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和他聊過幾次,每次聊天時會有一個其他的警察陪同,只聽,不怎麼插話,也知道他們會暗中錄像。我並不在乎這種安排,反而挺高興,因為會有更多的人直接聽到我講的真相。
每次見面我都注意保持衣著得體,因為沒有具體的談話內容,我就請師父加持給我智慧,讓我能巧妙、理智、輕鬆的在談話過程中引出話題、講清真相。我讓自己盡可能的保持微笑,不急、不燥,注意談吐的邏輯,也不時的開點玩笑。我發現只要我心態平和,總可以讓對方認真的傾聽和討論。
記得第一次談話時,他叫我姐,我也不客氣的答應。他知道之前我一直在照顧我母親,而他也比較孝順,所以當時我們就從孝道開始聊,聊他怎麼孝敬母親,做兒女的應如何善待老人等,聊天氣氛更趨向是朋友。
從聊天中我聽出,他是一個被共產黨洗腦的所謂有「愛國」情懷的人。我之前看過許多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包括歷代的朝代更迭、順序、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國土人文和道家的起源及儒家思想的傳承等,還有我小時候就讀過一些中國的古典名著,很多都是神話故事。所以我引經據典的在他的認知範圍內,從神傳文化的角度和他聊了甚麼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記得當時我曾問他:為甚麼中國被稱為神州大地?為甚麼中國人說自己是神的子民?中國的名著為甚麼都有神?中國的文字博大精深,語言中有「因果」,「因」是甚麼?「果」是甚麼?「知識」二字,「知」是甚麼?而「識」又是甚麼?他知識點很低,根本接不住這些問題,這一點我真的挺可憐他們的。
為了能讓他明白我的真正用意,我就告訴他,說我所理解的「知」是前人所證得的東西,而「識」則是自己獨立思考、分析問題、非人云亦云的能力等等,目地是告訴他要用自己的腦子去認識和分析問題。他對這些認知很新鮮,被問的很錯愕,也回答不了。我們是同齡人,談及共產黨奪權後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人的傷害,在許多方面還是有些共同的記憶。我就用對比的方式分析共產黨宣揚的無神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性,讓他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愛國。其實,在中國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被共產黨洗腦的很多概念是混淆的、甚至是混亂的,也許他們真愛中國,但自己的根是甚麼已不清楚了,盲目的不知道自己愛的到底是甚麼。這也是共產黨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真正災難。
有了之前的談話經驗,再去時,我也略微考慮了談話的思路。我們談話之間有一種「約束」,他不提法輪功,我也儘量不談迫害,談話內容是隨機瞎聊。我可不和他瞎掰,所以我一進到他辦公室就半開玩笑的說,「叫我來幹啥,我也不是共產黨員,活不成共產黨想要的樣子啊。」他也半笑不笑的說我進屋就挑釁。
聊了些家長裏短,他說他很忙,也就「國慶節」能休息幾天。真是師父的巧妙安排,我順勢就把話題轉到了「國慶節」。我問他「國慶節」的概念是甚麼?他說「就是國慶呀」。我說國慶節在全世界各國的概念都是國家建立或獨立的日子,為甚麼我們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而「國慶節」卻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國家才有不到一百年的歷史嗎?比美國建國還要短?他回答不了。
至此話語權開始由我掌握了。我說你看看地圖,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對吧?哪一寸是共產黨打下的?它憑甚麼確定「國慶日」 ?從三皇五帝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朝代更迭,中國的疆域不斷擴大,清政府末期那麼腐敗,還把新疆和西藏最終納入到中國的版圖。共產黨不過是個執政黨,他們不但沒打下一片土地,反而在江澤民時代出讓了將近100個台灣的國土給俄羅斯,從而結束了中俄邊界的紛爭,這些不都是不爭的事實嗎。他聽了有點緊張,我緩解了一下氣氛,說我就是聊天,沒啥別的意思。我很愛國,但愛國和愛黨是兩碼事,沒聽說哪個國家換了個執政黨國家就亡了的,我就是想說說這個概念。
接下來,為了能夠讓他多參與談話,我就岔開話題問他:「你在這行幹了這麼多年,接觸過許多形形色色不同的案子和事情吧?」聊到他的職業他挺高興,就津津有味的談了些他處理過的漂亮的事情和自己的正義感。談話過程中他不經意出現的一些善語、善念我就抓住,不失時機的誇讚一下,他聽了也挺受用,這樣也增加了我們之間談話的興趣。
談到公安部門的職責時,我說我知道你們公安部有許多法令、法規,你們這些法令、法規是依據甚麼定的呢?他居然說是上面定的,我都忍不住笑了。我說,公安部門不是立法部門,是執法部門對吧?他點頭。我說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憲法,公安部所立的所有法令、法規都必須基於憲法,任何違背憲法的法令或法規都是執法犯法,否則憲法就失去了意義,對吧?他說:「你可真能說,我說不過你。」我說我只是說說基本事實而已,憲法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任何個人或公安部門在執法時都不能違背這一原則。
他說我們的職責是執行命令。我趕緊接過話茬問他:你聽過柏林牆的故事嗎?他問甚麼故事?我說槍口抬高一寸的故事。我就開始給他講著名的審判柏林牆士兵的故事。講完後我說:在道義和命令面前,道義永遠是第一位的,不然的話我們也不用譴責日本戰犯和納粹戰犯了,因為他們也是在執行命令,日本戰犯還是執行「天皇」的命令呢。
我的話有理有據,他只能聽和思考,沒法反駁。我發現每個話題的引出都很自然,師父將我知道的知識巧妙的引申出來,使我的談話能夠邏輯縝密、思維清晰。
最後我提到了關於邪教的問題。我說:你知道關於「邪教」的定義國際上是有國際公約的嗎?任何一個國家和個人都不能隨便定義「邪教組織」。他當時白了我一眼,旁邊的警察也笑了一下,意思是:瞎說,難道國家政府還沒這個權利?我看了看旁邊的警察說,「咱不能誤導年輕人,我來解釋清楚」。我說:國際上對邪教的定義進行公約,目地是防止任何一個暴政利用「邪教」名義打壓一個他們不喜歡的團體,從而進行群體滅絕。以伊拉克為例,伊拉克是一個宗教派別很多的國家,並且各派別之間都有紛爭,如果一個派別掌握了國家政權,那麼就容易利用「邪教」的名義對其它教派進行群體滅絕,而這些事就曾經在伊拉克發生過。這一點他也承認,並且比我知道的教派名稱還多。我接著說:「那麼退而求次之,如果我們國家要定義『邪教』,必須通過人大立法通過才行,對吧?」他說:」人大沒有立法嗎?」我說:當然沒有,關於法輪功(我首次主動提到了法輪功)是「某教」是江澤民個人對外宣說,利用媒體烘托出來的,這本身就已經違法了。而且中共一九九九年開始打壓法輪功,而在二零零二年,國務院和公安部認定了14種邪教,其中均沒有法輪功,這個版本一直延續至今。在二零一一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第50號解禁令中,第99和100 條還解禁了法輪功出版物。他說:「真的嗎?這我不知道,我得查查,從百度上搜搜就知道了。」他的表情不像裝的,我說:「你查查吧,你幹這一行,對這些應該了解清楚。」「那麼」,我接著說,「你們對法輪功學員量刑的依據是《兩高關於邪教的司法解釋》」,既然不是邪教,那兩高的司法解釋就不適用於法輪功。」他也沒啥話說,就說:「你咋知道這麼多,下次我找個懂法律的和你聊。」我說:這都是為了你好!
回家後,我將關於如何查詢「國務院和公安部定義的14種邪教」和「國家出版署的解禁令」用短消息發給了他,他回覆:收到!我長長的舒了口氣。
這次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過程中我一直守住善念,一心想救他們,就是想讓他們多明白真相。我都感慨於我當時清晰的邏輯思維和闡述能力,我知道是師父打開了我的智慧,讓我以最好的狀態講清真相、救度世人,是師父將一切都安排的水到渠成。謝謝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