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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三代 二死三牢 餘者株連
慶幸的是，法輪佛法在中國洪傳，我抓住了這個機緣，終於，我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了幸福、祥和、充滿陽光的日子，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時間，但我萬分懷念。我珍藏著這段時間裏的每一個美好的記憶。
一九九六年過年，兒子梁榮祺給我介紹法輪功的美好，又為我買來寶書《轉法輪》，從此我走進法輪大法修煉行列。通過最初幾個月學法、煉功，去掉了我多年的疾病，沉痾頑疾遠我而去，我感激師父啊，救命的恩人，讓我親身體驗了甚麼是真正「無病一身輕」的美好。我感激師父啊，度我出苦海。學大法得真經，我身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不但明白了自己以前的生活為甚麼會那麼悲苦，更明白了，人來世上的真正目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
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心胸狹窄，權欲膨脹的江澤民，以權代法，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全面迫害法輪功的瘋狂政治運動。操縱國內所有媒體，造謠誹謗法輪功，用謊言詆毀我們慈悲偉大的師尊，欺騙世人，用暴力殘害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我們是親身受益者，說句公道話，向被謊言矇騙的世人講清法輪大法的美好，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沒想到，不但我因此被打、被關、被遊街批鬥、被判刑入監，被監視居住，我的其他家人祖孫三代（包括親家）也因堅持修煉大法受到諸多形式的迫害、恐嚇，十六年來無一日寧靜。
一．二零零零年被迫害經歷
避過層層監控，繞過道道封鎖，經歷無數次有驚無險之後，我們都勻一行七位法輪功學員，於二零零零年元月十日下午四時左右，在天安門廣場旗桿西側大約二十～三十米處，成功展出一幅3×1.5（米）大橫幅布標，橫幅左邊是一個手工絲繡大法輪圖形，右邊是三行字，最上行是「真善忍」三個字，右中行「法輪佛法修煉」六個大字，右下行「義務教功」。橫標展開大約五十秒時，警察從幾個方向幾乎是同時飛奔到我們跟前，野蠻搶奪橫標，並暴力綁架我們。之後他們通知都勻警方。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我們數十人（元月份都勻地區分三批進京上訪）被都勻警察非法從北京綁回戶籍所在地。
1：在都勻市戒毒所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我和另一位老年女同修被非法關進都勻市戒毒所（原都勻醬油廠）女監七號室。這是一排老式平房，每個房間面積約二十平米。陰暗潮濕不透風、不透氣，沒有窗戶、沒有水管，沒有衛生間，吃喝拉撒睡全部生活內容都在這間小屋裏解決。與室外的一切聯繫，全靠鐵門上一個小風窗（20×25釐米）。每天上、下午各放風一次，每次半小時左右，放風時必須結伴而行，不能單獨走動，還必須在警戒線之內。二十多人睡在通鋪上，只能側身不能平躺。我和同修因為新到，只能睡在通鋪盡頭，因為實在是太擠了，我的頭只能歪在床外一張小木凳上，鼻子、嘴、臉直接觸在馬桶邊上，臭氣熏人，熏得人睜不開眼。房頂上懸吊著一盞小燈泡，泛著黃光，似亮非亮，分不清楚白天、晚上。吸毒犯們的舉止奇形怪狀，說話污言穢語，情緒鬼哭狼嚎，進到這裏猶如進到了地獄鬼城。
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過，惡警金大勝（外號金達鐵）將我從七號室拉出來，數九寒天裏不准我穿棉衣毛衣，只准一身秋衣，身子冷得直發抖，上牙打下牙。金達鐵拿出一副狼牙銬，銬住我的雙手，然後將我雙手吊銬在一棵樹杈上，整個身子懸空，全身重量都壓在雙手腕上的這副狼牙銬上，不一會，鋒利的銬齒，刺進我雙手腕的肉裏，越刺越深，被刺成一個個血肉洞，血就順著一個個血肉洞流出來。我疼痛萬分，整個心在收緊顫慄，五臟六腑像被撕裂一般，劇痛鑽心，實實在在的「痛」。再加上「凍」，我奄奄一息，彷彿失去了意識。一陣狗的狂吠聲讓我打了一個激靈，這個戒毒所裏一隻名字叫做「剋林頓」的狼狗，在接受了金達鐵的指令後，正向我狂奔而來。我急得大叫：「師父救我，師父救我……」馬上，那兇惡的狼狗兇相全無，由原來的狂奔變成小跑再變成慢步走，到我身邊後，只圍著我和吊銬著我的那棵樹，轉了幾圈後離開了。我激動得大喊：「謝謝師父！」
金達鐵的惡行引起了在大操場上放風的吸毒人員的公憤，大家指名道姓怒罵他，他很不情願地給我打開了那副狼牙銬，放下我站在地上。同修急忙為我披上棉衣。
當天夜晚，警察朱某某巡夜，見我正在煉功，就對著小風窗大罵師父，也罵我。我勸他不要罵，會遭報應的，他反而罵得更狂了。我一時急了，不知如何表達因他辱罵大法、辱罵師父而帶給我的痛苦，就一頭撞在鐵門角上，頭被撞破一個口子，立即血流如注，鮮血濕透了頭髮，流了個滿身滿臉，同修慌了神，那毛巾堵不住，我當時昏倒在鐵門下，半夜驚動了市裏的頭目。
為抵制惡警們的施暴迫害，我絕食五天，爭取到了煉功環境。
2：被掛牌批鬥遊街示眾 羈押在洗腦班二十多天
十五天非法刑拘迫害後，回家過年。正月十六日早上，兩輛警車，十多個警察，突然闖進我家，暴力綁架我。鳴著警笛、閃著警燈，高音喇叭播放著詆毀法輪功的謊言，十幾個警察押著我，在都勻城裏遊街示眾。之後，把我押送到沙堡鋪輕紡技校，那兒已改成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了。黔南州、都勻市二級政法委、「610」（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公檢法司聯手辦班，搞成蓋世太保式的集中營。
3：監視居住 無一日安寧
三月底，洗腦班解體。對我的迫害改成「監視居住」。他們收買了六個人（四個是我的鄰居，另兩個是市運輸公司職工）組成一組，監控我，他們的任務是盯梢、蹲坑、聽牆根、跟蹤盤查我家進出人員。有一輛警車就停在我家門口，隨時待命，警車上的警察每天必須早、中、晚三次親自到我家查看，且一定要驗明正身方可，有時半夜三更打我家座機進行騷擾，必須在電話裏親自聽到我的聲音才行。進出我家的人，不管認不認識，一律盤查審問。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一天，我表兄表嫂回都勻探親，順便來看我。進門不到半小時，警察登門，不由分說，硬將我和兄嫂三人帶到派出所，馬上，市公安局一科的晏榮貴也來了。晏查看了兄嫂身份證、退休證還不罷休，最後一定要與兄嫂單位聯繫上，證明他二人根本沒有煉法輪功後，才將我們三人放回。
九個月後，「監視居住」的人才撤走。
二．二零零一年被迫害經歷
經過一番周密安排，都勻地區又有十多個法輪功學員要到北京去證實大法。特別安排在二零零一年元旦到北京。中午時分，我們一行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整整齊齊來到天安門廣場，成功展出大三幅、小四十多幅橫幅，同時高喊「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喊聲震天響，表達了我們法輪功學員的心聲。當時全國都有法輪功學員去天安門拉橫幅，成了一道最神聖、最莊嚴、最動人的風景線。雖然一批一批被抓，但第二天又一批批到達。正法的橫幅高舉頭頂、掛在天橋上、掛在高樓頂層上、掛到了天安門城樓上。蔚為壯觀，這樣的場景，看到了、經歷過了，真是永生難忘。
1．在天安門廣場上被拳打腳踢
我在天安門廣場上打出第一塊橫幅時，幾個彪形警察衝過來給我一頓拳腳後，把我塞進一輛小警車，我要表達我的心願，於是又展出「法輪大法是正法」的小條幅。後來被換到大警車上時，我又打出一塊橫幅。這輛大警車將我們帶到一個四合院停下。這個四合院集中了許多當天在天安門廣場上打橫幅，被警察綁來的法輪功學員。看得出他們個個都遭到了暴打--鼻青臉腫，但各個精神抖擻，淚眼笑如花，同修們熱烈鼓掌，歡迎我們。四合院很大，卻擠滿了人。這一院人的背後站著一圈穿黃衣服的大兵把守著，都是立正持槍，而且槍上刺刀的。隨著不斷進來的人增多，我們剛下車的這批人也在不斷的往裏退，當退到持槍大兵身邊，我對著大兵笑了笑，他也笑了。我對他講：法輪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我們修煉法輪功，身體變好了，健康了，給家人減負擔，給國家節約了錢。大兵不說話，只是笑著。這時我找了一個高點的地勢站上去，突然從內衣口袋裏抽出一條橫幅，雙手高舉著，高聲呼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我喊一聲，所有的同修也隨著齊聲高呼一聲，大約喊了五分鐘左右，我看見人群中又有幾塊橫幅打了出來，在場的法輪功學員更激動了，喊聲更大，個個淚流滿面。真是驚天動地啊。我永遠記住這一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廿一世紀的第一天這個偉大的日子。扛槍的大兵也好、我們身旁穿黑衣的警察也好，雖然他們人數超過我們兩倍，這種洪大的場面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制止，連哼一聲都不敢，都默默的站著。
2.在房山看守所被打昏睡了兩天全口牙鬆了腰斷了腳骨傷了
二零零一年元月二日凌晨三點過，一輛大警車又裝著我們來到房山看守所。約上午八－九點鐘，我和兩個同修被叫去問話和照相，我們不配合，被負責照相的兩個女警左右開弓打了幾十個巴掌，一個打累了，另一個接著打，臉被打得火辣辣的痛，臉上的肌肉發硬、腫脹、嘴角流著血。因為不回答她們的問題，惡警找來起子、鉗子撬我的牙，起子、鉗子在我的嘴裏亂撬，一個女警拿紙擦掉我嘴裏流出來的血污，突然抓住我的頭髮，反扭著我的左手臂，把我的頭強按在鐵門上，站著照了一張像，一個男警二話不說，一腳飛來，把我踢翻到幾米遠。我力軟，癱倒在水泥地上，大約過了十分鐘，另一個男警問我叫甚麼名字，哪裏人，我無力回答，也不想回答。幾個男女警察開始武力搜身。用剪子、起子、電工尖嘴鉗，將我的衣服從裏到外，件件撕爛，剪碎，我一件黑色棉背心被剪成碎渣，身份證被搜出來了，同時還搜到《洪吟》和現金。他們好像還沒有過癮，一個男警掄起一根木棒打我，女的就她們手上有甚麼就用甚麼打我。我筋疲力竭，動彈不得。他們見我確實不能動了才停手，一個彪悍警察，對我又飛起一腿，正踹在後腰上。施暴的惡人這才悻悻走了。同修蹲下身輕聲問我「能動嗎？」我試了試，動不了，怎麼努力都站不起來，同修費了很大勁，將我抱回監房。我昏睡了兩天，一直到四日下午，我才感覺思維慢慢回到大腦中，全口牙鬆了，腰斷了，腳骨傷了，至今後腰骨都是變形的，到現在走路是一拐一拐的，如果一天不煉功的話，堅持站立十分鐘都困難。
3.在都勻看守所被牢頭粗野「喂飯」
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一日我被都勻警方綁回，關押在都勻看守所。因我不簽字，被女警楊恩惠打了幾個嘴巴子。又因為進門時不喊「報告」又被打了許多下。搜身時，楊恩惠沒收了我一塊質量很好的新手錶和一副真正的水晶眼鏡，之後一直沒有還給我。我是帶著一身的疼痛進到都勻看守所的。一進監房一號室，倒下就睡著了。晚飯時叫吃飯，迷糊中我說不吃。牢頭梁川紅問我：不吃飯要絕食？我順嘴說「是」。梁川紅立即彙報給楊恩惠。楊當即指示梁：「她不吃飯，找幾個人好好餵。」楊恩惠馬上離開了一號監房，回辦公室去了。梁川紅馬上找來七個吸毒犯連她自己共八人，將我拖到一號監室外的走廊，甩我在地上，粗野的餵了一頓飯。原來在房山被打鬆了的牙，這一折騰，掉落兩顆，在房山被弄傷的口腔全部潰爛，喝水都痛，一星期後還在吐血水，之後不到一年半時間，一連掉牙十七顆。
4.第二次被掛牌批鬥、遊街示眾
為了繼續欺騙民眾，為了強化對法輪功的迫害，610夥同公安，先後兩次在都勻市人群最密集地帶，召開很大規模的所謂對法輪功「揭批大會」、「公捕大會」。第一次是在百子橋，第二次在都勻老火車站廣場。兩次我都被強行捆綁，五花大綁的拉到主會場，站在台上，掛牌示眾。會後被押著遊街示眾一番。
5.都勻市法院枉判我重刑五年 依法為自己辯護遭遇四次粗暴打斷
三月三十一日公安對我下了逮捕令，不久檢察院給我下了起訴書，五月二十一日都勻市法院以李學安為首的審判庭，對我非法開庭，以「莫須有」的「犯罪事實」，蓄意錯用刑法第三百條非法枉判我重刑五年。法庭上我為自己做無罪辯護，被李學安四次粗暴打斷。我大聲對庭上的所有人說，我是依法為自己辯護，不准我為自己辯護發言，是你們執法犯法。李學安無語。我堂堂正正、一字一句大聲宣讀完自己的辯護詞後，交給當庭主審法官李學安。法庭合議後（有庭審全程錄像）當庭宣布了判刑結果。之後要我簽字，我當即簽上「非法枉判，我不服，要上訴，法輪功學員陳鼎媛」。七月份，一審五年的判決書下達，我不服。在上訴有效期內，我給州市二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政法委、610、公檢法、工會、婦聯、公交局、民政局、我自己的工作單位：都勻市裝卸公司等相關單位寄交了我的「上訴書」三十餘份。七月底，中院二審維持原判。第二天，都勻市看守所張所長和兩名警察，親自押送（非法的）我到羊艾女子監獄七大隊。
三．羊艾五年監禁 地獄一般生活
二零零一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底，我被關押在貴州女子第一監獄，簡稱羊艾監獄或羊艾農場。那年我五十六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在羊艾監獄，我吃盡了苦、受盡了凌辱。因為我不放棄修煉法輪功，所以除了像普通犯人一樣每天十多個小時做奴工，還要被強迫著接受洗腦教育。為了達到讓我們放棄修煉法輪功目的，羊艾監獄與全國各地監獄、勞教所互相取經，花樣翻新的使出各種招術整治、逼迫我們。怎樣凶殘、怎樣慘烈他們都當寶貝似的選用，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幹不出來的。有的太痛苦了，我真不願意記憶起它們，因為我是修善的人，要時時保持一種慈悲、祥和的心態。
1.刁難
最初的監獄生活，沒有高強度勞動。每天上午是單一的洗腦教育，下午操軍訓：站軍姿和操步伐。因為我是帶著一身的傷痛下到羊艾監獄的，腰不好、腳不好。站軍姿達不到她們要求的那種標準，為此被罵被打，包夾對我拳打腳踢，常常將我打翻在地。操步伐時，我因為緊張，老出同邊手，她們嘲笑完後罵我「豬」。然後就罰我跑步。七月烈日下跑大操場，一圈又一圈，不叫停不准停下來。曬燙的地面蒸騰起熱浪，把人烘烤得氣息奄奄，就是不跑步，只站在太陽底下，也會豆大汗珠往下滴，現在一跑一動，一會兒功夫，我就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嗓子直冒煙，還不讓喝水。
2.不准講真話
到了九月中旬，要求我們三個法輪功學員（與我同一天被押送入監的楊紅豔，二零零四年夏天被羊艾監獄害死，時年四十歲、另一位是早於我入監的貴陽法輪功學員王麗霞）寫入監思想彙報。經過一個星期的思考，我們決定寫，藉這個機會為法輪功正名。於是我就如實的寫我對法輪功的認識、對師尊的感恩、自己修煉後身心的巨變。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我把寫好的《我對法輪功的認識》交給當時的入監隊隊長肖瓊輝。第二天羊艾監獄教育科王科長就來了，黑著臉衝我喊：陳鼎媛，收拾東西，送你走。我問：「去哪」？「五隊」。王麗霞這時小聲對我說：「五隊有獨居室（禁閉室）是不是送你去那裏」？我說：「不怕，我又沒有寫假話，不寫真思想寫甚麼？一切隨其自然吧。」就這樣我提前離開七大隊，進了羊艾的嚴管隊─五大隊，此後的監獄生活極其難熬。
3.牢中牢有諸多「不准」
法輪功學員在被監禁期間，都受到「牢中牢」待遇。我們每個人除了要接受監獄的常規管制，還要受到四至六名包夾的監管。包夾自身不是警察，是服刑的犯人，她們一旦被警察選中為包夾，就會為了減刑期而不擇手段完成警察交給的任務。這是人性惡的一面，在利益面前的必然選擇。包夾二十四小時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就連洗漱、如廁、夜睡覺時間，也一定睜大眼睛跟在身旁。同時包夾是要負責記錄我的一言一行的。有一天中午，我的上鋪王曉玲悄悄與我說了幾句話，包夾立即報告給白菊（五大隊的隊長），白菊大怒，責問我為甚麼不聽「打招呼」，要跟包夾以外的犯人說話？壞了她們的規定。我說：雞要鳴、狗要吠、人要講話是自然，為甚麼不能講話？她自知無理，就去大罵王小玲，嚇得從此以後沒有其他人敢跟我說話。一天下午收工回來，實在太餓了，我端出中午吃剩的半碗冷飯，剛吃一口，包夾朱大林要去撞牆，說我不服她「管教」，不經過她同意就自己拿飯吃，影響她改造，影響她減刑，不如死了算了。
還有其他許多不准。如：冬天不准使用熱水、不准寫信、不准給親友打電話、不准親人會見。我八十多歲的姑媽從都勻來看我，任憑老人怎樣請求，冷冰冰兩個字「不准」。有一次過年期間，親人們專程來看我，上午十一點過他們就到羊艾了，直到下午四點過，一家人喪氣又無奈的回都勻，帶給我的東西，原封不動帶回，見不著人，東西不讓留下，上二百元錢也還是「不准」。有一次午飯後，太陽正旺。警察白菊不知何事，心情不好，拿我出氣。看我坐在監房門旁，就叫我站到太陽底下去，並要求我抬起頭來，面向太陽，火辣辣的太陽刺得我眼睛很痛，很痛，淚流不止，我想到：自從到五大隊後，白菊對我的林林總總迫害、刁難，不能再忍了，也不站了，一屁股坐下，當著所有人的面，邊哭邊講：白隊長，大家都是人，是人就應該有點人性，更何況我是個修佛的好人，根本就不是罪犯；論年齡我比你媽還大，你會這樣回家去對你媽嗎？你太沒有人性了。所有的人看看白菊，又看看我，都不敢講話。白菊無語，快步走出大門崗。在諸多「不准」中，還有不准「睡覺」的。每天要幹奴工活十多個小時，到晚上十點半熄燈上床睡覺，普通犯人可以一直睡到第二天起床鈴聲響。我們則不行。大概是半夜，正睡得香時，被叫醒去辦公室洗腦，強迫聽那些謊言說教，一則又一則的謗師謗法的謠言鬼話。一直要搞到凌晨四點左右才罷休。第二次睡下後，好像眼睛都沒有閉過，又被催醒。第二天的強勞動活兒又開始了。睏勁兒上來，經常是閉著眼睛出工，走路抬不起腳，嘴裏還含著飯時就癱軟得要睡過去。不准請假，「死也要死到工地上去」。有一次，我突然起不了床，請包夾向管生產的隊長唐昆請假。唐昆和白菊都不准假：「要死也要死到工地上去」。白菊花了幾個小時，押著我一個人，一步一挨，艱難的挨到工地，根本幹不了活。當時我腰痛得不能站立，雙腳一著地，腳趾甲處就冒出血來。白菊只好讓我回監房。並把我交給胡老九（遵義市一名吸毒犯）自己借故走開了。在無人的地方，胡老九背著我，有人的地方，她又放我下來，我自己一步步慢走回監房。
四．恐怖監視、上門騷擾 老伴多次住院下病危
二零零五年底，高牆、電網的有形監獄生活結束了，但迫害沒有結束，我又開始了另一種被迫害生活──「居住監視」。居委會、社區、派出所自下而上對我家監控。盯梢、跟蹤、蹲坑、半夜聽牆根，近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過。每遇節假日、它們的敏感日，就會盤查進出我家的客人。都勻市610主任羅中福還多次與監獄的獄警到我家「探望」。
二零一零年五月，整整一個月，我家每天都有人上門騷擾。五月二十七日實施抓綁梁榮祺那天，幾十個便衣限制我和老伴進出小區院門，小區通向外面的三個路口都有人把守著，盤查他們認為可疑的人。他們多次敲門進來，屋裏屋外不停查看，追問李青來過沒有。老伴看到這架勢，嚇得直哆嗦。五月二十八日，秦曉春來我家通知：「梁榮祺已關在州看守所，你們送被子去」。五月二十九日老伴進醫院搶救，五月三十一日正式下病危通知。六月初，我在醫院照顧重病的老伴，朋友來告訴：李青被網上通緝了，網上追捕，這回可能凶多吉少了。不巧我們的談話被老伴聽到，當時就咳得吐血，喘得背過氣去，當天下午醫院第二次下病危通知。
這次兒子、兒媳被迫害，老伴的精神全崩潰了，從此每年住院八～九個月，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的除夕新年是在醫院度過的。幾次下病危，差一點送了老頭的命。就是這樣，我家周圍還一直派人守著，我去醫院送飯，都有人跟蹤。
五．暴力強迫抽血
二零一四年我又一次被強行抽血，他們的手段極其惡劣、兇狠。四月份，他們以「關心」的名義，多次上門，花言巧語要抽我血。我提醒他們：善待法輪功學員，為自己和家人留條後路。並正言指出：強迫抽血，就是對法輪功的持續迫害。他們未達到目的，悻悻離去。七月十九日下午，都勻小圍寨鎮政法委書記楊國親自領一人（拿著醫療械具）到我家，軟硬兼施要採血，幾次欲動武，都被老伴擋住。他們一直胡纏到天快黑了才離開。
八月十三日中午一點左右，我正在家午休。一女人叫門。老伴誤以為是鄰居，剛把門打開，一夥暴徒（約七、八人）蜂擁而入。未出示任何證件，也未說明來者身份、私闖民宅目的何在。全副武裝的特警們迅速各自分工：一個守著我老伴，一個守在我家門口外，一個守著我的內房門，一個翻箱倒櫃抄家，一個到處攝像，楊國、女警、秦曉春三人將我從床上推倒在地，強行拖出門外，夥同守在房門外的特警小伙子，四人一起用力拖拽我，硬生生的把我這個七十歲的老太婆，強塞進停在我家門口的警車內。當時我只穿著睡衣，沒有鞋襪。在警車裏，左右各一名警察擠壓著、反扭著我的手，使我動彈不得，其餘的警匪將我的大法書籍和救人的真相資料抄走，交給秦曉春。坐滿兩輛警車後，向都勻市公安局疾馳而去。有十多人參與了這次綁架，我只認識楊國和秦曉春。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對他們講真相，他們不聽，反而破口大罵。
到了市公安局，我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大法是佛法，迫害法輪功的惡徒要遭現世報應，一個也跑不掉！」我的喊聲，嚇得幾個警察推搡著我，去到一樓大廳旁邊的小房間裏，反鎖上門。我還是一個勁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秦曉春發狂了，開始瘋狂暴打我，雨點似的拳頭，猛烈打在我的頭上、臉上、肩膀上、背上、手臂上……一邊打一邊罵：「我就迫害法輪功了，咋樣？你這死硬的傢伙，我就整死你，就迫害死你，就打死你，咋樣，我不怕報應。」最後秦曉春罵累了，打累了，像虛脫了一樣逃離了小屋。我也被秦曉春打得氣衰力竭，小屋內楊國和幾個警察趁機將我制服在一張大椅子上，壓住我坐下。實施了他們採血、採指紋、照相等一系列違法行為。完後，楊國要我簽字，我說：你拿一張大點的紙，粗點的筆來。楊國拿來一張A4紙。我就在紙上寫「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要遭惡報。」然後莊嚴簽上「法輪功學員陳鼎媛親筆」九個字。
自從經歷了這次「暴力綁架，施暴採血」以後，我的身體狀況出現異常。開始時，思維混亂，頭腦不清，後來頭昏、頭脹、頭痛，記憶力嚴重下降，現在還出現了講話講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做事丟三落四，走路深一腳淺一腳，行動遲緩，手和腳經常不知道怎樣配合，視力下降、耳背聽不清，這些症狀每況愈下。
六．經濟迫害
二零零零年我五十五歲，可以正常退休。當時單位沒有為我正常辦退休手續。二零零五年底從羊艾監獄被迫害回家時，我已經六十一歲了。我找單位給我補辦退休，他們說：「你已被開除了，不是我們的人了。你的檔案還給你。從現在起，你不要再來找我們了。」從此以後，都勻市交通局的大門都不讓我進了。拿著檔案袋，我去找當時的政法委書記李剛、610辦主任羅中福，得到的答覆：有文件規定，凡判刑的一律開除工作，不辦退休。直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給我辦低保，每月領低保生活費一百五十元。二零一一年九月市社保局按「貴州省社保二十三號文件」，讓我買「社保養老金」，自己出資三萬元（實交二萬三千四百元）每月發養老保險金四百八十元。現在我每月拿養老保險金八百六十五元。
兒子梁榮祺，市運輸公司汽車司機。一九九七年市運公司與市政協商議，借梁榮祺到市政協開車。協議上註明：梁榮祺工作關係仍保留在市運輸公司，工資福利等由市政協發給。二零零一年元月，梁榮祺進京上訪，要求還師父、還大法清白。遂被迫害勞教三年。回來後，單位口頭回答：梁榮祺已被開除工作，但不見文字通知。至今十多年過去了，從未得到市運公司的一分錢，也沒有任何福利。
女兒梁榮琳沒有修煉法輪功。因為媽媽、哥哥、嫂嫂修煉法輪大法，而受歧視遭牽連。女兒原是國企幼兒園正式教師，持有幼教中級職稱證書。前幾年下崗高潮，單位（國營華南儀器廠-─屬八十三系統）經濟效益不好下馬，教師（從幼兒園至高中）統一交給教育局了，工人一次性買斷工齡自謀職業。教師（從幼兒園至高中）統一交給教育局，由教育局統一再分配到各個學校報到上班。女兒在家等了近一年時間，沒有消息。期間，曾經的同事都去了新學校上班。後等來的通知是華南儀器廠的，要她限時到廠裏去辦「一次性買斷工齡」的相關手續，若限時不去辦，後果自負。女兒含淚只得辦了相關手續。三萬多塊錢，就把女兒趕出教師行業。
七．倆親家被迫害致死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輪功之前，都勻茶廠有一個煉功點。兒媳李青和她的爸爸李憲智、媽媽劉小菊都是法輪功學員。七二零打壓後，不能公開煉功了，他們就在家裏悄悄煉功、學法。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午，李青一個人到茶廠附近農村去發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構陷，打電話叫來了都勻大坪派出所警察多人。李青被綁架又從她家抄走真相資料，當時是九月三十日下午五點多，第二天要放「十一」長假，各單位的人都走了，回家過節去了。幾個警察商量了一下，就暫時放了李青，叫她回家等著「十一」長假後再處理。惡警們離開茶廠後，李青馬上離開了家。
等「十一」長假過後，惡警抓不著李青，逼著李青的爸爸媽媽交出女兒，並對二位老人施暴。李媽媽承受不住肉體和精神上的打擊、摧殘，一下子病倒了，住進醫院。惡警不罷休，在醫院二十四小時監控李青的媽媽，上廁所都有警察跟著。李青想去看媽媽，只能趁深夜去看一眼。媽媽牽掛著女兒的安危，每次女兒去看她時，就催女兒快走，快走，生怕女兒被惡警們抓去。同時，惡警們天天催逼李青爸爸去把女兒找回來。
從邪黨「十一」到十二月八日僅僅兩個月，李青的媽媽被惡警們威脅、恐嚇而離開了人世間，死時才四十八歲。
在三天的喪葬期間到處都有警察隨行，一直到送母親骨灰去墓地那一刻，李青才披麻戴孝出現在送葬隊伍的前面，悲痛萬分的李青雙手捧著母親的遺像送媽媽最後一程。將媽媽下葬後剛下山，滿臉淚痕雙手捧著母親遺像的李青就被幾個惡警擋住了去路。李青對惡警們說：「我把媽媽的遺像安放好，換身衣服，我這樣重孝在身被你們抓走，也會有損你們的形像。」當著眾多親友、鄉親們的面，警察收斂些了，沒有當場強行押走李青，而是一直跟著李青到她家，態度很明確，就是要把李青綁架走。李青到內屋，趕快發正念，在師父的保護下李青又一次走脫。惡警左等右等不見李青出來，衝進屋裏去找，哪裏還見李青的影子，氣急敗壞的都勻公安局發了內部通緝令。看到李青隨時綁架，提供信息者有獎。這下惡人更不放過李青的爸爸了，天天逼著李父要人，並要李父帶他們去親朋、同學一家一家去找，出門買包鹽都有人跟蹤、盯梢。這種緊盯不捨，造成的恐怖氣氛，使李父的精神備受創傷。老伴剛走，傷心未癒，又牽掛女兒的安危，滿頭青絲全白了，滿臉是憂傷淚痕，耳聾眼花看東西模糊，一付老態龍鍾的樣子。
外逃的李青因沒有辦第二代身份證，李父硬著頭皮去大坪派出所給女兒辦身份證，身份證沒辦成，李父卻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創傷，這下徹底垮了，在極度的痛苦中，李父一頭栽下倒地，再也沒有醒來。在都勻醫院搶救到辦後事，一直有惡警守著寸步不離，他們只一個心念：抓李青。為達到這一目的，不吝惜恐嚇手段，威逼兩位老實、本份的老人，奪去了兩條生命。就是因為李青發了幾張真相資料，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邪惡迫害死了李青的父母，李青被迫流離失所多年。
八．梁榮祺一家三口被迫害
1.梁榮祺被中八勞教所迫害險些喪命
兒子梁榮祺二零零一年元月到北京上訪，三月三十一日被送貴州中八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因為在勞教所煉功，遭酷刑傷及內臟大吐血，當時就昏倒不省人事，幾天後雖然清醒過來，但眼睛看不見東西。一直在勞教所醫院住著。勞教期滿時，是從醫院接回家的。回家時的狀況很悲慘，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胸悶、氣短、咳血，有時大口吐血，胸痛、肚子痛、盜汗無力、不能進食、夜夢多胡話，眼瞎耳聾。差點丟了性命。警察依然嚴密監控他。工作被開除。經過家人的細心照料、學法煉功，短短幾個月身體恢復健康，見證了法輪大法的超常，也見證了江澤民為首的邪惡集團鎮壓法輪功是多麼的傷天害理。
2.陰謀設局跟蹤迫害
身體康復後與李青有婚約的梁榮祺在外地秘密舉行了婚禮，沒有親朋好友的祝福，只有一張結婚證書上的倆人合影，見證了倆人婚姻的合法性。有一天兒子梁榮祺打來電話告訴我們李青有喜了。我高興的去為他們辦理孩子的准生證，跑了幾個來回，收去了不知甚麼名目的二百元錢後，無論我怎麼努力都辦不下來孩子的准生證，最後他們答覆的只有一句話：叫他們自己親自來辦。直到李青都快生了，准生證還是沒有辦下來，倆人只得悄悄回到都勻待產，生下了小孫女，起名叫「師度」。自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團打壓法輪功以來，我們全家都生活在高壓、淫威、恐嚇中。尤其是李青父母被他們迫害雙亡那幾年，全家都在痛苦悲涼中過日子，李青內心的憂傷淒苦更甚於其他人，小孫女的出生給我們全家帶來了一絲歡笑。沒有准生證，醫院不給開出生證明，只作了個出生登記記錄。
為了安全，李青第二天就悄悄的離開了醫院。沒有准生證，派出所不給上戶口，我不知跑了多少回，折騰了大半年，小孫女的戶口他們就是不給上，我也灰心了，不再去跑這事了。誰知到了二零零九年底，小孫女都兩歲了，派出所片警王登美和社區主任來我家問我：「你家小孫女的戶口是不是還沒上」。我說：「是的，為這事我找過你們多少次了，也不知是為甚麼這事辦起來這麼麻煩。我的兒子、兒媳大齡晚婚晚育，完全符合政府的所有文件規定，為甚麼就上不了戶口？就讓她當黑人好了，我一家都是小老百姓，無職無權，上面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無所謂了」。片警王登美又說：「那怎麼行呢，馬上要搞人口普查了，這一次一定要把小孫女的戶口上了，沒有戶口，以後小孫女就不能上學會誤了孩子」。我說：「反正我孫女沒有准生證，不是我們不符合政府有關規定，而是故意刁難我們，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片警走了，說是要請示一下。過了大約十來天，片警又來了：「你家小孫女的戶口，我們請示了局裏，所裏也研究了，只要你家兒子、媳婦和小孫女三人合照一張合影，我們拿來做依據，就可以給小孫女上戶口了，一切由我來操作，保證戶口能順利辦好，你老太婆就不用到處去奔波費事了」。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這是個陰謀，要三人合影只是他們策劃好的要對梁榮祺、李青下手的整個罪惡計劃中的一部份而已。我高興的將我兒子三口的合照交給了片警王登美，還對這個想害我們一家的惡警千恩萬謝。哪知照片交上去後，孫女的戶口還是沒有上。今天推明天，找各種理由、藉口，戶口依然一直沒有上上。二零一零年五月的一天，王登美又通知我說：「管戶口的副所長說了，有些具體事情須要向你兒子了解一下，你回去叫你兒子來一下好嗎？」。我又傻乎乎的把兒子叫到派出所。所長和我兒子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所長「客氣」地送我們母子出門，下樓時只見所長和王登美眼神對視了一下，我還是沒有警覺。兒子梁榮祺住在都勻市羊腸街公廁旁一個小院的二樓裏，一樓煤房地下室用來做資料，這是個比較寬敞的地下室，這個小院內，住著一家姓張的甕安人，梁榮祺做資料的地下室外面這道門正好對著張家的門，兩門的距離不到五米，都勻國安收買了張家的人，監視梁榮祺夫妻二人以及和他們來往的人。
二零一零年新年後，張家突然來了一個甕安老家的親戚，住下來幾個月不走，說是來都勻治病的，醫院太貴了，農村人負擔不起。暫時在親戚家住一段時間，哪知住進張家的這個人竟是國安專門安排和張家一同監控梁榮祺的特務。其真實身份是甕安派出所副所長毛國治，毛來到張家後，在張家安裝了監控梁榮祺一家的設備。要三人照片是為了確認二人的相貌，但他們還不放心，又以辦戶口為名把梁榮祺騙去，進一步確認。同時還牽連了無辜的同修羅燦華，因為此事羅燦華被他們迫害致死。
3.綁架、抄家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八點多鐘，羅榮祺送孩子上幼兒園回家，正準備掏鑰匙開門進家時，突然竄出五、六個彪形警察，把梁榮祺摁倒在地，搶走了他身上所有的東西，有鑰匙、手機和現金等。隨後又把被他們摁在地上的梁榮祺抓起來推進客廳。綁匪們進家後，沒出示任何證件，兩個惡警一邊一個壓著梁榮祺的頭彎著他的腰，雙手臂向後向上舉成飛機狀，就這個動作從早上八點多一直到晚上六點多鐘。不讓梁榮祺喝水、吃飯、上廁所。對他施暴的警察換了好幾撥，從早上八點多到晚上六點多，他們樓上樓下翻箱倒櫃，衣服、罈罈罐罐、米缸、油桶、垃圾，連小孩的玩具、小孩書也不放過，都仔細的查了一遍。搶走了做資料用的機器、電腦、大法書、真相資料、光盤、和一箱一箱的紙張。還有生活用品、存摺、現金、首飾等，幾十個土匪洗劫了一天，拉走了整整一大車東西。又留下幾個土匪守在家裏，吃喝拉撒睡全在梁榮祺家裏，不准任何人靠近家門。五月二十八日，秦曉春來我家，通知說：「梁榮祺已被送到州看守所，叫家裏送被子去」。梁榮祺的妹妹到哥哥家，想找幾件衣服給哥哥送去，居然不許我女兒進去，只讓她站在離門兩步外，不許靠前，由守在家裏的土匪隨便拿了幾件衣服，交給站在門外的我女兒。並催她快走，我女兒說還要找襪子和鞋，土匪兇惡的說：「快走，不走連你也抓起來」。整個家任其土匪糟蹋，時間至少持續二十多天。聽鄰居講，此後又有二十多人第二次抄了梁榮祺的家，又搶走許多東西才撤走。惡警們明裏撤出了，暗裏還在張家留守惡警監控，鑰匙也不還給我們。直到九月三十日北京律師介入此案後，秦曉春才叫我和女兒去國安把鑰匙拿回來，還假惺惺的給了我們一份抄家清單。清單上被他們搶走的很多東西都沒寫，比如手機、金項鏈和同修黃貴仙的戶口本、房產證、記者證等。
4.做賊心虛 法院不敢公開非法庭審梁榮祺
秦曉春、秦培軍連夜突審梁榮祺，然後將他非法關押在州看守所。
同年九月二十日，我請的北京律師趕到都勻，順利閱卷，同時與都勻市法院梁榮祺案主審法官柳家才進行交涉，提出「法院應該公開庭審」的申訴。因為在此之前，柳家才對我說：梁榮祺案屬於政治案件，不能公開開庭，不必通知家屬，這是上級的指示。事後，都勻市法院通知：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開庭，庭審不公開，不許家屬旁聽。律師當即在電話中申訴：如果不公開開庭，不許家屬旁聽，是違反「刑訴法」規定的，同時對政府的形像也不好，請考慮。市法院柳家才堅持稱要向上級彙報後才能答覆。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律師從北京又一次趕到都勻，再次向市法院進一步申訴：應該公開庭審。市法院終於「承諾」：公開開庭，開庭時間不變。旁聽者必須帶身份證、經登記、安檢後方可進入。我得到律師的轉告後，及時通知家人和親友。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市法院又通知：將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改為八時三十分開庭。
十月二十八日一早，市政法委「610辦公室」、市公安國保大隊、派出所等約六十餘人就到了法庭外。對法庭周圍進行布控，著裝警察和便衣警察布滿各個角落，對許多想進去旁聽的親朋好友進行監視，對路人進行干擾，阻止法輪功學員前往，如臨大敵。市法院原通知公開庭審時，家屬可以旁聽。但到了真正開庭時，梁家親人、朋友十多人被安檢法警阻攔不准進入旁聽，必需有旁聽證才能入場。市政法委、「610」、法院為阻止人們了解案情、了解對法輪功迫害的真實情況，只發放了六張旁聽證。而我和梁榮琳雖有旁聽證，還是被法警阻止進場旁聽。整個旁聽席有二十多人，全是州、市政法委「610」、公安等人員。就是法院的其他人員都不准進入旁聽。八時三十分開庭後，經律師多方努力，法庭休庭二十多分鐘後，才勉強放行讓我和梁榮琳進場旁聽。梁的直系親屬十多人，有的住在農村，半夜就趕來了。寒風中（當天下著小毛雨，特別冷，氣溫只有四、五度，都勻的秋天，還沒有過如此寒冷的），他們在法院院門外，空等了一上午，始終不能進場旁聽，沒見上樑榮祺一面。從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今，我只在那天見到梁榮祺，他被反銬著雙手，由法警帶進、帶出法庭。沒有說上一句話。
正義律師有理有據做無罪辯護，要求無罪釋放梁榮祺。公訴人始終無言以對。但他們仍然執法犯法，非法枉判梁榮祺重刑六年。我不服，上訴到中院，同時要求二審公開審理此案。可是，我委託的律師辯護詞還未送達到二審法院，（根本就不通知二審辯護律師）他們就慌忙著非法給梁榮祺下達了二審裁定書「維持原判」。梁榮祺目前被非法關押在都勻監獄（對外名稱：都勻水泥廠）。至今不准我探視我的兒子。
5.李青被迫害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梁榮祺被綁架，李青當時走脫。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貴陽、興義警方聯手，七十多名警察在興義市包圍了李青一位女同學的家，同時暴力綁架了李青。後來李青又被非法關押到貴陽市白雲看守所，同年十一月被貴陽白雲區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劫持到羊艾監獄後，一直不許我探視。
6.荒唐可笑的「犯罪事實」
我的小孫女在爸爸被綁架半年後要普查人口了，王登美又來我家叫我去辦戶口，這回要交一千元罰款。去醫院辦出生證又要交一百五十元才給辦。這一千元罰款我不願交，這是敲詐，就又拖了一個多月，女兒勸我，還是交了吧，孩子沒戶口，以後上不了學，誤了孩子。管戶口的副所長和王登美問我「梁師度」這個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我取的，不能這樣取嗎」？他們又問：「有甚麼意義嗎」？我說：「當然有意義。有甚麼意義能告訴你們嗎」？就這樣又僵持了一個小時。我問二人：「你們到底簽不簽字，如果不願簽，就寫上不簽字的理由，戶口我也不上了，把那一千元所謂的罰款退給我，我馬上通過法律程序起訴你們，就這樣才簽了字，給梁師度上了戶口。
就因為這個名字，在法院對梁榮祺非法開庭審理時，市檢察官羅邵超在念梁榮祺的所謂「犯罪事實」時，居然將給女兒取名「梁師度」也作為起訴梁榮祺的理由之一。這種事兒，也只有無法無天、狂妄自大、愚昧無知的中共邪黨體制下的公檢法才幹得出來。
7.恐嚇小孫女
抓梁榮祺那天下午四點過，姨婆（李青的姨媽，此時幫著我們帶小師度）從幼兒園接孫女回家，警察武力綁架梁榮祺的那一幕正好被孫女看見，一下子嚇得大哭大叫，那天她還不滿三歲。姨婆把小孫女趕緊抱回她家。當天夜裏孫女嚇得發高燒，講胡話，片刻不能安睡，在姨婆背上睡著，只要輕輕放床上，立刻驚醒大吵大鬧要爸爸：「警察把爸爸抓去了，警察按爸爸的頭，不准爸爸抬起頭來，扭爸爸的手……」姨婆帶孩子去看醫生，每天打吊針，效果不大。半個多月了，還是安靜不下來。弄得左鄰右舍都不得安寧。孩子受刺激太大，偏偏國安連這個三歲的孩子也不放過，追到姨婆家，問她爸爸媽媽的事情。直接把孩子嚇半死，一見生人，就驚恐得往大人身後躲。為了不讓警察上門騷擾孩子，姨婆二老帶著孩子躲到天津去，半年後孩子情緒穩定些了，才回都勻。又給孫女換了一個幼兒園。哪知國安警察不只是上門騷擾姨婆二老，還監控跟蹤，親自追到幼兒園，把熟睡中的孫女叫醒，問孩子；奶奶來婆婆家沒有？媽媽來婆婆家沒有？並對幼兒園老師講梁師度的爸爸媽媽如何，如何……姨婆不得不第二次帶著孫女逃到天津去，躲避國安隊騷擾，哪知逃到數千公里外地天津，也沒有躲過都勻惡警的追蹤迫害。到天津後沒幾天，都勻警方的一個副局長和一個警察也追到了天津，查找到姨婆兒子家，顛倒黑白的說梁榮祺、李青如何，如何……，又去追問嚇唬四歲的孫女，最後甚至提出想抱著孫女照張像的無理要求，被姨婆一口回絕。
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六歲的小孫女入學不到兩個月，學校老師就逼著孩子入少先隊，並要她代表新隊員上台講話。我知道後，堅決不同意。並給老師說了我們的想法，老師問她本人想入隊嗎？孫女說她不想。老師當著全班同學和家長的面說梁師度的奶奶很反動，叫同學們不要和梁師度玩。有萬世師表稱譽的孔子仁愛、敦厚，倡導「有教無類」，孔子弟子三千，就是他踐行「有教無類」的碩果。「叫同學們不要和梁師度玩」，這位老師至少已經在心裏剝奪了梁師度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已經在排擠、歧視梁師度了，已經在用冷眼鞭打梁師度幼弱又亟需關愛的心了，還嫌不夠，還要教唆同學們群起而攻之。奶奶很反動（是否真的反動還另說）與教師的工作（教孩子認字讀書、寫字、教孩子如何做個好人、培養孩子美好品德）有何相干？殺人兇手、吸毒者的兒孫們就不能平等接受教育啦？！不要跟梁師度玩，不只是傷害梁師度，讓她感覺孤獨、無助，讓她感覺沒有朋友、沒有友情的冷漠和痛苦。其實也同時在傷害年幼單純的「同學們」。
老師不但自己認為「人整人」是應該的、合理的，還在向「同學們」灌輸「對敵鬥爭、劃清界限、革命、反革命這一套黨文化概念，使年幼的孩子在這種概念的灌輸中，逐漸喪失純真的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革人命」的「黨」性─結黨營私的「黨」性。這裏要說的是，一個信仰真善忍，在家庭、社會上做好人的修煉群體，無辜被謊言詆毀，體制下的各個職能部門中的工作人員（包括公檢法司警察），因謊言而不明真相，被綁架著成為打手和幫兇。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這不能不說是黨文化取代傳統文化後我們民族的悲哀。我家因為修煉「真善忍」，被邪黨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被迫害事實（只是部份）只是中共邪黨殘害無數善良百姓及他們家庭中的一個縮影。真的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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