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起伏跌落 都是為今天的修煉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八歲上學，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甚至很突出。我不僅學習好，對老師布置的工作或勞動課，我總是盡心盡力的按質按量的完成，所以高中時的班主任老師常在班會上表揚我：誠實可靠，任勞任怨。

一九七九年，我高考落第，回家當了農民。身為農民，春種、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我不想碌碌無為一輩子，我就寫小說，同時自學農業課程。幾年後，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在市級刊物上發表。一九八四年，我被推薦到地區農校學習；一九八五年，被分配到鄉教辦室（鄉鎮教育辦公室）工作。

我的工作比較清閒，教辦室主任經常叫我和他們一起到各村學校聽課，所以我對全鄉教師的教學能力都有所了解。我看到一個教師要教好學生，除了自己的天分，還必須有艱苦的付出。我就把一位教師的成功經驗寫了一篇文章，得到了作家們的肯定。這時，我對自己也有了清醒的認識，所以我不會盲目自卑，也不會盲目自大。那時我想：如果我是一個小學教師，絕不遜色哪一個人。

我當時是屬於民辦教師。一九九一年，在中共邪黨「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下，教育局規定，凡是超生的人員都不能轉正，還要被罰款。我已經有兩個女兒，轉正沒有了希望。加之民辦教師工資很低，無奈，暑假後我就辭職回家了。為了養家糊口，我種地、種菜、養蘑菇，騎自行車到幾十公里外的京城去賣。之後，又伐木、扛木頭、當瓦工、內裝修，為了掙錢，甚麼累活都幹。

一九九八年，我修煉法輪大法了。我覺的大法太好了，我一定一修到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大法。大法如此的正，如此的好，怎容中共造謠、污衊、迫害。我時常在晚上騎著自行車，在公路的電線桿上用油漆寫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字等。我要告訴世人，法輪功沒有倒，法輪功就是好。有時一直寫到天亮，直到電線桿上有了霜，寫不上字為止；有時寫到幾十里地之外；有時鄉政府大門對面的電線桿上我都寫上。

那時我常常想：我要是有一個複印機多好，印出很多真相資料，叫更多的人看到。二零零三年春，同修給我送來一台油印機。

二零零四年春天，市公安局警察開著警車，從幾十里地以外進了我們這個小村，停在了我家門口，敲響了我家的大門。我帶上一本大法書，翻牆出去了。之後警車又來了兩次，並揚言我回來就抓。

沒有了家，沒有了家裏的一切，我才知道甚麼叫「一無所有」。但是我心裏不空虛，不孤獨，因為我心中有大法，我身上還有一本大法書。我看著遙遠的天邊，兩眼流著淚，心裏對師父說：「師父，弟子一定跟您修煉到底。」魔難中，我修煉大法的心更堅定。

同時，我切身感到人生在世，再拼搏、再奮鬥、再擁有，最終還是「一無所有」。只有得法修煉才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是關係到自己生命永永遠遠的大事。而維護大法，是我此時必須要做的。很快，在同修的幫助下我有了落腳之地，同時又有同修給我送來一台打印機。

被迫流離失所，都是我自己的怕心招來的。而怕心是自己學法少，法理不清，用人心看問題造成的。所以，在做真相資料的同時，我如飢似渴的學法，並閱讀同修的交流文章，加強了煉功、發正念。那段時間，我明顯感到了自己的變化，能站在修煉人的角度上看問題了。

很快，我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了我的情況，他們都勸我說：「你有兩個閨女，又有好的工作，多好的日子。你跟他們（警察）說『我不煉了』，不就沒事了？回家再偷偷煉。」我寫了一封信，信中有段話：「法輪功是教人真、善、忍的，我就要做一個真誠、善良、忍讓的人。如果我用奸詐、虛偽的手段欺騙別人，那我還是人嗎？如果我用同樣的手段對待你們，你們將作何感受？」寫完後，給每人寄了一份。之後，一片寂靜。

由於是租房住，因為我天天開著打印機做真相資料，幫我租房的同修感到害怕，怕被連累，所以為了不給同修造成心理壓力，為了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做自己想要做的，二零零六年春，我毅然回到自己的家。我心裏想：「你警察離我這幾十里地，一時也來不了，來也不方便。」

二零一二年，派出所來電話，說新來的所長要見我。我說：「可以。」他們來了，我很熱情的把他們讓到了東屋（西屋有打印機及打印耗材）。所長問我：「還煉不煉？」我就說法輪大法如何的好，他就說：「證明你還煉，煉就在家裏煉，別出去煉。」走時，我又熱情的把他們送出大門，他們說：「老爺子，回去吧，別著涼。」

一年、兩年、三年、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這個資料點一直在穩健的運作著。同時，我把自己修煉中的感受寫成文章發往明慧網，一篇一篇的登了出來。

我曾經對人生所謂美好的苦苦追求，人生的起伏跌落，都是為今天的修煉、證實法、助師救人奠定基礎。

（責任編輯：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