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三歲

【明慧網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十三歲那年，是一九九九年。那年的七月份，我身邊修煉真、善、忍的普普通通的善良百姓遭遇了中共政府前所未有的打壓。二十多年來，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那些永不磨滅的記憶。又一個七月來了，這裏分享幾個記憶中的片段。

（一）

一九九九年暑假裏，正是中共剛剛開始迫害法輪功。當時，我鎮的男性法輪功學員，包括我父親和法輪功學員楊舅，都被非法關押在鎮政府裏。一天中午，母親做好了飯，讓我和三姐（楊舅的女兒）去給被非法關押在鎮政府的父親送飯。

那一年，我十三歲，從未去過鎮政府。頭頂烈日，騎行在柏油馬路上，內心有點忐忑：年幼的我並不知道父親他們具體被非法關押在鎮政府的哪裏，也不知道鎮政府的工作人員會如何對待我們，到底讓不讓我們見父親。

那一段路並不算長，心路的未知卻讓我覺得很長，甚至還有些許的無助，有點硬著頭皮的意味，烈日酷暑反倒無所謂了。

到了鎮政府，我們慢慢進了大院。正不知如何尋找之時，被非法關押在樓上的三姐的父親楊舅看見了我們，喊著三姐的名字，我的心才輕鬆了一些。

上了樓，關押父親們的房間的門並未鎖，也沒人看管，我們順利見到了父親。父親見到我，頗有些意外，問我：「你怎麼來啦？」

說實話，當時聽到這句話，我有點傷心，嘴上說：「來給你們送飯。」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去鎮政府的路上，我第一次清楚的感覺到了中共迫害中的「難」。

（二）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凌晨三、四點鐘，特警翻牆入院，直接敲響了我家臥室的門，隨後強行非法搜查，連我的臥室也不放過，甚至把我的床鋪被子都細細搜查。無果後，要綁架我的父親。鎮政法委書記（女）還偽善的對我說：「沒事兒，就是讓他們去『學習』幾天，就回來了。」

當時已入秋，母親要給父親帶件厚衣服，被我奪下，我指著政法委書記說：「她說的，（父親）過幾天就回來了，不帶衣服。」

就這樣，我的父親在十月一日「國殤日」這天凌晨，被特警翻牆入室綁架，弟弟似乎有些被嚇到。

過了一會兒，我和母親醒悟：不能就這樣讓他們把人帶走啊，我們何罪之有啊？！於是出門去鎮政府要人。路過楊舅、楊舅媽家，大門落鎖，門口赫然有一隻女性的鞋子。

我和母親匆忙趕到鎮政府，政法委書記告知：我父親已被送走了，具體地方不告訴我們。

正在這時，楊舅媽被一個高大的特警押著路過，楊舅媽雙手被銬著。看見我們，她叫住我母親，把家裏的鑰匙交給了我母親，那時楊舅已被非法關押一段時間了。

當時政法委書記還向我和母親賣好：楊舅媽被綁架到鎮政府時，腳上只有一隻鞋，是她「好心」的借一雙鞋給楊舅媽，還勸我「安心」去上學。

那時我上寄宿學校，三個星期回家一次。三個星期後回家，同學的媽媽來車站接我們，對我說：「你楊舅媽被他們打死了！」我聽了，眼淚立刻在眼裏打轉，在眾人面前，只好強忍著。

回家後，媽媽等我吃完飯後，才告訴我：「跟你說件事，你楊舅媽被他們打死了。」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了，母親也流淚了，相對沉默良久。

後來，楊舅、楊舅媽的兒子結婚生子，當他們的孫子上小學的時候，學校讓孩子們戴紅領巾，孫子對老師說：「老師，我不戴，我奶奶就是被他們害死的！」沒想到，卻遭到了老師的訓斥。聽到這，我依舊想哭。

（三）

我的親舅舅，因堅持信仰法輪大法，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當地中共政府視為「重點對像」，屢次被非法抄家、關押、酷刑毒打、罰款，後被迫流離失所。直到他兒子結婚前夕才回家。

他兒子新婚第二天早上，全家還在熟睡中，縣國保大隊等人便入室綁架了我舅舅，後舅舅下落不明。我們去縣派出所找人，國保大隊指導員蠻橫的說：「我不和你們對話，你們都出去。」國保大隊長更是無理的說：「你們去告我們呀。」隨後，我舅舅被非法勞教一年。

無獨有偶，我的公公和大姑姐也因不放棄信仰而被非法勞教過。大姑姐也被視為「重點迫害對像」，所以她常年在外，類似流離失所。

我和丈夫結婚前夕，大姑姐也回家了。好在當時大家有所警覺，在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晚上，便把她送走了。果不其然，同樣在我們新婚的第二天，鄉政府的一大群人來家裏，找大姑姐了，沒有見到人，還不死心，非要我們告知大姑姐的所在地址。無論家人怎麼跟他們講道理，他們就是不走。無奈之下，丈夫只好在手機上隨便找了一個地址給了他們，他們才離開。後來聽說，他們竟然真的按那個隨便抄的地址去外地找大姑姐了。

中共邪黨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來一直迫害法輪功至今，以上只是我記憶裏的幾個片段，但足見中共邪黨的邪惡和毫無人性。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記錄下幾個片段，是記憶，是事實，是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