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當年去北京證實法的經歷

【明慧網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修煉的，在師父的看護下，我從容的走過了進京證實法、在資料點做資料的時期，也艱難的挨過了在洗腦班被迫害得不成人形的悲慘日月。每每回想起得法初期、迫害初期那段在法上精進的歲月，都激勵著自己要修煉如初，在法上精進，不負師父救度之恩。

得法時我二十五歲，通過學法我明白了大法是讓人修煉得道的，師父是在末劫時下來傳法度人的，從那時起，我天天學法煉功，總覺的自己得法晚，屬於第三批進來的，所以特別精進，即便幹活的時候，心中都背著師父的經文，事事用法來衡量，嚴格要求自己。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到同修家時被市公安局警察綁架，後由當地派出所接回，關押到收容所。當時的情況是，我如果寫個保證書就可以回家。我的親人全部上陣勸說我，就連八十多歲的奶奶、姥姥也被拉過來勸說我，逼我寫保證書回家，我絲毫不為所動。後來家人趁我不備把我的胳膊扭在背後，在一份東西上摁了手印。

我被接回家後，父母一直看著我不讓我外出。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在收容所認識的同修托上訪的常人給我送來了《走向圓滿》、《排除干擾》兩篇師父的新經文。看了兩篇經文，我覺的應該去北京證實大法。

二零零零年七月初，我以到鎮上剪頭髮為名出了家門，騎著自行車剛到理髮店，就看見跑城裏的小公共停下來了，我來不及跟理髮店的老闆交代，扔下自行車就上了車。到了城裏，跟同修交流一下，借了同修一百五十元錢，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到了北京市天色已晚，找了一個不要身份證的地下室旅館，那兒住的大部份是同修。我們結伴來到了信訪局，還沒等進去，外面各地區的駐京辦人員就把我們攔住，我們不報地區名，也不報姓名，他們就拿話套，聽口音猜是哪裏人，一旦報名或者被聽出來，立刻把人拉走。最後同去的人中就剩下我，就聽旁邊一位大叔說：「你快走吧，在這裏站著幹嘛？」我一聽此話，快步離開此地。

我還是要去天安門，剛走不遠，一位男同修追上來，他剛從信訪局出來，是學自動化的大學生，我倆結伴來到天安門，在天安門附近的大路旁休息。等天亮了，我倆到天安門廣場，這時天安門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警察便衣到處都是，眼看一波波的同修被推上了車。我倆不能再等待，走到天安門廣場的裏面，選好位置，鋪好報紙打坐，煉起了第五套功法，我想閉上眼睛閉不上，因為眼睛周圍的小法輪轉動著，手上、胳膊上的小法輪都在轉動著。

我們煉到加持神通時，警察把我倆推上警車，拉到一個院子裏，關了有好多同修，報出名的立馬被車接走，不報名的也被分批拉走。我想：不報名的目地就是讓當局看看這麼多的大法弟子進京上訪，引起他們的重視。我隨著被拉走的人群往外走，最後發現別的同修都被拉上車，只剩下我一人站那，這時旁邊又有一位大叔對我說：「你在這站著幹甚麼？還不快走！」我回過神來，又回到了天安門廣場。

這一次我結識了一位個子高高的大姐同修，我倆走到天安門廣場，煉起了「法輪樁法」。不一會兒就被警察拉到了之前的院子，一女警察看著我說：「你怎麼又來了？」他們在我身上沒發現任何證件，後來見一卷衛生紙的廠址是煙台地區的，就讓煙台駐京辦的人將我接走。

煙台駐京辦的一人說：「送你到火車站，給你買上票回家吧，要不就給你買票錢，你自己回家吧。」我說：「我不回家，我還要證實大法呢！」他們幾個商量了一下，最後決定拉著我一起去遊覽盧溝橋。到達目地地的時候，他們讓我下了車，自己開車跑了。

我找到公交車站，又來到天安門廣場。這回我沒立刻站出來，而是在廣場上找同修，幾天下來結識了不少同修，我們晚上睡在天安門附近的小公園裏，準備「七﹒二零」再一同站出來證實大法。這天，我跟同修們在天安門廣場上尋找更多的同修時，都被推上了警車。

輾轉幾番，我與約三十個不報名的同修被關到天津大港看守所。我們在一起背法、煉功，並且絕食反抗非法關押。警察多次提審大法弟子，相對提審我的次數不多。記得一次，警察來提審我，我慢悠悠走著，忽然湧上來一口痰，我趕緊拿出一塊衛生紙吐在裏面，快步走向垃圾桶扔在裏面，這一小小的舉動，竟然感動了提審我的警察：「你們大法弟子真是好樣的，到這個時候還做的那麼好。」

每次提審，我只告訴警察「法輪大法是正法」、「大法師父是被污衊的」、「還大法、大法師父清白」等等內容。記的有一次他們氣急敗壞的把我銬在樓梯上過了一夜。

在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警察最終接受了我們的要求：不通過當地政府，而是讓家人或者朋友來接走。大部份同修被接走了。由於當時我哥的電話號碼換了，只好讓村幹部來接，誰知村幹部報告了鄉政府，最後是鄉政府人員和村幹部一同來接我。回到當地，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歷時一個月左右，我終於完成了到北京為大法、為師父說句公道話的心願，返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