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何蘭花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她在《刑事控告書》中說:「由於長時間的精神壓力,加上每天從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勞動,身體每況愈下。有一天,收工後洗漱完,在廁所裏滑倒了,左腿腳脖子韌帶扭傷,受傷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難忍。就是這樣,還叫(我)做奴工,不能到車間,拿到監舍,穿書包帶。……由於不能及時治療和保護好牙齒,慢慢牙都鬆動了,吃飯更費勁了,造成了經常胃疼。」
即使在殘酷的迫害和繁重的奴工勞動中,何蘭花堅持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一次,「祝小紅又和我談話,我講了我煉(法輪)功後,身體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講我買菜找我假錢,我把假錢交到銀行,讓其作廢了。銀行職員看我自己承擔損失,就說:『她的假錢還給她。』我說:『那她肯定還會再混出去給別人,流通社會,不成了惡性循環了?』旁邊取錢的一個顧客說:『現在這樣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紅知道我姑娘辦『小餐桌』(供學生們吃飯),就問我姑娘是怎麼經營的?我告訴她,姑娘說:『別人都是讓孩子喝豆漿,我讓孩子們喝的是牛奶。』中隊長陸姓警官說:『你兒子老實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說沒事不用每月來了,你兒子說,不來看我媽,我不放心。』」
在冤獄中,何蘭花用善心改變了警察對法輪功學員的看法。她說:「其實很多獄警心裏也知道,我們煉法輪功的人好。但是當時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質,使他們身不由己做著違背人本性的『轉化』迫害。」
何蘭花,是河北省石家莊市石藥集團退休職工,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煉功之前,何蘭花患有胃病、貧血、高血壓、心律不齊、肩周炎、腰腿疼痛、關節痛、眼睛視物模糊、嚴重的子宮脫垂(Ⅱ度)等病。醫生叫她做手術,她哭著說:「丈夫剛去世,兒女也失業了,維持生活都困難,哪來的錢住院治病呢?」醫生很同情的說:「你做保守治療吧,練練功,提提陽氣,但你一定要堅持到底。」
就這樣,何蘭花練起了氣功,但收效甚微。一個偶然機會,何蘭花開始修煉法輪功後,很快身體好了,真是無病一身輕啊。同時,修煉法輪功,使她胸懷大度,不與人爭名奪利,凡事順其自然,坦然相對。
一、上訪說真話 被綁架 片警騷擾
可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後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指使全國所有的機關部門對法輪功進行迫害,造謠侮辱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父,抄家,交書,抓法輪功輔導員及修煉者,真是鋪天蓋地。
為了講一句真話,我走到了北京,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喊出了「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在天安門廣場被抓,和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一起被抓進鐵籠子裏。因不報姓名地址,第二天又把我們押到北京東城看守所。隔一天,又送到一個派出所。跟我談話後,他們聽我口音,看穿戴,估計我來自河北,就把我交到了河北省駐京辦事處。
在河北省駐京辦事處正巧碰到了我單位一位法輪功學員的丈夫,還有單位保衛處的人,他們是開車到北京來找那位法輪功學員的。結果沒碰到那位法輪功學員卻碰到了我,就這樣,單位車把我拉了回來,送到了友誼大街派出所,非法關了我兩天。這兩天時間,飯費花了三十多元,剩下十幾元,派出所沒有給我,又送我到拘留所,非法關押半個月。
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友誼大街辦事處、居委會、單位保衛科長、派出所指導員紀莊才(專管迫害法輪功案子)、片警王晉生等人員,讓我表態,寫「保證書」,我不配合,紀莊才威脅說:「我勞教你三年,我看你再往外走!」
最後,我單位保衛科長對我說是要一千元的出車油錢,也沒開甚麼收據,實際上,出面用這錢請了他們這些人一桌酒菜飯,把派出所的人灌醉了,不了了之。辦事處讓交了兩千元押金,說是元旦不再去北京,一星期還給。
二、非法關押在石家莊第一看守所一年有餘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晚十一點三十分,家裏的門鈴突然急速不斷的響起來,同時家裏的座機電話也不斷的響起來,我開門一看,原來是友誼大街派出所副所長史俊印和片警王晉生,帶著橋西分局刑警隊的三個人。闖進家門就開始亂翻找東西,把我的私人物品抄走了很多。在我據理力爭的情況下,才把便攜式VCD機子留下了。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刑具:鐵椅子 |
兩個一米八高度警察把個子不高的我架下樓,塞進警車裏,把我帶到了友誼大街派出所,用銬子銬住我的胳膊,銬在鐵椅子上兩天兩宿。期間,非法審訊我,還帶到按手印的地方去,全手印手印。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下午,把我送到石家莊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年零兩個月零六天。
在第一看守所,進去後,先交現金二十五元給個褥子,還要存錢買日用品等等。一年多當中,過著非人的生活。尤其對法輪功學員,無論打水、打飯,法輪功學員最後才給,睡覺在最後挨門挨廁所,強制做奴工。每天後半夜兩點至四點值班,最困的時候。因為水泥炕是大通鋪,人挨人,稍一動,可能就碰到了身旁正在睡覺的人。
有一次,我坐起來發正念,煉功,腿一盤,無意中碰著犯人馮俊嶺,她就不幹了,又吵又嚷,她這一吵,幾乎監號裏的人都吵醒了。人們罵罵咧咧,白天把獄警也叫來了。獄警不管三七二十一,讓我在地上睡,就這樣,我在冰涼的水泥地上睡了二十天,當時是最冷的時候。
酷刑演示:毒打 |
犯人吳秀英在廁所裏打我,擰我胳膊(因廁所裏沒有監控器),說甚麼你們法輪功抄經文,讓我受牽連。憑甚麼?我要不是看你歲數大了,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我說,你憑甚麼打人?我哪打你了,誰見了?犯人吳秀英窮凶極惡的瞪著兩隻眼睛。那時真是度日如年,受著煎熬。
三、非法判刑三年
在石家莊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三個月後轉捕,後開庭審理,草草開庭,草草收場。我當庭呈上書面文字,陳述我沒有違法,信仰自由,法輪功不是×教,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石家莊市橋西區檢察院第一次給我的起訴書,連章都沒蓋,很不負責任。後來過了幾天,又拿了一份蓋章的跟我換,起訴書在檢察員張婕的名字上蓋上了石家莊橋西區檢察院的章。我沒有把原來那份給他,一直保存到現在。
年底,石家莊市橋西區法院刑事判決書下來後,非法判處我有期徒刑七年。在判決書上簽字的人有:審判長張燕超,審判員王玉才,審判員鄭麗君,書記員聶志岩。
我不服,依法上訴。石家莊中級法院,連庭都沒開,就下發了刑事裁定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石家莊市中級法院審判長孫月梅、審判員呂玲、代理審判員劉斌,書記員孫世偉。
四、陷冤獄六年
非典期間,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把我從一看送到石家莊二監獄。把我們五個人非法關押在禁閉室。把我的衣物翻得亂七八糟,一捲捲的衛生紙從中間切開,亂糟糟的,零散在地上。暖壺底卸下來,被子裏面、被罩全拆散了,露著套子。屋裏一個痰盂,一個地鋪;一天開兩次門,一次一個小時;屋裏還有監控。後又送入監隊,所謂安全教育,背監規,軍訓,圍攻洗腦,不許任何人接觸,最後下車間勞動,包筷子。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又把我從石家莊第二監獄,轉押到保定滿城太行監獄。在太行監獄兩年多的時間,每天讓做奴工,有時甚至加班到深夜。隔三差五的用答卷的形式洗腦。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初,我和被非法關押在女子監區三中隊的其他六位大法弟子寫嚴正聲明,內容是法輪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堅修大法,一修到底。簽上我們的名字,交到了三中隊辦公室,交給了教導員祝小紅。
祝小紅氣得大發雷霆,叫我蹲下,訓話。你為甚麼要簽名?我說,法輪大法是佛法,法輪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信仰自由。過後幾天,又把我叫到監舍辦公室,讓我坐下。所有犯人談話都是蹲著或站著。假惺惺的用所謂感化、教育方式和我談心,無非是為了讓我放棄信仰。
再後來,祝小紅又和我談話,我講了我煉功後,身體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講我買菜找我假錢,我把假錢交到銀行,讓其作廢了。銀行職員看我自己承擔損失,就說,她的假錢還給她。我說,那她肯定還會再混出去給別人,流通社會,不成了惡性循環了?旁邊取錢的一個顧客說:「現在這樣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紅知道我姑娘辦「小餐桌」(供學生們吃飯),就問我姑娘是怎麼經營的。我姑娘說:「別人都是讓孩子喝豆漿,我讓孩子們喝的是牛奶。」中隊長陸姓警官說:「你兒子老實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說沒事不用每月來了,你兒子說,不來看我媽,我不放心。」
其實很多獄警心裏也知道,我們煉法輪功的人好。但是當時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質,使他們身不由己做著違背人本性的「轉化」迫害。
他們沒辦法了,指使邪悟的人對我「轉化」迫害,把我安排在監區電視房裏,沒有暖氣,當時我只穿著一身舊絨衣、絨褲,穿著單鞋。猶大們(放棄信仰的人)穿著厚棉衣,手裏捧著熱水,五六個人。一個叫魏琴的邪悟人員叫我坐正,面朝牆,一動不許動,動就打我,說:「你不是講真、善、忍嗎?我就是暴徒,我就打你,怎麼著?」真是一副不講理的樣子。好端端的一個人,竟被轉化成這個樣子。
五、六個人嗡嗡嗡的圍著我說,每天從早起八點至晚十點,折磨了我將近一個月。她們給三中隊教導員祝小紅彙報,說我胡攪蠻纏,邪悟者換了一班又一班,到後來甚至把二中隊、四中隊的也叫來「轉化」我。晚上把我關在禁閉室,兩個猶大看著我,一直到要過大年了,才鬆點。
生產任務忙了,我們被迫到車間幹活;不忙了,又開始組織看電視洗腦,組織每天學習,上午由警察講課,下午討論、心得體會。其實就是洗腦。
有一次是三中隊警察劉景的課,我非常難受,眼睜不開,心跳極快,頭暈。我坐在前排,劉景看我這樣,不但不說讓我去看醫生,還拿粉筆頭照我臉就投了過來。我當時甚麼都不知道了。下課了,同修才把我送到醫務室。血壓好高,心臟跳動過速,必須臥床休息。
二零零四年,石家莊橋西610主任及友誼大街辦事處主任,居委會姓李的主任以關心我為藉口,到滿城監獄,對監獄藍獄長,三中隊教導員祝小紅「轉化」我,還說:「說說你兒子,你兒子表現不好。」構陷我的家人。過後,包組隊長陸警官說,你兒子也煉功嗎?我說:「把我弄到這裏來,七年刑期,我兒子能態度好嗎?」她點點頭說,一看你兒子就是個老實厚道人。
由於長時間的精神壓力,加上每天從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勞動,身體每況愈下,有一天,收工後洗漱完,在廁所裏滑倒了,左腿腳脖子韌帶扭傷,受傷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難忍。就是這樣,還叫做奴工,不能到車間,拿到監舍,穿書包帶。
剪子、刀子之類不讓帶到監舍。硬東西帶皮的東西咬不動,由於不能及時治療、保護好牙齒,慢慢牙都鬆動了,吃飯更費勁了,造成了經常胃疼。
有一次,我又吐又瀉,很嚴重,胃疼的不能吃東西,又碰上鍋爐停了一星期,沒有熱水喝。終於盼到接見日,到接見室買碗熱湯,三中隊姓程的警察不讓。她說食堂的飯比接見室的飯還軟。告訴她我胃疼,鍋爐房沒有熱水,我只買碗湯。最後勉強叫家人給買到一碗湯。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由保定滿城監獄轉到河北女子監獄,我被分到七監區,監區長葛曙光,副監區長布豔麗,教導員馬莉,副教導員劉偉。後葛曙光調教育科,換監區長安志英。七監區在五樓最高一層。衣服被褥日用品搬不動,更別說上樓了,一個法輪功同修偷偷的幫我背上去了。
在離開保定滿城監獄時,監獄姓程的獄警指使犯人搜身,把所有東西都搜走了,包括行李包的鑰匙。到了河北女子監獄,又要檢查,因為鑰匙沒了,行李包被撕開檢查,造成個人物品丟失。
我被迫在七監區做奴工,每天五點多起床,搞全區的衛生,走廊大廳,門窗,樓梯扶手,每天擦好幾遍,沖廁所,倒垃圾,從大垃圾桶裝到編織袋裏,一個人裝特別費勁,七點之前,必須從五樓運到一樓,過時間不拉了。還要幫助打水,灌好全監區每個人的暖壺,再提到每個監舍屋裏排好。本小組監舍屋裏的衛生也要打掃。達不到標準就挨罰,累的我腰酸腿疼,血壓高,經常是170/110。
有一天晚上,胃疼的直呻吟,越來越厲害,不止一次的又吐又瀉、吐血絲。本監舍值班人員看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她把犯醫何蕊叫醒了,說明情況。何蕊氣呼呼的說:「早幹甚麼,這個點,正睡覺,今天正好馬教導員值班,我去叫,等著瞧吧,有你好受的!老哼哼甚麼呢?!」
好不容易挨到早晨,去找馬莉請假,馬莉拉著臉說:「剋服克服吧,沒人。」就這樣,我疼痛一宿沒睡,白天水米未進,胃還在劇烈的疼痛,艱難的幹完活,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再後來,後勤人員全到車間勞動,從早上七點出工到晚上,有時甚至加班到後半夜才收工,做羽絨服。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我又從七監區轉到十一監區,這裏大多是老弱病殘服刑人員。監區長金曉明,教導員周春燕,獄警馮海萍,還有個姓康的、姓姚的,後又調來張書紅監區長,黃梅英教導員。
到這個監區,我成了壯勞力,重活累活都得幹,開始包夾對法輪功學員監視,不許隨便說話,讓監舍的每個人都監視著,彙報給獄警。犯人頭安靜,犯醫何蕊,合夥整我,刁難我,而她們自己違紀違規,別人給她們彙報了。
到後來,警察馮海萍慢慢時間長了,看到我都做的很善待別人,幫助弱者,無論生活上各個方面對誰都好,我用大法弟子的行為改變了她對我的態度。有一次,我幫白玉枝整理了一下衣服,白玉枝的包夾惡犯柳葉彙報給獄警監區長金曉明說:「你態度老實點,已經高看你了,寫保證,不然三停(停接見、停購物、停通訊)。」
還必須完成任務,我的任務是每天粘八十雙鞋底,必須驗收合格才算;包糖塊,一麻袋,一麻袋自己搬;還得看好自己的東西,不然丟失了。
以前在保定滿城監獄曾經給我抽血,大概是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河北女子監獄二零零八年監區被關押的服刑人員每個人都要抽血,甚麼原因不清楚,不知道跟活摘器官的事情有無關係。
帶著七年冤獄的傷痕回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出獄,七年的刑期到了。帶著被折磨的傷痕累累的身心回到了家中。
多年的冤獄迫害,長期的高強度奴工勞動,多年的洗腦精神折磨,使我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最殘酷的是不讓學法煉功。我本來就是一身病,修煉法輪功好了,現在他們生生剝奪了我修煉的權利,加之體力嚴重超支,精神壓抑,使我身體受損,我經常血壓高,胃疼,牙齒掉了很多,最後出獄時,上牙還剩一顆,下牙還剩三分之一。
經濟上,退休工資被停發,造成生活艱難。當我為此找到負責單位時,石家莊市社保局負責退休職工工資的人說七年刑期間沒有扣完,還欠近二萬元,你交了才給你工資,不交不發工資。我幾年沒有退休工資,現在剛從監獄出來,哪有錢交啊?就這樣回家兩年多,沒有生活來源,靠親友接濟,直到二零一零年底,才給工資,而且按刑期前工資的基數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