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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株連迫害逼死 山東泰安李蘇平控告江澤民
李蘇平在《控告狀》中說：「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還把電話打到家裏騷擾，嚴重的打擾了我們家的正常生活，給雙親及女兒心裏造成巨大的恐懼，巨大的心理壓力，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心理陰影，……父親終於被他們逼得病倒了，……臨終前想見我一面，姐姐拿著病危通知到市610開了信，趕到勞教所，勞教所卻說我『思想頑固』，不允許我去醫院見父親。父親流著淚喊著我的名字說：再也見不上蘇平了。」
「他們明知道我父親一次次的昏迷，一次次的搶救，他們卻不斷的、一次次的向我父親施加壓力。是江澤民一夥的人逼死了我的父親，觸犯中國刑法第232條禁止『故意殺人』。」
以下是李蘇平與家人被迫害的基本情況：
一、修煉法輪大法，身心獲得很大的受益
我於1996年7月開始修煉法輪功，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大法弘傳，人傳人心傳心，傳到我這一聽就喜歡，自然就學了，這不就是我一直祈盼、等待、尋找的嗎。真的是一直在祈盼、等待、尋找著甚麼，我從小就喜歡靜，從小到大做夢都在天上飛，幾十年前就打坐，一開始就雙盤兩小時。打坐中自然出現了許多這個那個的，我們現在都知道，人眼睛看不見的，不等於不存在是不是，科學還沒認識到的、沒發展到哪一步的，依然是存在的，要不科學怎麼進步呢？宇宙奧秘無窮，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大概就是緣分。
緣分使我走入大法修煉。看了《轉法輪》，心中打開一扇窗，自然明白了許多道理，知道了人為甚麼活著，怎樣活著，一掃心中的不快和煩惱，思想精神愉快，越活越帶勁。明白了做人就應該真誠、善良、寬容、忍讓，善待他人。遇事學會了換位思考，遇到矛盾時找找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言行是否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無論在任何環境、任何場合，還是在社會、在家庭，還是有人或沒人，都是一樣，嚴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標準去做，修去為私的心，這次沒做好，下次做的好一點，慢慢的就會越來越好，最終就會達到一個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標準，正因為這樣去做了，所以我變得更善良、更加寬容、更加真誠 。
修煉法輪功之前好像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大病，感冒、嗓子痛還是有的，但是活得也不痛快，由於婚姻的不幸，我帶著女兒長期住在父母家。修煉法輪功後，我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收穫，精神愉快，沒有煩惱。在社會上，我是遵守社會公德的好公民，在家裏更加孝敬老人，兄弟姐妹更加團結，不被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所影響，正直、善良、誠實，做人堂堂正正，不與人斤斤計較，寬容、大度。在我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女兒也是個很好的孩子，懂事有禮貌，孝敬老人，也分得清真正的善與惡、好與壞。
作為法輪功修煉者，我身心等各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受益。
二、我和我的近親屬被迫害的基本情況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對法輪功發起瘋狂迫害，在被控告人江澤民 「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曾被多次非法抄家（多數是流離失所期間的）、行政拘留1次、刑事拘留3次、洗腦班1次、勞動教養3年。控告人被定為本地區最危險的人，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被非法通緝，被萬元懸賞捉拿，後提到5萬元懸賞，使控告人被迫流離失所，有家不能回，無法照顧年邁的雙親和年少的女兒，使控告人的家人飽受生離死別的痛苦。十幾年來，控告人沒有人身自由，被非法監聽、監控、禁閉、跟蹤、專人監視，每到所謂敏感日即上門騷擾，並株連控告人的父母、女兒、兄弟姐妹（包括在省城的姐姐）及其他親人。
迫害使控告人好端端的一個家家破人亡；使控告人十幾年來一直背負著氣死父親的不孝之惡名，給控告人精神上、身體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給控告人的家庭、家族造成了失去親人的痛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使控告人女兒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陰影，影響了女兒正常的身心發育和健康成長；給控告人母親的晚年造成了極大的痛苦；把控告人的妹妹無端的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當年控告人妹妹的條件無論是年齡、軍齡、級別職務、業務技術等方方面面，完全符合繼續留隊，卻被強制轉業，給她造成了很大傷害；給控告人的家庭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給控告人的家庭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不便。
1、上訪講真相 長期被騷擾，「我家成了警察的辦公地點」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對法輪功進行全面的打壓後，因為相信政府，我去了省城向政府說明法輪功真實情況，回來後卻被警察禁閉在自己家中，我家成了警察的辦公地點。岱宗坊派出所楊姓指導員和一名叫尚峰的小警察，每天到我家來上班，連續八、九天，楊姓指導員說：本來應該在單位隔離，因為我單位破產了，沒有地方，就只好在我家裏了。還說：我是重點，每天的言語行動要向市裏彙報兩次，這是市裏的要求。泰安岱宗坊派出所楊姓指導員、警察尚峰、幹休所亓幹事(已轉業)、泰安軍分區×××、組成了四人小組對我進行看管、監視、跟蹤。
1999年12月，隻身去北京國務院信訪局上訪，被泰安駐京辦事處，泰安公安幹警：張軍、申大勇等連夜把我押送回泰安，岱宗坊派出所，警察尚峰連夜審訊，在派出所關押兩天，被監視居住。1999年12月，我被泰安市610定為最危險的人（那個時候每個地區都要定一個最危險的人），警察三天兩頭到我家騷擾，幹休所曾多次開會組織鄰居，對我家進行監視。流離失所期間騷擾到我所有的近親，包括在省城的姐姐家，還到女兒的學校騷擾，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還把電話打到家裏騷擾，嚴重的打擾了我們家的正常生活，給雙親及女兒心裏造成巨大的恐懼，巨大的心理壓力，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心理陰影，以致多年後晚上聽到敲門聲，母親都不讓開門，女兒聽到警笛聲都會緊張的心發慌，我出門時間稍微長一點，母親和女兒在家都會坐臥不寧，擔心我會突然失蹤。
1999年7.20以來，每逢所謂敏感日他們對我都有過騷擾，幹休所政工科科長王濤等有關人員，配合市610、公安派出所，社區也有過參與。
2、非法拘禁 侮辱誹謗 剝奪睡眠近九十個小時
2000年2月，在北京門頭溝看守所，才進去就被脫光衣服檢查，來例假也照樣脫光。警察唆使吸毒犯和賣淫女，四個人打一個法輪功學員，從大通鋪上打到地上，各監室都傳出劈里啪啦的打人聲，一個又高又胖的女警察站在走廊上，撇著京腔尖聲叫道：「我最願意聽打人的動靜啦」。打完後罰站牆根，穿著襪子站在冰涼的水泥地上，我就把棉鞋給她送過去，因為這我被罰和同修一起站牆根，從下午四、五點罰站至第二天早6點，第二天泰安公安幹警張軍、申大勇、還有一名司機，把我從門頭溝看守所帶到泰安駐京辦事處，銬在廁所的暖氣管上站了一晝夜，期間長時間不讓上廁所、第三天被押送回泰安岱宗坊派出所連夜審訊，第四天上午上班後把我押送到泰安市看守所關押，這期間剝奪睡眠近九十個小時。
2000年2月，在泰安看守所期間，夜間起夜時，一值班警察在鐵窗外窺視，被我發現後速離去。在剛進看守所警察登記後，當班警察遞過一個很髒的塑料碗和一把塑料勺，當我去接的時候，他卻扔到了地上。在進監室時，卻要從齊腰高的鐵鏈子下鑽過去。在看守所期間，家裏給送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衛生用品等，女警察李海燕全部收下，但沒有全部轉交給我。
2000年2月，在泰安看守所被強制背監規，因不背監規堅持煉功，被戴手銬。和付豔麗銬在一起，站牆根兒。一次岱宗坊派出所的警察尚峰和另外一個警察到看守所來提審我，一出那道鐵門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扭臉一看是妹妹來看守所給我送東西來了，就喊了一聲，妹妹直奔過來，見我戴著手銬，眼圈一紅眼淚就要流下來了，我趕緊說：別難過，這不丟人，我沒做錯甚麼，做錯的是他們。警察尚峰吆喝著進了審訊室，提審是徒勞的，每次都是零口供。
2000年3月，在洗腦班他們派一個人和我同住一屋，寸步不離的跟著我，包括上廁所，工資卻要我給她出。
2001年6月，在泰安看守所被強行灌食多次，第三次灌食後吐血。警察、武警、男犯人有參與。
2001年7月-2004年新年，非法勞教期間，警察孫秀鳳(副大隊長)多次罰站我，當著全監室的人侮辱威脅我，說我如何如何頑固，應該判我八年等等。警察王淑貞（大隊長）叫我立正筆直站好，在車間當著全大隊的一百多人，扯著她那尖細的嗓子，訓斥我一個多小時。家裏送去的衣服，王淑貞一件一件抖摟開扔在地上，邊扔邊說：不髒這地剛打掃過。
勞教所就是人間地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天不遭受猥褻、侮辱的。每晚每個班組只有五分鐘的洗漱時間（包括上廁所），就這五分鐘也常常被剝奪。每天十三、四個小時的奴役，還把貼商標、剪線頭等活派到監室裏，一幹就到一、兩點，有時在車間通宵的幹，長期睡眠不足。
在山東省女子第一勞教所，曾被強行灌食、罰站、做小馬札、不讓洗漱、不讓上廁所、剝奪睡眠、強制洗腦、強制奴役、被關在沒有暖氣的小屋裏、被包夾、被扣分、長期喝生水、稀飯中被下藥、被查體等等。被勞教期間，法輪功學員被查體，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回事，直到活摘被曝光，才知道原來是為活摘建立活體資料庫。
參與迫害的警察：趙傑、王淑貞、孫秀鳳、馮賽、耿筱梅、張永梅等等。
3、非法抄家 流離失所 住進豬圈
1999年7月20日以來，我們的住處多次被抄，大多都是流離失所期間，十多次也不止了，許多次都是我們才出門不久，住處被抄，等到回來時，已是人去屋空，就再也見不到那些同修了，因此我們常搬家。
一般人想像不到流離失所的艱辛，我們很少買菜，更多的是買鹹菜，我們只是在路過菜市場的時候，撿些人家丟棄了的蘿蔔纓、萵苣葉、白菜幫之類的，我們只想把每一分錢都花在正經處，冬天早晨起來，臉盆裏的水結冰，白天穿著旅遊鞋不出門還是把腳給凍了；夏天也沒有條件每天洗澡。
一次兩處住所同時被抄，多位同修被綁架迫害，我們的住處也不安全，我們收拾行囊連夜轉移到郊區，那是一位同修的親戚家，這位親戚也是同修，我們在那裏住了一宿。第二天當地的同修幫我們聯繫到一個果園，這裏遠離市區，我們在果園幫果農搭大棚，果農要在年前上市他的蔬菜，在這裏管吃管住，每人每天十五塊錢，天不亮就起來幹活，晚飯後天就黑了，這裏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上廁所很不方便。
初來時看到果園裏的那所矮小的房子，只是感覺有點怪，門很低，似乎低頭才進得去，不大的房子，中間卻有一道半截牆，就覺得這是看果園臨時住的小屋。第二天，天快黑時，果農叫我和另一位同修去做飯，我們先去打水，然後三塊石頭支個鍋，就燒起來了，終於在天黑前熬好了菜。果園裏的紅根菠菜很好吃，饅頭是果農一早從外邊帶來的。我們坐在小屋裏吃飯，四個人就把小屋坐滿了，果農告訴我們說：別看這是個欄，可沒有餵過豬。我心一驚：啊！原來是個豬圈，怪不得小屋有點怪。我沒有出聲，只是在心裏覺得好笑，我們居然住進了豬圈卻渾然不知。如果不是江澤民搞迫害，我們怎會住進豬圈。
4、通緝懸賞 超期關押 強行奴役
大約在2000年11月份左右，泰安市610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次大搜捕，那一次泰安市區有幾十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那一天夜裏我也被非法抄家，警察搶走了我的一本《轉法輪》，我被非法關押在泰安市拘留所，那次拘留所非法關押了二十名左右的法輪功學員，同時還有被關押在看守所和洗腦班的法輪功學員。
半月後，沒有人來接我，家裏只有年邁的雙親和未成年的女兒，警察又不放我自己走，他們就繼續關押我，第二天弟弟來接我，我要求把日期寫當天的，警察卻無賴的非要堅持寫前一天的。不管怎樣，我被超期關押了一天。一警察告訴我們說：上邊定的勞教八人。
不斷的騷擾，迫使我流離失所，我被通緝了，萬元懸賞捉拿，後又上升到五萬元。2001年6月19日，我們被綁架，住處被抄，警察搜走了我們的私人物品：筆記本電腦、噴墨打印機、針式打印機、手搖油印機、絲網印刷模具兩副、打印墨水、打印紙、新聞紙、人民幣不詳等等。
2001年7月，我被判三年勞教，在沒有人身自由的勞教所，被強行奴役沒有工資，曾被強行灌食、罰站、做小馬札、不讓洗漱、不讓上廁所、剝奪睡眠、強制洗腦、被關在沒有暖氣的小屋裏、被包夾、被扣分、被多次找談話、飯中被下藥、被查體等等。最終他們沒有達到目的，警察耿筱梅最後一次找我談話時說：看來你是鐵了心了，從現在開始一天二十四小時給你「做工作」（強制洗腦），到你解教也無濟於事了，對你只有一個要求，回到班組裏不要宣傳你的思想。我所在的班組被警察叫作「反彈班」，我被多次調班組。通過這次談話，我知道我離解教的日子不遠了，正常的勞教人員解教期是公開的，法輪功學員的解教期是保密的。
由於我不放棄信仰，警察王淑貞（大隊長）氣急敗壞的逼班組五大員（監舍負責人）直到給我寫上「堅持頑固的×教立場」這幾個字，五大員才算交了差。
離開勞教所才到家三兩天，泰安市610人員亓可銀、高××就到我家來騷擾。
5、邪惡株連迫害 逼死父親
泰安市610和幹休所人員多次給父親施加壓力，2000年，父親被逼無奈，與我斷絕了關係。7.20時、洗腦班時父親都被他們逼得昏厥了過去，2000年過大年時巨大的壓力使父親突然病危，長時間昏迷不醒，重症監護多次搶救。
母親也病倒了，醫院要求她住院，母親說不能倆人都住進醫院，堅持回家，卻臥床不起了，整日以淚洗面。那時的我被關在看守所。姐姐流著淚告訴我：人家過年都歡歡樂樂，咱家簡直都亂了套了。
2000年大約7、8月間，泰安市610（王樹春、亓可銀 張紀軒等）非法扣押我父親一天，逼迫我父親作出承諾，保證我如何如何。我父親被逼得出現了高血壓症狀，（父親喜歡鍛煉身體很健康，血壓一向正常） 他們仍不放我父親，直至黃昏父親血壓居高不下，才被放回。
在我被非法勞教期間，幹休所領導配合610逼迫我父親，說是不許我再回到幹休所來住，說我影響了幹休所的榮譽，等等等等。這時是張所長、韓政委。
2003年5月份，父親終於被他們逼得病倒了，眼瞅著父親的身體垮了，父親臨終前想見我一面，姐姐拿著病危通知到市610開了信，趕到勞教所，勞教所卻說我思想頑固，不允許我去醫院見父親。父親流著淚喊著我的名字說：再也見不上蘇平了。父親走了，帶著屈辱與不甘，帶著對女兒的思念與牽掛。
他們明知道我父親一次次的昏迷，一次次的搶救，他們卻不斷的、一次次的向我父親施加壓力，是江澤民一夥的人逼死了我的父親，觸犯中國刑法第232條禁止「故意殺人」。
他們並沒有因為父親的去世而對我停止迫害，仍是不斷的進行騷擾， 2008年奧運期間，幹休所組織每家（我家除外）一個代表去開會，組織全所的人對我進行監視。這時的所長姓李，政委姓袁。
為逼我放棄大法，我的整個家族都受到株連，對我造成了劇烈的精神與身體上的痛苦，給我的家庭帶來巨大的壓力和不幸，給我的親人造成極大的痛苦。
以上是我和我的近親屬被迫害的基本情況 。為早日結束這場罪惡的迫害，伸張正義、還法輪功創始人以清白，重建我們民族的道德良知，請予儘快立案偵查，查明犯罪事實，將首惡江澤民及其犯罪集團的主犯抓捕歸案，繩之以法，追究其必須承擔的全部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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