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上午八點準時出發,十二點前趕回家發正念,下午在家和妻子、同修學法。十餘年來,一直這樣堅持著。遇到上午下雨時,或有急需辦理的家務事,就改為下午兩點出去,六點前趕回家發正念。
我家臨近天津、北京地區,為了多救人,我把京津冀地區的部份集日都記下來,天天到集市上救度那裏的眾生,每天都能跟三、五人,十餘人,二十餘人,有時四十餘人講真相。
一次在去天津境內集市的路上,一輛三輪車上坐著三個人,我追上他們,一路同行,與他們熱情攀談,很快切入講真相的話題,給他們講「天安門自焚」的真相,講貴州平塘縣的「亡共石」,講為甚麼要三退保平安,講共產黨官員的貪腐荒淫真相。他們聽後,紛紛用真名實姓退出黨組織。
一次在超市外,見到一個大哥是處級幹部,六十年代人民大學畢業,交談中得知他在公安局工作過,我說:「您曾在公安局工作,不如我們在政府工作好。」他反問我:「為甚麼?」我說:「公安局參與打壓法輪功,我在政府工作就不參與。」之後,和他講起了大法真相,也向他介紹了「亡共石」的情況。就當前天象變化和各種預言的對照等等,我耐心細緻為他講,他靜靜聽完後說:「我到國外看過別的國家都讓煉法輪功,共產黨錯了!共產黨太壞了,我姓曹,是黨員,你給我退了吧。」然後我就用曹福旺這一化名為他三退。近兩年給政府、政協、人大、文教、衛生等行政部門退出數百名正科級黨員幹部。
一次,我在北京講真相,遇到一個趙姓黑龍江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給他講了很長時間,他也不信,沒辦法,我就告訴他說,你再找機會吧,下次一定要退掉。並對他說:「黑龍江人怎麼都不愛退呢,真是中毒太深了,你這麼年輕太遺憾了。」然後,我就推車離開他,也許是我這一說提醒了他。他說:「你回來,咱倆再聊聊。」於是我又給他講了天津濱海新區的大爆炸及其原因是高層內鬥的結果,又給他講了劉伯溫的預言和當今天象變化的對照,幫助他醒悟,並說:一瓶水你留著解渴,一塊錢留著買個瓜吃,你只入過少先隊,留著那個印記等到天滅中共時,你就是它的一份子,也要跟著遭殃的,你想一想你值不值?「他看我真心為他好,又耐心為他講,於是乾脆的說:「聽您的,我叫趙某某,用真名實姓給我退了吧。」看到他的覺醒,我慶幸他為自己選擇了一個美好的未來。
目前北京市民二千多萬,流動人口一千八百萬,這裏是首惡聚集地。由於這裏迫害嚴重,這裏好多同修不敢煉了,所以這裏同修與常人的比例差就大,救人難度比其它地區要難的多,將來會有相當大的人數要被淘汰掉。
二零零五年春季,我走進北京區域講真相,發現這裏同修特別少。大街小巷居民區裏很少發現真相資料。在講真相過程中,也發現這裏的人幾乎聽不到真相,特別是邪黨拍的《天安門自焚》偽案電視片毒害了這裏的眾生,使一部份人對法輪大法真相不聽不信。為了救度眾生,利用各種機會,我騎自行車或電動車,走進北京區域,在這裏廣泛向世人講真相。曾到過順義、通州、豐台、大興、朝陽等地區,及北京火車站,永定門站講真相救人。每天三退人數都在三至五人,有時十多人,中午就在小餐館吃碗麵條或燴餅等,渴了喝口礦泉水。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順路搭女兒車,在車上聽法,下車後用摺疊車在路途中講真相。講完一天最後按約定地點上車回家。這樣一天可勸退三十餘人,整一個月下來勸退黨、團、隊員九百九十七人。
從二零零五年至現在,我在北京為一萬兩千餘人講了真相,約一萬人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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