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大法中熔煉

【明慧網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我年近八旬，回首一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應徵當兵，官至某部隊保衛處長；八十年代末期轉入地方工作，在某市政府機關歷任副處長、處長。九十年代末期退休。不管在部隊工作，還是到地方工作，數十年來不管是失意時、還是得意時，總有一種飄搖、游離，如同沒有根、沒有岸的感覺，而最踏實、最幸運的莫過於一九九六年六月走入法輪大法修煉。此時此刻，我總算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從此生命扎了根、靠了岸、有了歸宿。真乃喜從天降！回想在大法中修煉二十多年來，無時無刻不沐浴在師恩浩蕩之中，幸福的淚水不禁掛滿臉頰。

一、同化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們夫妻二人一同走進大法修煉中。不多日，我患有的肩周炎、坐骨神經痛、腸胃炎等多種疾病，在不知不覺中好了。妻子的頑疾也得到了迅速的控制和改善。對師父的感激啊，真是無法形容。我決心堅定修煉大法，一修到底。

我們早晨到煉功點煉功，晚上參加學法小組學法，一心一意按照真、善、忍標準做好人。修煉以前的那種喝酒、抽煙、請客送禮之風在我身上得到了扼制。第一個感受到我變化的就是我的司機，他回家跟他妻子說了我的變化。他妻子說：「這肯定是好功法，我們也煉吧？」結果他們一家三口人也一起修煉大法了。

師父不僅為我淨化身體，還為我開智開慧，使我精力充沛。一些工作中棘手的疑難問題得到了順利的解決。比如，本單位一個處級單位因為人事矛盾處在癱瘓狀態。領導叫我到那裏工作，改變面貌，有甚麼要求可以提條件。我說：「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沒有甚麼要求，感謝領導的信任。」第二天就上任了。

我首先向他們弘揚大法並且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事，在我身上他們看到了風清氣正，也看到了法輪功絕對是高德大法。後來，有人也走進大法修煉了；就是沒有修煉也知道要做個好人。單位風氣很快有了好轉，工作也有了起色，這個單位年終走上了本系統先進單位行列。

機關工作往往要面對企業，為他們辦實事、解難題。一次，一個企業資金不足，單位老總要我上門服務。我依照法規，找有關部門協助，從宏觀上協調，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一次為企業挽回了數十萬元的損失。年終， 該單位老總給我送來了獎金，我當場謝絕。總經理說：「這是單位給你的獎金，是你勞動付出，一定得收下。」我說：「我是政府工作人員，我有我的工資，那是我的工作，不應該再拿你的獎金，我是修煉真、善、忍的，不屬於我的錢物一分都不能拿。這是大法師父要求他的弟子要做到的。」總經理在我面前豎起了大拇指：「修煉人就是不一樣，政府工作人員都像你這樣，國家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我說：「在你的企業裏，多洪揚洪揚法輪大法，保證你這個總經理就好幹了。」 總經理說：「我會洪揚的，等我退休了，我也修煉。」在為企業服務中，我不忘洪揚法輪大法。

兩年後，又有一個單位工作不出成果，拖整體的後腿。領導又與我商量：叫我去那裏改變面貌，並要我有甚麼要求儘管提出來，保證讓你滿意。我說：「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沒有甚麼要求，感謝領導的信任。」那個領導說：「修煉人就是不一樣。在我們單位多幾個像你這樣的修煉人該多好啊！」我說：「有你這句話，我就知足了。」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事，以身作則，處處為他人考慮。單位不良風氣很快得到了遏制，面貌也改變了，工作成果很快就出來了。工作成果出來了，可領導並不開心。原因後來我才知道：領導為給我提升職務遇到了困難。首先是本單位關係錯綜複雜，同時又牽涉到領導機關，方方面面擺不平，使他當初的允諾兌不了現，不好和我交待。我知道後，主動找那位領導談心。我說：「我是修煉法輪功的，對名、利看淡了。我絕對不會為職務問題產生糾葛而影響工作，請領導放心。」領導握著我的手說：「你太能理解人了，感謝你！」我說：「要感謝，就感謝我的師父，是師父叫我放下名、利、情的。」此話在單位一傳開，不少人都說我傻，關鍵的一個台階怎麼能謙讓？多少人都在搶。看病都可以拿紅本本，不要排隊……我只淡然一笑。

我退休以後，許多企業向我發出邀請：有的要我當顧問，有的叫我去當副老總，也有的想利用我的社會資源為其創造效益等等，我都一一謝絕了。後來，我因為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公安、六一零（江澤民一夥為迫害法輪功而專門成立的非法組織）非法拘留。企業老總們出面宴請公安領導和相關人員，向他們推介我的人品、人格，說：「這樣的大好人領導機關難找。」懇切希望司法機關不要傷害這樣的好人。有人還專門驅車到郊外，為我送生活費用（我出來之後全部退還了）。

二、講真相救度跟蹤、盯梢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六一零」操縱指揮所屬司法機關的執法人員對管轄區內的修煉人嚴密監控，剝奪人的自由。我是他們認為的所謂「重點人」。

一天下午，我驅車來到另一機關單位辦理工作事務。我隨身帶了數十份大法真相資料，辦完事務之後就挨個車子逐一散發。這件事有人反映到「六一零」，「六一零」作為大案、要案來查。最後，從該單位來客登記表中逐一排查核對，看誰煉過法輪功。結果，懷疑是我。因為我的影響力，他們沒有拿到真憑實據也不好對我動手。就安排人對我非法跟蹤、盯梢；竊聽我的住宅電話和手機；非法檢查、扣押我的郵寄信件、包裹。

有六個人全天候輪班對我跟蹤盯梢，只要我一出門就有兩個便衣若即若離左右跟著。說實在的，這些便衣盯我是盯不上的，我在部隊從事保衛工作時，「跟蹤盯梢」這一課程就是我教的。這些雇佣來的根本不懂這一行，我稍微用一個動作就把他們給甩了。有一次，兩個人為沒有盯上我而互相推責任，埋怨、爭吵，急得滿頭大汗。我從側面走出，突然站在兩人中間，祥和的問道：「你們在爭吵甚麼呢？」那兩人十分尷尬，一時不知所措。我索性直截了當說出：「你們這樣跟蹤我，知道我是幹甚麼的？」一人回答：「我們只知道你是煉法輪功的。」我又問：「你們知不知道這樣跟蹤、盯梢是違法的？」兩人搖搖頭。我說：「我煉法輪功不違法，你們這樣跟蹤、盯梢是違法的。」兩人很茫然。接著我給他們講法輪功真相，講修煉法輪功合理合法，也講了他們的行為為甚麼構成違法，奉勸他們做好人、做明白的人、做正直的人；違法的事不要幹，更不要助紂為虐，做人要講品行、道德、良知，幹甚麼工作不拿錢？說的他們直點頭，當場做了「三退」。第二天我就見不到那兩個人了。

之後，換了兩個人，我就跟這兩個人講；換了四個人，我就給這四個人講。將近兩年的時間，我講退了三十多人，解體了對我的跟蹤、盯梢。為此，「六一零」、公安的人很惱火。

三、利用常人的法律 拒簽所謂「四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構陷。「六一零」領一幫便衣警察綁架了我，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派出所，公安分局兩名「辦案」人員居高臨下、氣勢洶洶的說：「你的問題很嚴重，只要好好配合，老實交代，可以從輕處理。」我沉默不語。

他們見我不說話，就問：「你的C同修說他的資料是你給的？」我說：「你們說的C同修是男的，還是女的？多大年紀了？」這樣一來一回還是零口供。一個警察敲著桌子對我嚎叫：「我看你就是不老實、耍滑頭！」我屏聲靜氣的說：「公安要求：警察在審理案件中不能動氣；不能發火；不能意氣用事；不能搞逼供。」我這裏說出規定，他們就無所措手足，只好無奈的給我解釋：「我們也沒有辦法，是上面『六一零』交代下來的。」

在我這裏，「六一零」連一根稻草也沒拿到，只好將我綁架到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個月。

在走出看守所的前一天，辦案警察找我談話，要我寫不煉法輪功的所謂「保證書」，說甚麼寫了，馬上放你回家。我對他們說：信仰不違法，煉功的形體動作沒有階級屬性，你們不准煉法輪功，違反了《憲法》「信仰自由」的規定，是你們違法。接下來，警察拿出了一個小本本，說：「算了，我們不為難你，你也不要為難我們，在這上面簽個名字就行了。」我一看，是甚麼「四書」。我用手一推：「你們形而上學猖獗！」

我回家後，「六一零」、公安並沒有放開我。先是通過政府，給我兒子施加壓力，並將我兒子作為人質扣留在派出所，逼兒子給我打電話，說：「來簽個字，煉功的事就算了結了。不然，我也走不了，回不了家。」我到派出所，「六一零」 的人早已坐到了會議室。

一個頭頭陰陽怪氣的說：「我們約你到派出所來談話，很難請呀！」我說：「在派出所談，為甚麼不到我家或者我的單位談？」他說：「我們為你考慮，到你單位或家對你影響都不好。」我說：「怕對我影響不好？光天化日之下，七、八個人沖到我家抄家、綁架，那樣不怕影響不好啦？」對方啞口無言。我一字一頓的說：「把我弄到派出所來談話，從法律上說叫『傳喚』，公安『傳喚』當事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請問：我違反了哪一條？請你們出示「傳喚證書」！」那些人理屈詞窮，一句話也沒說，夾著包就走了。

時隔不久，我單位副書記打電話給我，說「六一零」要與我見面談話，我同意了。但我跟他提出要求：時間只限於一個半小時。副書記也爽快答應我了。

見面那天，我按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個小時到了單位，給副書記講真相： 揭露六一零的惡行，講他們迫害我的情況，講我修煉受益的事等等。副書記當即對我表態：「以後他們（指公安、「六一零」）再找你，你就叫他們找單位，你是有單位管理的人，不是社會無業遊民，不通過單位，對你是一種歧視，對我們單位也是不尊重的。這話我來跟他們說。」

按約定時間，六一零的人沒有到。副書記就打電話問，對方回答：出發了。又過了半小時，副書記又一次打電話催問。回答說：車隊被堵在路上了。待他們來到時，預約的時間快到了。等他們落座時，我妻子給副書記打來電話，說家裏有急事，要我馬上回家。副書記對六一零的人說：「時間是你們定的，我們的人早就到了，一直在等你們。剛才他家裏來電話，要他馬上回家。」我起身要走，被一個人拉住了。副書記說：「讓他走。他是我們單位通知來的，單位對他要負責任，說話要守信用。今後你們找他談話，要通過我們單位，不要直接就弄到派出所去。」而我深知：這是師父在呵護我！

後來， 副書記拿著「四書」先後到我家裏來兩次，要我在上面簽字，把這件事情了結掉。我說：「你都是知道的，法輪大法叫人修真、善、忍，大法弟子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沒有錯。這是江澤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團搞的迫害，為甚麼要簽字？！我不簽。」 副書記說：「你不簽，我們代你簽行不行？」我說：「反正我不簽，你們簽那是你們的事， 誰簽字，誰負責，我建議你們也不要簽。」後來，這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四、讓上門的警察聽真相、明真相

公安、「六一零」每到所謂的敏感日，就要上門騷擾。二零一五年七月初，我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澤民之後，警察上門問我：「為甚麼要控告江澤民？」我說：「你們問這個，我分開說：第一你們是違法的，我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澤民，作為你們基層人員沒有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的委託書，你們是沒有這個權利問的；再說，控告人是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所以我說你們是違法的；第二你們真要問我，我給你們說也無妨。」那個領頭的自知理虧，就低調的說：「既然無妨，那就跟我們說吧？」我說：「既然你們叫我說，那我就要把話說完。」他們點頭。

我說我在行使一個合法公民的正當權利。「有訴必理，有案必立。」是習、李新政推行的依法治國方略。因此，我控告江澤民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沒有一點兒非議。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是全國乃自全人類的一大冤案，還不控告他？！隨後，我講了我修煉法輪功受益的情況，九九年七二零之後所遭受到的迫害情況，大法洪傳世界的情況等等真相。儘管中間遭到了干擾，但我不急不躁、耐心祥和、有理有據的話語，不得不使他們心服。他們問：「你怎麼知道這麼多？」我說在我這個年齡上，經歷了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所謂政治運動。其實都是整人、殺人運動，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土改，也叫打地主、分田地，那時我十歲出頭了，記得很清楚，白天人還好好的，半夜就拉出去殺了，殺了多少人？無法統計；緊接著就是「三反」、「五反」，後來就是「鎮反」、「肅反」，一九五七年就是「反右」運動。白天搞運動，夜裏就殺人，有的明殺，有的暗殺，那時我已經開始工作，記得更清楚；後來又搞了一次「甄別平反」，人都死了，平反有甚麼用？！之後就是「四清」運動，緊接著就是「文革」十年浩劫，在座的你們年輕人連「文革」都沒有趕上。一九八九年「六四」你們聽說了，坦克大炮開進京城，血洗天安門。最殘酷的就是江澤民搞的迫害法輪功。

一個最年輕的警察幽默的說：「老領導在給我們洗腦呀。」另一個警察說：「換聽一種說法也好，有個比較。」我說：「對，兼聽則明。我問你們，這樣的殺人黨不退出來幹啥？」他們面面相覷，誰也沒說話。等我還要催問時，那個領頭的說：「不說了、不說了，時間不早了，我們該走了。」臨出門時，他們拿出一張事先打印好了的紙要我簽字。我說我不能簽。我是為你們著想，簽了對你們不好。因為這本身是迫害，我不簽字，你們非要逼迫我簽字，這就成了你們迫害我；你們迫害一個好人，你們不就犯罪了嗎？叫你們犯罪，我於心不忍。雖然，退出中共黨、團、隊沒有做成。我想他們也是明白真相了。以後，「訴江」的事再也沒有找過我。

二零一六年「G20峰會」在中國召開，五、六月間，社區警察（已經做了「三退」）上門要採集我和老伴（同修）的血樣。我問他幹甚麼？他說建全民資料庫用。我說有文件規定嗎？他說是上面電話通知。我說上面是哪一級政府，是「六一零」？他不說話了。我就給他講當年德國柏林牆哨兵亨裏奇受審判的事件：講「文革」結束後，跟「516」作惡的警察被拉到雲南大山遭到槍殺的事件。這都是聽上面的話招來的禍害。卸磨殺驢、找替罪羊等都是中共慣用的伎倆，執行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後果是甚麼，我給你講了多少次，你應該明白了。你可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喲？為自己著想，為家裏的親人著想。他說：「我明白了，但我決定不了這事；我給你在上面斡旋，我做不了，你不要怪我。」我說：「你給我斡旋，我感謝你；但也是為你自己好。人心出一念，天地盡皆知。蒼天會保祐你的。」他聽了我的話，很高興的走了。

今年年初以來，公安、「六一零」搞「敲門行動」，事先那個社區民警都會給我捎個信。我就根據來人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的講真相，當好主角。大部份都做了「三退」。

修煉到了最後階段。我深知，距離大法對我的要求相差還很遠。我要堅定的走師父給我安排的路，把自己溶入法中，淘淨渣滓，把自己熔煉成真金、足金、24K金。兌現誓約，完成使命，跟師父回家。

層次有限，不當之處，請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