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家中只剩下九十歲的姥姥……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河北張家口蔚縣法輪功學員呂文君與父母、姐弟五人修煉法輪功，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一九九九年七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後，呂文君和她的親人多次被綁架、關押，輪流在洗腦班、派出所、看守所「進進出出」，有一年，全家四人被綁架，一人被迫離家，只剩下九十歲的姥姥孤零零一人在家……

現年四十九歲的呂文君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呂文君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部份事實：

我從小體弱多病加上婚後生活拮据，和丈夫及婆家嘔氣，由原來經常感冒等病症又添新病，胸口有個大氣團串上傳下，睡覺被子不能挨脖子，生氣時咽喉疼痛憋氣，那時自認為遲早的得喉癌死掉，因無錢看病就扛著。

一九九六年秋季我幸運的得法，走進大法修煉，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加上祥和舒緩的五套功法，修煉不久大法師父多次為我清理身體，身體上的病症消失了，如：感冒、流鼻血、咽喉疼、還有那個大氣團等不翼而飛，家庭和睦，遇事能為別人著想，嚴格要求自己達到修煉人的標準，人生從此開啟了新的一頁。

為真話遭北京警察綁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和姐姐到北京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天安門城樓在灰朦中隱隱在望之時，突然一夥便衣衝上來盤問，並將我倆連扯帶拖的拉上地鐵，綁架到西單地鐵公安分局，在被拘禁的這一天一夜多的時間裏，遭受到警察的野蠻搜身、強行戴手銬、滾手印、照相，沒收了我的法輪章和一條還未展示的條幅。在非法訊問中，出於不連累當地政府和親人，我始終不報姓名住址，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除了被脫光衣服搜身外，他們一直把我銬在椅子上，期間沒人提供水和食物。晚上，一姓何警察用厚紙捲成筒一下一下的打我頭部。大約十點左右突然我身體抽搐，面部麻痺，手腳不能控制，說不來話。警察趁機抓起我的頭髮強行照了相，將我送入可能是急救中心吧，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當甦醒過來時，我躺在一張床上，兩邊一邊一個警察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腕，像怕我跑了似的。我還聽到旁邊有人低聲哭泣，好像是親人死了。後來我要求上廁所，他們讓我報姓名，我不報，僵持了好一會，我實在憋不行了（因為一天多了沒上過廁所），迫不得已 我編了一個假名，由一個男警察攙扶著才入廁小便，因下蹲困難，還把尿液濺到這名警察的皮鞋上。這次「搶救」花掉了我進京帶的全部錢，還花掉姐姐一百多，共計大約二到三百餘元。我看到一個長長的單子上打印著「無名氏，囈症」。回到黑窩（西單公安分局）後，一邢性男警和一女警又對我進行長時間的嘮家常式的誘供，想得到我的姓名和住址，我仍然沒說。

第二天早上，蔚縣西合營派出所駐京辦警察方大力來到我關的屋子，看到我後他就走了。後來聽說我們當地政府來人接我（據說警察從我們帶的乾糧口袋的地址查到的：有「古城街A段」字樣）。在好長時間的交涉中（那時北京警察和法輪功學員所在地要錢）。大約近中午時，我和姐姐被各自地方劫持，走出地鐵出口時，看到有西單字樣的牌匾。

看守所長叫囂：吐血沒事，休克正常

當晚到了蔚縣蔚州鎮政府辦公室，在這裏受到了警察的下流侮辱，蔚縣公安局政保科負責人王永利在一張行政拘留的單子上要我簽名。在北京一天一夜多的非法拘禁中，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身心也遭到了摧殘，我們沒有對任何人任何事物造成傷害，更沒有一絲絲過激行為，只因為我們沒有帶身份證，身上有一條沒有展示過的大法條幅。所以我拒絕在刑拘單子上簽字，王永利在單子上寫的「拒絕簽字」。隨後我被蔚縣政保科（主管迫害法輪功）非法投入蔚縣看守所。

大約十二、三平米的房子裏，一張通鋪佔去了多半地方，吃喝拉撒睡全在這裏進行，沒有一絲新鮮空氣，最初關押著五個人，後來兩個女號合併，最多時十一、二個人。取暖的爐子，沒有捅煤灰的火鉗之類的工具，我們只好用方便麵袋捲成棒沾上水從爐底捅進去，塑料棒燒著了趕緊拿出來，用腳熄滅火再沾水在漏煤灰。吃的是小米粥、窩頭、鹹菜、白水煮土豆，土豆皮上還殘留著黑黑的泥斑，偶爾有葷腥漂在水面上，那是看守所幹事吃剩的。每天被牢房門打開的噹當聲驚得心臟加速。

為了抗議非法關押，背「監規」，抗議非法超期羈押，我們一次次絕食絕水，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卻遭到非人的灌食迫害。

第一次野蠻灌食

剛進看守所大約七天後，在警察認為人絕食絕水的承受期限是七天後，他們對我和姐姐進行野蠻灌食。我們當時在床上靜坐，突然牢門噹當一聲打開，衝上來的幹事將坐在床邊的我兩手扭向身後戴上手銬，像提小雞一樣將我提出牢房，穿過走廊，摔在伙房門前冰涼的水泥地面上，仰面朝天，背銬著的雙手觸碰著冰冷的地面，然後所長、幹事等人圍著我按頭的，按左右手的，捏鼻子的，按雙腳的，在並攏的兩膝蓋上放上馬札子，一個人坐在上面，肚子上啪摔了一件大皮襖，緊接著嘴上被放了一個取了底的純淨水瓶，瓶嘴上插上漏斗，有人將粘稠的玉米麵糊糊灌在瓶子裏，開始鼻子被捏的不能呼吸，嘴巴只好張開，當糊糊倒進瓶裏時，我沒有配合他們灌食，所以緊緊閉住了嘴巴，很快我就窒息的受不了，張開嘴想呼吸的瞬間，瓶身那麼高緊挨著嘴的糊糊就咕咚咕咚灌進了胃裏，我身體掙扎著，那種痛苦的滋味足以置人於死地，灌食後我被關進了牢房，被胃液稀釋了的糊糊很快嘔吐出來，別人看到嘔吐出來的還帶了血絲。

那天姐姐被灌的休克過去，直到好長時間，在我們大家的擔憂中，姐姐被抬回扔在床上，一會所長帶人進來查看，別的女犯反映說：姐姐被灌的休克，妹妹被灌的吐血。所長說：吐血沒事、休克正常。可是一晚上值班的幹事輪換著來到窗前，推開窗扇問值班的犯人：「看看她倆活著沒有」或「摸摸她倆有氣沒有」。後來聽說那晚救護車就停在看守所院裏。

第二次野蠻灌食

這次灌食的前天，他們做一番工作，派他們的家屬入所勸我們吃飯，當局長夫人勸我時，我說姨你幫我告訴局長，我們做好人沒錯，我們不是不吃飯，而是不吃牢飯，要吃我家的飯，放我們回家吧。局長夫人說：你要是打人，偷搶甚麼的，姨可以幫你說情，這個不行。可見江澤民編造的欺世謊言對世人的毒害之深都使人喪失了判斷是非的標準。深夜又給我們量了血壓，那時我的血壓已不正常，但這並沒有阻擋他們的灌食迫害

第二天警察辦公室的門前放了一張床，我們叫它「死人床」，因為它是用來折磨法輪功學員的。我被幹事放在「死人床」上，然後被呈大字型躺在床上，伸開的手和腳及屁股的位置下有個洞，由生了鏽的鐵扣和螺絲把我的手腳固定住，依然是去了底的純淨水瓶插上漏斗穩在嘴上灌。

近兩個月的非法超期關押，不僅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更使我從精神到肉體上遭受了非人的摧殘和折磨，因做好人而承受著不該承受的一切磨難。近兩個月牢獄的苦難日子讓我及我的家人親朋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才七、八歲的女兒在失去媽媽的日子被寄宿在三叔家，奶奶受謊言矇蔽還要對年幼的女兒說：你的媽媽是個壞媽媽。

在從看守所出來的第二天我帶著女兒第一時間去看望受驚嚇的公婆，公公一頓盤問，聽說我沒有轉化，讓婆婆鎖了街門，氣勢洶洶的要給「六一零」打電話，讓他們繼續轉化我。丈夫在家等不見我和女兒回去，就硬著頭皮來到公婆家，頂撞了他父親幾句，哭著把我和女兒拉出來，他父親見丈夫護著我，氣的就說和丈夫斷絕關係，後來丈夫好多天不敢回他父母家。

全家五人被迫害　家中只剩九旬姥姥

二零零二年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我帶女兒回娘家，剛住了兩日的一個晚上九點左右，蔚縣公安局政保科王永利為首的一夥人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將我綁架關到縣洗腦班（他們開的普通小車到我母親家，綁架我到西合營鎮政府院換的警車回縣城）。大概關了一夜一天後，在沒有執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我和姐姐及其她五名法輪功學員被送往保定高陽勞教所。一路顛簸，我暈車連膽汁都吐出來了，到了勞教所因體檢不合格拒收，他們又將我帶回，非法投入蔚縣法制教育基地，江澤民殘酷折磨法輪功學員的又一黑窩--洗腦班。在洗腦班非法關押一個月。遭到如上所訴灌食一次，被逼迫寫「五書」，被放時被勒索走一千七百六十元所謂的住宿費、幫教費、飯費、洗刷用具等費用。

二零零二年是我家遭受迫害最嚴重的一年，姐姐、弟弟被非法投入高陽勞教所和邯鄲勞教所，我被投入蔚縣洗腦班，入冬時，父親被蔚縣西合營鎮「六一零」非法關押張家口市洗腦班一個月。父親被抓走後，母親被迫流離失所好幾個月，家中只剩下九十歲的姥姥一人。

十六年來，我一家三口承受著江澤民製造的這場迫害所帶來的一切不幸，生活變得艱難。丈夫由於害怕我再次被迫害，至今不敢出遠門打工，我如出門回家稍晚點，他就擔驚受怕，就會對我發脾氣，說難聽話。因我被非法關押看守所和洗腦班，九歲的女兒被迫失去媽媽的陪伴達三月之久，在驚恐不安中和家人的歧視中度過。

十六年來，我家被關洗腦班兩人次，被非法勞教兩人次，被關押看守所四人次，被關押西合營鎮「六一零」黑窩四人次，被關西合營鎮西合村村委會三人次；弟弟被電棍電過，弟媳被迫和弟弟離婚；姐姐被迫害致做開顱手術花了一萬多，姐夫病情被耽擱至今吃藥不斷、生活艱難，家庭幾次處於破裂的邊緣。年幼的小外甥女曾兩次被迫送到外省姑姑家和陌生人家看護。

這場迫害，不僅使法輪大法師父蒙受不白之冤，使法輪功學員慘遭身心虐殺，還通過威逼利誘中國民眾參與到這場迫害中，使人陷於不義，從而摧毀了整個社會的道義良知，使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急速下滑。因此，為了懲惡揚善、匡扶正義；為了結束迫害、挽救世人，江澤民必須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大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