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被收押的法輪功學員,監獄首先是逼迫寫所謂的「五書」,逼迫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當然,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自願放棄自己修心向善的權利、放棄憲法賦予的信仰的權利。監獄為了達到其邪惡的目的,採取了各種非人性的強制措施。
酷刑演示:罰坐小凳子 |
獄警普遍採取的辦法就是讓惡劣的刑事犯看管、強制坐小凳子、強迫反覆看邪黨央視早年編造的污衊大法的各種謊言;隔離在禁閉室,剝奪睡眠時間,直至連續幾天完全不讓睡眠。他們會安排兩個刑事犯,輪流著時時刻刻地盯著被其看管的法輪功學員,只要稍微一打盹,就被侮辱謾罵、撓癢處。
即使是有人承受不住長期的被剝奪睡眠的煎熬,被迫違心地寫了所謂的「五書」,監獄對他們的迫害並沒有放鬆。監獄重用那些殺人犯、貪污犯等重刑刑事犯對法輪功學員嚴密看管,並且仍然強制看謊言錄像、談心得,而那些品質低劣的刑事犯卻被監獄安排成了講師,污言穢語滔滔不絕。
有堅決不向邪惡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則被更嚴厲的看管處罰。天天被強迫看惡毒的謊言錄像,除了睡覺和吃飯時間,幾乎都是被強迫腰桿筆直的坐在三十公分高的塑料凳子上,週末也不例外。有的甚至關禁閉室,一關一個月。
有位六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問德懷,也被同樣對待,老人為了制止他們的犯罪行為,為了堅持對法輪功的信仰,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入監不久就不得不絕食抗議,結果是遭到插管灌食的迫害,插入鼻孔的橡膠管也不給拔出。二零二三年一月,問德懷老人被嚴管,晚上睡覺就睡在地板上。
監獄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從每一個在押人員身上壓榨掙錢。有一個階段,一邊是高強度的勞動,一邊是殘酷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有一個叫王新強的普通刑事犯,曾被判無期徒刑,還有兩年多就出獄了,卻在這種高壓下承受不住,最終上吊自殺了。在此事之前時隔不遠,法輪功學員公丕啟在殘酷迫害中含冤離世。接連兩起命案,當時的那個區長王傳松也僅僅是被調離,到其它監獄工作而已(這兩起事件是發生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份梁敬達來十一監區之前)。
後來的監區長就是梁敬達了,此人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絲毫沒有降低。梁敬達,五十多歲,面色黢黑,一臉兇相,他的妻子是山東省女子監獄政委。此人為了更好的往上爬,迫害法輪功不遺餘力。他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迫害,但是陰損招數接連不斷。梁敬達作為區長經常一個人對在押刑事犯和被非法關押在監獄的法輪功學員開會,公開叫囂:不打不罵也有的是辦法治你們(法輪功學員)。
但並不是真的不打不罵,他們會在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打人,侮辱謾罵是家常便飯。他從別的監區專門挑選了給他當打手的殺人犯王志勇一起來到十一監區。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王志勇就與另一名涉黑刑事犯一起毆打法輪功學員朱曉東,並剝奪其洗澡的權利。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監獄打新冠疫苗,國家規定明明是自願接種,有不願打疫苗的法輪功學員,卻在監獄醫院被毆打在地,強迫打針。
而給梁敬達出謀劃策的則是長期在十一監區服刑的經濟犯尹軍。可以說,在迫害法輪功問題上,尹軍起到警察起不到的作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很多事情都是尹軍在安排。從到入監隊接人、安排人員房間、到轉化計劃、採用的手段,都是尹軍一手操辦。據說尹軍是濰坊臨朐人,被判刑前是富華遊樂園的老總,即使在監獄裏面,也被人稱作「尹總」。
二零二二年底,疫情緊張的時候,每個監室的門都被封死,不允許外出打水打飯。可是疫情剛被放開管制,馬上就安排各種洗腦迫害。年後,他們讓法輪功學員在兩個不同的洗腦班輪流接受洗腦。他們的宣講前後矛盾,卻不允許質疑,嘴裏說著討論、探討,誰提出不同的觀點,馬上遭到更嚴厲的迫害。
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在押刑事犯中被監獄重用的有:尹軍、吳金大、趙剛、徐超、臧傳奎、黃蒙地、盧照俊、張少青、孫友達、劉懷良等等。其中吳金大,它利用佛教知識歪曲法輪功,給法輪功學員洗腦迫害,可笑的是,他是被關押在他親手蓋的大樓裏(此人是南方人,以前在濟南包工程,目前十一監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樓就是他建造起來的,最終也成了他的監牢)。
中共邪黨的監獄為了利用這些原本就道德底線很低的人,也是讓他們反覆看那些污衊誹謗大法的錄像,在不知道真相的情況下,為了眼前的一點點利益而對修心向善的法輪功學員採取監獄希望的各種手段,從而走向罪惡的深淵。而一旦出現不可預料的問題,他們則成為頂罪羊被監獄拋棄。這些人無知地被中共邪黨和監獄利用著做惡事,實在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