逐步吸收自由、民主、法治與多元文化觀念，資訊來源多元。台灣、香港與早期大陸移民因經歷過政治多元化、社會運動與媒體自由化，所以他們對政治議題的討論方式更開放。而東南亞華人多為百年移民，經歷殖民、排華反共等歷史，形成獨特的「本地化華人」身份，與中國大陸文化距離更大；他們因長期在多民族社會中生存，思維方式更務實、重商、強調社群網絡與族群安全感。

鬥爭文化會滲入語言，以強化二元思維，非黑即白：對-錯，友-敵，支持-反對，正確立場-錯誤立場。鬥爭文化非常重視「站隊」，因此在語言方面常呈現先表態、再討論，先亮立場、再講理由，先判斷對方是不是「自己人」再想「對策」。在這裏，「對策」的「對」多包含「針鋒相對」和「搞定」的含義，而不是以「尊重」、「傾聽」、「理解」為前提。這會讓語言變得更像「宣示」而不像「交流」，是「輸出/灌輸」而不是「彼此交流」。

在海外，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溝通、理解、討論達成共識才是核心。達不成共識也沒有關係，討論和思考都需要過程；但討論和思考的出發點/目的不是競爭，不是爭奪話語權，更不是立場化。所以當遇到對人對事立刻「下結論/下定義」的新移民，老移民常常會被對方「不願討論」、「武斷」、「不接受不同觀點」的狀態所「勸退」，而大陸新移民則對「絕不退讓」習以為常。看起來也許是沒有傳統文化的「接受」和「中庸」概念，也許有時候把「接受」與「虛與委蛇」（假意殷勤、敷衍應付）混為一談了，也許有其它原因。這反映了黨文化對傳統美德的污名化（把謙讓看作軟弱，把中庸看作圓滑）。其實「真誠的包容」與「策略性敷衍」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包含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以及「換位思考」的內涵。

總之，看清有關的文化現象，以便更好的辨認「黨文化」、將自己與「黨文化」拉開距離，乃至徹底從理性和言行習慣上分離，好比油和水的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