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相 解體「清零」騷擾

【明慧網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暑假期間，我和丈夫從老家返回的路上，當時我正在開車，丈夫的手機響了。他聽明白對方的意思後，說：「她不會簽的。」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他說是我們所在地的居委會打過來的，讓我簽「不修煉法輪大法的三書」，他說他回絕了，並問我他做的對不對。我稱讚不修煉家人的正念。後來得知，居委會已經先給我打過兩個電話，因我正在開車，沒聽見，就打到丈夫那去了。這是我第一次接到所謂的有關「清零」的騷擾電話。

之後，我丈夫陸續接到過不同部門的電話，包括小區的、派出所的。我告訴丈夫，誰再騷擾你，你就告訴他們直接找我。後來他們單位的書記找他，讓他做我的「工作」。我們單位主管這事的副書記和一名工委辦的工作人員去他們單位找他，讓他說服我簽字（註﹕所謂「簽字」就是在他們預先打印好的惡毒詆毀法輪功的書面材料上簽字等，就是表明不但放棄修煉法輪大法，還要污衊法輪大法）。

有一天，我正在單位上班，我們部門的書記敲門進來，說讓我到他辦公室，找我有事。我大致猜到了他要說甚麼。到了他的辦公室，他請我坐下，說是工委辦的同事很為難，不知道怎麼找我談，請他幫忙，讓我寫「三書」，並說他家裏人也有修煉法輪功的。

初次談話，他沒有表現出對大法太多不好的看法，表現的很偽善。我向他講了「天安門自焚」偽案真相，講了我修煉大法後的變化，並表明我不會簽字。我向他表明，有甚麼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是給我的家人打電話騷擾。因下班時間到了，和部門書記的第一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之後，該書記又跟我談過話，說單位壓力很大，希望我能簽字。這次他說了一些對大法不理解的話，說他的親戚因修煉法輪大法，多次被派出所等相關部門關注、綁架，給家人帶來了很多的麻煩。我向他解釋說，這些麻煩都是因為這個迫害政策造成的，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本身造成的，他不認可。這次談話在不太祥和的氛圍中結束。

有一天下午，該書記敲門進來，說是有位主任想跟我談談。我印象中我們單位沒有這樣一位主任。就問他：是我們單位的嗎？他說不是。我明白了，可能是某些部門的人。我想不管是誰，來了我就講真相。我說可以談。書記走了之後，我就發正念，求師父加持我的正念，希望來的人能夠聽明白真相。

幾分鐘之後，該書記領來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士，該人自我介紹說他是市政法委的，說是到我們單位來看望新到任的副書記，順便到我這聊聊。後來得知，他那次來我們單位就是來督導單位「清零」完成情況的。

我請他坐下，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向他談了我對法輪大法的認識、談到了「天安門自焚」偽案、我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談到了沒有任何法律規定法輪功是某教（註﹕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快到下班時間了，他告辭了，去樓上，應該是去找副書記去了。我把他送出辦公室。

二零二零年，人口普查期間，居委會的書記打電話，說是人口普查，要核實一些信息，想到我單位找我。我同意了，心想：正想給你們講真相呢。因為我們單位距離居委會很近，一會兒功夫，就來了兩個女士，一位自稱是居委會的主任。她詢問我家庭成員情況，並詢問我兒子是否在某城市上班等，我說是的。然後，她拿出一個好像是平板電腦，讓我簽字，我隨手就簽了字。在我簽字的時候，另一工作人員用手機給我照了像。我說：「你在幹甚麼？不能隨便照相」。她說這是正常程序，都是這樣的，然後她們就告辭了，我送她們上電梯。

送走她們後，我感到有點不對勁，心想：她們是來幹甚麼的？僅僅是為了人口普查而簽一個字嗎？我問丈夫，他說已經給他打電話核實過了。

第二天早飯後，準備上班，在小區碰到鄰居，我問他們是否有人口普查的需要簽字，他們都說沒有啊，就是打電話核實的。這證實了他們給我丈夫打的電話是正常的人口普查，那麼，她們讓我簽的字是幹甚麼呢？甚麼目地呢？她們不會把我的簽字移到別的地方去吧？我想我應該去找她們。

可是怎麼說呢？我的思緒有點亂，一想到去找她們，我心裏還是有點緊張。在這時，我想到了同修。對了，先找同修去交流一下。我懷著期待，去敲同修家的門，結果同修不在家，我有點失落。怎麼辦？我想我不能等了，直接去居委會。

我來到了居委會，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一字排開，有五、六名工作人員。我詢問主任在哪，有一人指指裏邊。我向裏邊走去。裏間有一個單獨的辦公室，這就是主任的辦公室了。居委會主任見我來了，很熱情。

坐下後，我們就聊了起來。我講了修煉法輪功給我帶來的身心變化，談到了大法師父對我們的要求：「打不還手，罵不還口。」[1]她很是不理解：別人打你，你就真的不還手嗎？我說是的。她表示不可思議。

後來談到了對孩子的教育問題，她訴說現在家長的無奈，抱怨著當下教育界的種種亂象，尤其是學生家長對教師有償補課的不滿。我表示理解，並說與我在學校時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現在道德下滑的太快。她談起了她上學時的老師。我們越說話題越多，我說我原來在某學校當老師，她說她就是那所學校畢業的。她在那上學時，我剛好在那教書，但沒教過她。我們談到了她的班主任老師。

一個多小時很快就過去了，這時有人來找她辦事，我就想告辭了。我闡明了我的觀點，所謂的「三書」不能簽。我說希望我們能成為好朋友。她把我送出了辦公室，邊走邊說：沒想到還是我老師呢！

從居委會出來，我的心情變的異常的輕鬆，我知道我做了我該做的。回到車上，已經是十一點左右了。看看手機，沒有單位的電話。有一個短信，我回過去，得知我的一位朋友的丈夫剛剛去世了，五十歲出頭，是一個單位的一把手領導，在常人看來，我的這位朋友過著非常滋潤的生活。她丈夫的突然離世，對她的打擊非常大，她在電話裏放聲痛哭。我也被這突發的事件震懵了，同時感慨人生的無常，甚麼都是過眼煙雲，只有返本歸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

有一天，我們單位一名已經二線的工委辦主任（曾經管過迫害法輪功的事），給我丈夫打電話，想要我們在外地工作的我兒子的電話，想讓我兒子做我的「工作」，並說了一些威脅的話。我丈夫沒有給他，並闡明不希望他打擾我兒子。

之後，我丈夫的思想負擔越來越重，開始對我說一些抱怨的話。我想：我不能老是這樣被動承受，修煉法輪大法沒有錯，我要向相關人員講真相，不能讓他們再這樣下去，否則不但影響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同時他們也是在造業，是被邪黨利用著在幹壞事。師父說：「講真相是萬能的鑰匙。」[2]

以甚麼方式講呢？因為當今的人都很浮躁，節奏也比較快，各種雜事也很多，往往沒有大塊的時間在一起交流，那就用寫信的形式吧。

在辦公室，我一人的時候，我靜下心來，坐在計算機前，梳理思路，邊想邊打字出來。我寫了四個部份：我為甚麼修煉法輪功，修煉法輪功給我帶來的變化，在勞教所因拒絕轉化遭受的迫害，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當寫到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時，我還是忍不住流淚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

我用了半天的時間寫完了勸善信的初稿，寫完後反覆修改了幾遍，然後請同修幫我提意見，再修改。

成稿後，自己覺的還是很滿意，突然出來一個念頭：如果我用微信的話，發到單位的微信群，變成致單位領導的公開信，讓所有同事、領導都看到，豈不是大快人心？後來想，這裏邊有歡喜心，期間還摻雜著爭鬥心與顯示心，而且不是很理智，應該是不太合適的。

那麼，信應該給哪些人呢？我想給所有的領導每人一封。但考慮到涉及的人太多，需要很長時間，而且不少領導是新來的，不認識我，也不知道這事，可能會覺的很唐突，後來決定還是先向與這件事有關的單位領導講。

我打印了四份，分別是給單位的副書記的、部門書記、工委辦的那位同事，還有一封信是寫給我們科室新來的負責人。想好了之後，我決定先給單位副書記送去。因為不知道他在哪個辦公室，我就提前先去查看。過了幾天，我拿著信去找他。因為他也是新上任的，並不認識我，我就自我介紹，他與我握手，並請我坐下。他看了看信，一看很長，就說：這樣吧，信先放在這裏，我先看看，然後再談吧。我說：好吧，希望我們多溝通。我就告辭了。

第二封信是送給黨辦室的同事。我去他辦公室，他正在打電話，等他打完電話，我說：老弟，我給你寫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收下了。

第三封信，想送給我們部門的書記，可是找了他好幾次都不在，同辦公室的人說他家有事，這幾天不能來上班。過了一些時間之後，有一天，他到我們辦公室，我說：我有一封信正想著給你呢。他說：給我的信，那我看看。說著就拿走了。

還有一封信是給我們部門負責人的。我說給你寫了一封信。他說：當面說不好嗎？還用寫信？我說：很難有這樣的時間，所以就寫信了。他收下了。

幾封信都送出去了，其中部門書記反應比較強烈。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說他將信看了兩三遍，對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對我敢寫第四部份內容（信仰合法　迫害有罪）表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並說了一些帶有威脅的話。我沒有被他帶動，繼續講了一些真相。

這些都是新年之前的事了，過完年之後，沒有人再找我。我知道這是在師父的加持下，我沒有被他們嚇倒，用在大法中修出來的智慧解體了邪惡的「清零」伎倆。

反思這段修煉過程，我發現我還有怨恨心，尤其是對單位的副書記、部門書記及工委辦的那位同事，怨恨他們配合邪惡參與了對我及家人的騷擾，同時，還有瞧不起他們的心。我知道這都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將這場迫害看作是人對人的迫害，是邪惡在利用他們，如果他們不能明白真相，下場是可悲又可憐的。

在以後的時間裏，我還得用修煉人的純善心態，善意對待他們，希望他們都能有好的未來。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四》〈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