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醫生胡今朝自述再遭四年冤獄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導）自中共迫害法輪大法之後，時年三十多歲的好醫生、法輪功修煉者胡今朝歷經二十多年殘酷的迫害，他的大好年華被中共勞教所、監獄踐踏，但是他修大法、返本歸真的信念彌堅。在本文中，胡今朝自述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他再遭冤獄四年迫害的部份經歷。

我叫胡今朝，男，一九六八年七月生，今年五十七歲，原雲南省精神病院的主治醫生。我於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那時我二十九歲。修煉後我把真、善、忍寫在紙條上，壓在自己的辦公桌玻璃板下面，時時對照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醫院工作兢兢業業，認真負責，從不收病人的任何禮物和紅包，對病人總是耐心細緻，和藹可親。

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以來，我多次被關押迫害。在我大好年華之際，遭到中共殘酷的迫害，三十四歲時被非法拘留並被剝奪醫生的工作；三十六歲時被迫離婚；三十六～三十九歲時被勞教所迫害了三年零四十天；四十四～四十六歲時被枉判冤刑關押三年；二零二一年，我五十三歲，再度遭冤刑迫害四年。

以下是我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遭冤獄迫害的親身經歷。

綁架與強取個人信息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近中午一點，我正在醫院藥學部上班，科主任叫我去整理一下庫房。我過去後沒幾分鐘，從外面闖進一夥人，除醫院一個助紂為虐的保安外，其餘均著便服。他們氣勢洶洶，幾個人兩邊控制住我，一個在前側方晃了一下他的證件，並未讓我看清，大意說我涉嫌「法輪功」，就被強行搜身。之後幾個人架著我非法抄家，為首的是盤龍國保的史瑞林，其餘是小壩派出所的警察。

打開我家門後，兩個人左右按住我肩窩（裏邊有個肩井穴），按住後，我身體很難受；其他人在家中全面搜查，抄走幾十本大法書、幾百元真相幣、真相光盤等真相資料，還抄走我的手機、電腦、錄像機及隨身的五、六百元錢等，折騰了近兩個小時。然後他們用停於樓下的私人轎車將我拉到昆明盤龍區小壩派出所，在那裏所謂「審訊」，晚上在其地下一層的拘留室，銬在鐵椅上坐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警察要採集身份信息（指紋、掌紋、身高、體重等），因我決不配合，他們四個左右的人一齊衝上來強行留取，掐皮、掐肉（一把抓住我身上痛覺比較敏感區的皮肉，多數掐皮，因為更痛苦，使勁掐、捏），搧耳光，拳打，掐捏穴位，哪兒最能讓我痛、疼，就整哪兒，同時一個、一個的掰手指。其中一個叫尹濤的輔警一直是帶頭，並下手最狠，很長時間……

中午左右，又用警車拉我到盤龍區人民醫院眼科，採集虹膜信息。因我不配合，幾個人將我按跪在「裂隙燈」（註﹕眼科檢查用的裂隙燈儀器）前，在我兩邊，用膝跪在我小腿腓腸肌上，我很痛苦，上邊把我的頭按在「裂隙燈」前，沒做成。回到派出所，繼續把我銬在鐵椅上，至天黑。約晚上九、十點鐘，又用警車拉我到昆明二環路上的「新華醫院」體檢。因我不配合，又吃了不少苦。要做心電圖，旁邊一個女的說要給我推「安定」，我告訴她我是因為甚麼被迫害的，並告之我也是個醫生，方才作罷。這樣到凌晨一、二點，我又被拉回派出所，銬於原位。

到第三天上午，他們拿著強行做的體檢報告送我到盤龍區第二看守所，因各項報告顯示異常，特別是心肌脢檢查（CPK）比正常高近十倍），拒收，轉至新華醫院住院。一住近兩個月，在住院期間，家人未得到他們的通知，直到感到我失蹤，才報案並到幾個派出所尋找我。最後在小壩派出所聽說我住院，想來探訪被拒。

冤獄迫害

在看守所期間，我被非法庭審，我據理自辯，要求無罪釋放，被非法判刑四年，後又上訴中院，仍維持迫害。

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我被迫害至雲南省一監集訓隊（開始叫一監區，後改名為九監區），因為當時疫情期間，曾被在隔離監區待了兩週。到集訓監區後，法輪功被列為禁語，誰要未經警察允許提到，其以執法的名義提醒你兩遍，第三次就是用辣椒噴霧劑往眼裏噴。在以後的三年裏，因各種迫害理由被噴了二、三十次吧，特別是開頭的兩年，因不承認強加的罪名、點名時，拒絕答「到」，都要被噴辣椒噴霧劑。

從二零二二年五月份後，每天被要求從早上站到晚上睡覺前，長達十五、六個鐘頭，下午一、兩點大家開始集訓，我與兩至四個「包夾」就在太陽之下，我站，他們可站或坐，時間長了，我的兩腳背、小腿肚乃至私處都腫，走路腳下如針刺。

直至九月份後，集訓監區換了監區長後，方才讓我無條件坐下。其間因拒絕照像、掛牌等，也吃了些苦，在那裏，給我的心身壓力……真象在煉爐之中。多少曾經的同修被所謂的「轉化」，這一年的那幾個月，每月都有一次「揭批會」，被迫轉化者到「教育科」所在樓的會堂上台「被揭批」，下面一大半集訓隊的人在聽，他們都未讓我去，我去一定會喊「法輪大法好」的，我曾說這樣的，定會天怒人怨，一定會有報應的。

至十二月份，疫情突然在幾天之內傳遍全監獄……因為疫情的關係，監獄著重加強防疫。幾個月後，隨著疫情緩解，監獄裏開始每個季度加強管理的口號，如「春季××行動」「夏季××行動」……每一次都是一種肅殺之氣，以至到後來的每新進一批犯人，都要集體「宣誓」「認罪伏法，接受管教」。宣誓時集體起立，右手握拳，煞有介事的樣子，如同入黨宣誓，我因拒絕如此，也吃了些苦，有時是很陰毒，除當事幾個人外，別人還不知怎麼回事，當事者一旦說出，很可能陷於另一種迫害方式之中。

在二零二三年七月我生日的一天，監獄說我有接見，之前聽警察說過我母親來探訪過多次，因信仰問題，監獄一直未讓見面。這次誰來了？到接見室，才看到是單位工會主席和財務科一個女同事來通知我被單位「開除」。

二零二三年八月至九月，監獄將我留在監舍，開始所謂「轉化班」，直至次年的五月至六月。「轉化班」是單獨為被「轉化者」開的一間監舍，六、七個包夾，一、兩個為主要的包夾，其他的人隔一段時間要輪換。剛進去的時候，每個包夾床對應的牆面上，廁所洗漱台牆上，進門兩邊的牆面上，都貼著侮辱大法和師父的A4紙打印的話，後被我清理。他們就貼到高處、天花板上……一開始是他們幾個說話，但我不能說，如不聽他們的話，就開始念侮辱大法的書，甚麼「反邪教手冊」，還有幾本專門從師父講法中拿出幾句或一段，然後斷章取義的用他自己的思想胡評亂評說：「這是X書上的」，而讀它的人，就好像魔鬼附體似的自己再胡編亂造一通，或者污言穢語不堪入耳的下流語言攻擊大法和師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次次的正邪大戰。幾個月後，他們又開始放污衊的電視視頻，如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電視污衊的內容，一個白天輪軸反覆。所有這一切等等不能動搖我的正信，也沒有讓更多的人追隨邪悟，反而卻越來越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它們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至二零二四年後，我又開始出門隨其他人出工，但迫害並未就此停止。我下車間，他們又把污衊大法的書拿到車間，讓平時就侮辱大法成性的犯人念，加上他自己的添油加醋，真是耳不忍聞。我就趁其不備，把書撕了，這次，被馬姓獄警噴辣椒水，噴的很多，用水洗眼後，半個鐘頭，眼都難睜開，臉辣乎乎的。第二天早上洗臉，都還有些火辣的感覺。後來雖然未再念侮辱大法的書，但實際的環境與壓抑的心境不能讓我有所放鬆，那時的獄管方式可以控制到一口水、一口飯，走幾步都要達到他們要求……可以想到如果要逞起邪、陰惡來，可到甚麼程度。

不知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應是隔離「轉化」時吧），我感到吃飯或喝水後，心跳加快，有時反應遲鈍；有時嗜睡；有時會有感知綜合失調的感覺，定向系統像出了問題，如正常拿東西總跑偏，並伴有心跳加速，雙目充血，煩躁。特別是最後一種，如及時嘔吐，能減輕症狀，但後來，警察知道我用這種方法後，讓包夾看好我，不准大量喝水、嘔吐，如有發現，及時約束、上報、送醫。之後，我只能儘量在基本能量需要之後減少飲食量等，靠法中修出的正念，靠師父的護佑，靠正念下每個人尚存的善心，靠多次因果的震懾，直至快出獄前兩三個月，能吃上比較正常的飲食。

二零二五年一月，離出獄還有三、四個月，有一天晚七點前，大家要排隊集體看「新聞」，剛出監室門，右耳像耳中突然鳴響，並伴著辣痛。等新聞完後，我用水洗，限於環境，沒能洗淨，耳廓及周圍沾水後，反而更有辣痛之感。後來，晚上睡覺時，耳中有流水聲，不一會，就流出外耳道，用草紙堵上，淡黃的滲出液弄濕了好幾條堵耳的紙。

三天後，包夾報給了警察。到監獄醫院，醫生說是鼓膜可能穿孔，要到外面醫院檢查。又過了一天，獄方把我帶到延安醫院耳鼻喉科檢查。這幾天中，右耳聽力已下降了很多，很大聲音都難以聽到。等檢查結果出來後，耳內照象顯示：在鼓膜上有兩個或三個血泡，近鼓膜處耳道也充血，有血痂，未見穿孔。左側鼓膜上有兩道傷後癒合的疤痕（這是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被迫害到勞教所，被一個叫楊洪X的監督崗在我煉功時搧耳光扇的）。檢查時，醫生說是中耳炎。我告訴他們不是中耳炎，是之前兩次在勞教所被打所致。她說，反正表現上是中耳炎，也不聽我的陳述。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日早出獄，社區、派出所來了六、七個人員，要家人各種簽字手續、照像。我和他們說，家人對於我的一切簽字，我不承認其強加的罪名。之後，社區與派出所一直把我送到目的地，並要明確我要居住的地方，方才離開，經過了眾多複雜的出獄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