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別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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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日】歷朝歷代,都會有一些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老規矩,史書上稱之為舊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規矩,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規範了官員的行為,約束了權力的泛濫。

原來古代有這樣的「老規矩」

宋朝就有這樣的老規矩。宋朝嚴格約束官員權力,官員不敢進酒店吃喝。

在宋朝,儘管京城開封餐飲業很發達,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員卻不敢進酒店吃喝,因為官員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錯,不管公款還是私款,馬上就會遭到御史的彈劾,不是罷官免職,就是紀律處分。

據《歸田錄》記載,宋真宗時代太子的老師魯宗道,有一次老家來了客人,因為家裏酒具不齊備,只好換了便裝,領著客人到仁和樓酒店招待,混跡於士紳豪客之間,躲躲閃閃。恰好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見他,當他遲遲趕到宮裏時,宋真宗劈頭就責問:「何故私入酒家?」還說:「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倘不是魯宗道實話實說,請罪態度又好,差點兒就丟官。

明朝初期的驛站,並未出現腐敗,但到了中後期,鑽空子的人越來越多,驛站越來越奢華,排場越來越大,逐漸成為行賄官員的場所,加劇了明王朝的敗落。

清朝吸取明朝驛站腐敗的教訓,清政府規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視、督查或公幹,出差費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員不得宴請出差官員和饋贈禮物。

前往廣東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出發時發出的第一道公文與鴉片毫無關係,這道公文的內容是:「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靡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需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違。」

脫韁的「官民比」:古今中外沒有過

在2021年的中共兩會上,一位中共政協委員披露:某縣2019年常住人口3.02萬,地方財政收入3661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8.65億元,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財政供養人員6000餘人,財政供養的官民比為1:5。她建議小縣合併可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987年)一書公布的數據,中國西漢年間官民比率是1:7945,大約八千民眾養一個官員,唐朝是1:2927;明朝年間,1:2299;清朝,1:911,九百民眾養一官。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前參事任玉嶺曾在中共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曾說:「我們的官民比例早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財政飯的所佔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據《上海證券報》2006年報導,前中共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曾說:現在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為患」。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有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現在這麼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需要說明的是,「官民比」是可以公開的比例,也就是說,無論是1:5,還是1:26,都是明面兒上可以看到的東西。

冰山下面的秘密

對於中共官員來說,無法公開的「碩鼠」行為,才是冰山下面隱藏的秘密。比如,「三公經費」,即公款吃喝、公務用車和公務出國。數據到底是多少,中共並無公開,是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推算出來的,2006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引用時任中共政協委員劉光復的話報導,「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千多億元」。當年10月31日,《瞭望》週刊報導:2004年官員公款吃喝3700億元。《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千億元。」僅這三筆款項加起來,三公消費就已達9千億。

原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坦承:我們國家行政開支佔了GD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們是他們的五、六倍,說明機構實在龐大!

國民的整體醫療費用被「特權病房」侵佔,成了「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南方人物週刊》曾報導,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新幹部病房大樓總建築面積5.6萬平方米,設有省級、副省級、廳級及離休幹部保健床位257張。在網絡引發了大量的評論,網民稱這是「窮奢極欲的八星級幹部病房」。

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調查報告的數字稱,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他還透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數百億元。「中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中國衛生產業》雜誌2006年12期)

「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

「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曾擔任過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外長等要職。莫洛托夫生前,與蘇聯作家丘耶夫有過140次談話。這些談話,披露了許多蘇聯高層政治秘辛。譬如,關於斯大林時代的「幹部工資」問題,莫洛托夫說道:「我們當然有工資。您瞧,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還可拿工資。實際上國家甚麼都包了。」

共產政權為甚麼「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此不計後果地魚肉百姓呢?在共產黨國家,如前蘇聯、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喬治﹒奧威爾撰寫的《動物莊園》通常是一本禁書。在《動物莊園》裏,揭示了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與之後的區別:

在奪取政權之前,為了獲取民眾支持,宣稱:帶領動物們實現「當家做主」的願望,將奉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在奪取政權之後,農莊的「法律」被修改為:「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動物們又回到從前的悲慘狀況。動物們稍有不滿,便會招致血腥的屠殺和清洗。

在九評編輯部出版的著名政論書目《九評共產黨》中,這樣說道:「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像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歷史興替,天道循環,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任何違背規律的事情都難以長久,共產黨無神論逆天叛道,破壞傳統,行將就木,必在不遠的未來遭到歷史的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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