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中共十六年迫害的年輕女子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我被戴著手腳相連的十幾斤重鐵鐐子，頭被套上黑頭套，只漏著兩隻眼睛和嘴，兩個法警架著我上車，車體上有法院的字樣，鐵鐐子好沉，發出碰撞的聲音，我的心情也沉重到了極點。

法庭外，站滿了穿著黑色警服的警察，嚴陣以待。法庭內，我孤零零的站著，如果說此時還有個詞叫希望的話，就只想見到四個月未見的爸爸媽媽，我好想他們，可是他們被攔截在門外。

我被逼迫背棄信仰，還要像犯人一樣的站在這裏被非法審判，我從未想到這般的恥辱！一個21歲如花的女子，想信仰「真善忍」，而共產黨要鎮壓，生命就如草芥一般被它肆意踐踏。

我叫王丹，女，1988年5月出生，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南縣人。1998年末，母親修煉法輪大法後，我家裏才有了幸福的笑聲，我和爸爸牽著媽媽的手一起走入美好的修煉。

自從1999年7月江澤民集團瘋狂迫害法輪功至今，年僅11歲的我開始了長達16年的被迫害生涯，我不願意回憶這些令我痛不欲生的往事。還好，我還活著，爸爸媽媽還活著，我希望，我們一家人不只是見證了中共迫害的暗無天日、見證了法輪功學員的和平抗爭，我還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見證這場迫害的結束。

21歲的王丹

一、絕望之家 沐浴法光

六、七歲時我就怕失去媽媽、失去家，我從來不敢惹媽媽生氣，最害怕聽到她不時發出的長長的嘆息。小小的我堅持給媽媽捶背、按摩，就只為減少她一點點的痛苦。還不到十歲，我就經常發愁，內心期盼著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治好媽媽的病，我也可以擁有一個幸福的家。

我媽媽自幼身體多病，到處尋醫問藥也無濟於事，媽媽的臉上整日看不到笑容，加上爸爸吸煙喝酒，對媽媽疏於體貼和照顧，病痛的折磨和家庭的不幸福讓媽媽日益消沉，總覺得在這世上活著沒有意思。

不爭氣的我，還給爸爸媽媽添堵，小學時，我的成績一直不好，可怕的數學應用題，一竅不通，語文的生字，常常記不住。每個學期的期末考試前，我都因為擔心成績不好而大哭一場。

1998年年末，好一陣子聽不到媽媽的唉聲嘆氣了，看她整天樂呵呵的，一天到晚的幹活也不喊累，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媽媽說「我修煉法輪大法了，渾身的病都沒了」。

我和爸爸驚嘆於大法的神奇，十歲的我看到自己的願望真的變成了現實，心裏樂開了花，很自然的，爸爸和我也修煉法輪功了。

一家三口修煉法輪功以後，我每天放學回家做完作業，吃過晚飯，爸爸媽媽就牽著我的手，去家附近的學法小組和叔叔阿姨還有小夥伴們一起學法，大家都手捧著法輪大法的書，這個阿姨讀一段，那個叔叔讀一段，大家都想著如何做個好人，那是我生命中最喜悅的一段時光。

是啊！我得聽師父的話！做個好孩子、好學生。轉眼到了期末考試，我的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老師和同學都不敢相信，以為是我抄的，我知道是大法給我開智開慧！從此，學習不再是個難事。爸爸很快戒掉了煙酒，也懂得體貼和關心媽媽了，家裏的笑聲越來越多。

大法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第一次擁有一個幸福的家，讓我變成了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我多希望永遠這樣下去啊！

但是，中共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碾碎了我家剛剛迎來的美好生活，從此，我的家像一葉小舟被暴風雨摧殘，歷經十餘年，可是我們始終相信邪不勝正，美好的日子一定會像彩虹再現在郎朗天空。

二、黑雲壓城 父母蒙難

1999年，我11歲，小學六年級。東北的天氣漸漸的暖和了，卻發現學法組的叔叔阿姨臉色都變的很嚴肅，去鄰居家找小朋友玩，也感覺她家的大人們瞅著我，小聲的嘀咕著甚麼，當時有點納悶，隱隱感覺出環境的緊張。

1999年7月20日，江氏打開魔盒開動整部國家機器，對上億的法輪功修煉民眾瘋狂鎮壓，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我們失去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面臨搜書、抄家、綁架，電視上鋪天蓋地對大法和師父的污衊，在我的世界裏，好像走到哪都能聽到邪惡的喧囂。我和小夥伴正開心的玩時，腦中一閃現法輪功被鎮壓的音像，我就再也高興不起來了。誹謗與強權衝擊著每一個法輪功修煉者的心，包括爸媽和我。

1．小學時，父母遭綁架， 我被逼寫保證

上小學時的王丹

中共迫害法輪功快一年了，我爸媽看著政府還公然持續的造謠，欺騙民眾，覺得自己是身心受益者，應該走出來澄清事實。2000年6月26日，爸媽懷著對政府滿滿的信任去北京上訪，只想把親身經歷告訴政府官員，說出：「法輪功沒有錯，大法和師父是好的，還師父清白，停止迫害法輪功」。對國家對人民負有責任心的普通百姓，我的爸爸媽媽，真誠的並且是依法上訪的行為卻遭到2個月的綁架，被樺南縣國家公務員直接勒索1萬元。

我所在的隆勝小學也開始了對我的迫害。先是學校新上任的校長把我和另一個也修煉的女同學交給警察，軟硬兼施逼迫我們說出父母的情況，我很害怕；班主任丘貴玲隨後找我談話，逼迫我寫不修煉法輪功的保證，我被逼得直哭，最後，老師讓同學給我代寫，我被迫簽名，留下了我年少時的屈辱。

2、寄居親屬家，我想爸媽也不能哭

據說，爸爸媽媽被樺南縣公安局國保科李軍和太會楠（音）等人劫持到樺南縣看守所。這消息準確嗎？我好想爸爸媽媽、好想哭、孤獨害怕，但更多的是擔心爸媽。每天，我在思念與擔心中睡去，多希望睜開眼睛能看到爸媽回來了，每天，我盼啊盼……爸媽沒盼回來，倒是終於熬到了小學畢業。

親屬收留我吃住，但我心裏總是空落落的，總怕做錯甚麼，惹人不高興。我知道大人喜歡勤快的小孩子，我就洗碗、掃地，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儘量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不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最讓我痛苦的是，串門的鄰居由於不明真相，總在我面前重複媒體宣傳的謊言，指責我爸媽的「不是」，我很想趕緊躲開，但還是要禮貌的聽幾句，我心裏很清楚爸媽沒有錯，面對大人們的誤解，心裏難過極了。再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就躲出去，一個人呆著，想爸媽也不能哭，怕親戚又怪罪在爸媽頭上，只盼著爸媽早點回來。

爸媽被非法關押在樺南縣看守所59天，親戚托關係才讓我見上一面。警察把我們領到一個空屋子裏等著，窗戶滿是鐵柵欄，第一次來到看守所這樣的場所，我很害怕，大腦一片空白。親戚帶我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我哭，逼迫爸媽寫放棄信仰的保證書，這樣，爸媽就有早點回家的希望。

媽媽被警察帶進來了，她微笑著，我一看見媽媽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媽媽趕緊抱著我說：「別哭別哭。」我趕緊止住眼淚，不能讓媽媽因為我放棄信仰。「別擔心，媽媽很好，沒事的。你現在在誰家住呢？考完試放假了吧？你要乖，要聽大人的話，知道嗎？」我只是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過一會，爸爸又被警察帶進來了，爸爸瘦了很多，頭髮被剃的怪怪的，臉煞白，爸爸很嚴肅。爸爸媽媽遭遇了甚麼，他們隻字未提，也沒時間可以說。沒說幾句話，我們就被警察攆出去了。表姐再三幫我懇求：孩子小，這麼長時間沒見到爸媽了，再讓說一會吧。警察很生氣的說：「誰讓他們煉法輪功，放著好日子不過，上這裏遭罪，活該」。「走走走，趕緊走。」 是誰讓我們家過不上好日子？是誰把我爸爸媽媽押在這裏不讓回家？

爸媽回來了，是在親屬被樺南相關國家公務員勒索1萬元之後放回來的，其中，被610勒索5000元所謂的「保證金」，看守所所長王軍勒索800元伙食費。爸媽又瘦了許多，他們見到我的那一刻，是高興的，可是這笑中卻夾著讀不懂的味道。原來不費力氣的活，爸爸從看守所回來後幹起來卻很吃力，走路都發晃，爸爸的腿明顯伸不直，聽大人說，這些都是在看守所期間長時間吃不飽和碼坐造成的。勒索一萬元，對於2000年中國東北的老百姓來講，不是一筆小數字，更何況我家沒有存款、月收入僅幾百元，無疑是債台高築。為了還錢，我家生活頓時拮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讓父母為我操心，少花錢，為家裏省點錢。幾年後，我們才把欠的債還上。

3. 初中時，家裏常遭當局騷擾，我成驚弓之鳥

初中，是人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由於爸媽被綁架不在家，影響了初中擇校，我被分到了當時教學質量最差的樺南二中。自從爸媽去北京上訪後，他們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單，家裏經常遭到騷擾。

逢年過節，勝利派出所警察、鄉政府書記或村裏的魏成路闖到家裏「談談」，看你甚麼態度。尤其是到了十一、元旦或是對法輪功迫害等當局認為的重大日子，我家猶如鬼子進村。一個晚上，上初中的我寫完作業就很晚了，剛睡著，就聽到有人在噹噹的砸我家門，喊著父母的名字，一會就聽到已經翻牆進院子了，他們用力的敲窗戶，並在那喊「開門開門」。我被這噹噹的踢門聲嚇醒，卻不敢出聲，不能哭，緊張的心臟要跳到嗓子眼了，四肢發涼。自此，一受到驚嚇我四肢就立刻變冷，手冒冷汗，心臟怦怦的跳。自那以後的幾年，我每當看到警車，聽到警車鳴叫，都感到恐怖。

三、媽媽再次被綁架+學校的迫害=我失學

1、我拼命的保護，警察還是綁走媽媽

2003年12月1日，我正讀高一，晚自習放學回家，騎自行車剛到家門口，發現了警車，我頓時傻了，屋裏的燈亮著，我背著書包往屋跑，屋裏黑壓壓的都是穿警服的警察，樺南縣國保大隊長李軍、陳玉軍（現均已遭報死亡）、王錦鋒帶著人抄家。媽媽被銬在暖氣管子上，家裏被抄得一片狼藉，乾淨的地革被警察踩了一地雪水。

警察問我，「你在哪個學校上學？」我反問：「我為甚麼告訴你，憑甚麼銬我媽媽，你們不是人民的警察嗎？卻抓好人，在我心裏警察叔叔都是好人，我看你們像土匪，把媽媽放下來。」期間，電話響了，我剛接起來，警察一把搶過去掛斷。警察抄完家，要強行帶媽媽走。媽媽擔心我冷，戴著手銬去添爐子，招來警察的呵斥。媽媽拽著暖氣管子不走，我也死死的拽著媽媽。警察大聲喊媽媽的名字，「趕緊走，給我抬走。」我一看拽不住媽媽了，只好擋住門。拼命也要救媽媽的那股力量，使那麼多的在場的男警察沒能整動我。我與國保大隊長李軍撕扯中，李軍的警牌掉在地上，他氣急敗壞。警察陳玉軍揮手想要打我，媽媽阻止，他沒得逞。

我要保護媽媽！我和警察僵持著不讓他們帶走媽媽。十幾分鐘後，樺南縣公安局又來了10多個警察，對我罵道「小他媽孩，再得瑟一起抓走」，然後，恐嚇媽媽 「你等著，等著回公安局的。」眼睜睜的看著媽媽被強行抬上警車，我大聲喊：「法輪大法好」。警察回頭，狠狠的對我說：「再得瑟把你一起抓走」，瞪了我一眼，兩輛警車揚長而去！只剩下我一個女孩站在冰天雪地裏，媽媽在警車裏，一直回頭看著我，我嚇傻了，沒有眼淚。外面很冷，我進屋，看著燒旺的爐火，想著媽媽戴著手銬還給我添爐子，心似乎絞在一起。媽媽被綁走了，那些警察會不會打媽媽？會抓爸爸嗎？我一陣陣的擔心，祈求著爸爸不要回家。

我簡單的收拾了一下屋子，半夜11點左右，我一個人背著書包、鎖好門、推著自行車在積雪裏深一腳淺一腳地朝著大姑家艱難走去。大姑家大門是鐵欄杆的，我用力晃動，屋子裏也聽不到聲音，只好翻過後院的石頭小牆敲窗戶，終於，姑夫給我開了門，我又嚇又凍又累，我身體發軟睜不開眼睛，躺在炕上就昏睡過去了。

老舅知道媽媽被綁架後，來家裏陪我。一天晚上八、九點鐘，樺南縣國保大隊長李軍、陳玉軍翻牆入院，銧銧砸門敲窗，大聲喊叫「開門，快開門，喊爸爸的名字，問爸爸在沒在家」，老舅告訴他們沒在家，也一直沒敢開門，好一陣子，他們才悻悻的走了，綁架爸爸未遂。突如其來的驚嚇使老舅心臟病發作，全身無力、嘴唇發紫，吃了救心丸才慢慢緩過來，致使心臟病加重，老舅在我家期間一直十分恐懼。

高一學習緊張，又要準備期末考試，我心裏還擔心著爸爸的安全，同時惦記著被非法關押在樺南縣看守所的媽媽，我要自己做飯，一有時間就洗衣服，把家裏收拾的乾乾淨淨，堅持著上課。

媽媽愛乾淨，總是把家收拾的利利索索的。臨近新年，我想到媽媽每年過年前都要把家裏的被褥拆了洗乾淨，再手工縫好，我就回想媽媽的樣子，拆洗、一針一針的縫，我希望媽媽回來時，看到這個家還是和以前一樣的乾淨。

2．學校緊跟中共迫害， 我精神壓力巨大

由於全國的教育體系參與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樺南二中的教學樓大廳、上課的必經之路，也擺著污衊大法師父與大法的展板，我看著謊言毒害師生，卻不能制止，良心受到譴責，精神壓力很大。一見到散毒的展板，心裏就咯登咯登，於是，我就少出教室少去廁所，可是必須得上課，政治課本裏就有誹謗法輪功的內容，政治老師和歷史老師在課堂上跟著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形勢向學生散布謊言。還有不可迴避的人人表態，在大小班會上，學生們被要求寫稿子《崇尚科學　反對×教》，公開在班級裏污衊法輪功；印象最深的一天是，老師把班級所有的學生都趕到操場，站好隊，在老師的目光監督下，學生被迫的在長長的反×教白布上簽名。不久，還得知樺南縣國保大隊的人來學校施壓，想讓我退學。

恐怖形勢、學校的政治壓迫，使我的高中生活猶如黑雲壓頂透不過氣來，似乎再壓一根稻草就能使我精神崩潰，為了逃脫痛苦，我萌生了不想上學的念頭，爸爸不同意，堅持了半年後，我實在忍受不了內心的痛苦和煎熬，放棄了原本喜歡的學業。

為了營救媽媽，親屬打點相關人員又被勒索2萬多元，其中李軍勒索3000元，但是媽媽還是被樺南法院非法判刑6個月。家人怕我想媽媽，沒有告訴我實情。一天，驚訝的看到爸爸頭上有了白髮，我哭了。在爸爸不在家的時候，我才拿出媽媽的照片，流著淚輕聲的叫媽媽。

待媽媽回來後，為了還債，我們家賣掉房子，一家三口居無定所，艱難度日。父母辛勤勞作，勤儉節約，家裏漸漸的還完外債，家境有了好轉。

四、母女串門遭綁架， 非法關押看守所，我被誣判三年

1．我和媽媽莫名的被樺川縣公安局綁架

2010年12月13日，我21歲，我和媽媽在樺川縣法輪功學員左秀文阿姨家做客，上午十點左右，樺川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和橫頭山派出所合夥將屋裏的四人綁架。當時，樺川縣公安局國保大隊隊長董洪生、刁姓警察、賈友以及橫頭山派出所所長王訓傑、幹警於沐春翻牆而入，進門沒出示任何證件，要求我們拿出身份證，並開始四處翻東西、抄家。董洪升拿左秀文阿姨家裏的斧頭，砸開櫃上的鎖，繼續翻，媽媽身上的包和我們的手機全部被沒收。然後，我們被強行帶上警車，先是被欺騙說，去橫頭山派出所核實身份證，沒錯就放人，事實上，車開了很久，直接停在樺川縣公安局，我們被分開問話，一個30歲左右的男警察看著我。大約在晚上下班的時間，又要強行帶我們走，我們不去，樺川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賈友等人就強拉硬拽，我和媽媽等四人被綁架到樺川縣看守所。

從始至終，我們母女都不知道甚麼原因被綁架。

看守所門衛問：都叫甚麼名字，都有過甚麼病？阿姨和我媽回答說：原來有甚麼病，修大法後都好了。看守所的人沒有任何反應面無表情，直接把我們帶到一個滿是顯示器的房間，當班的警察王慶軍喊到：站好了，都叫甚麼名字、年齡、甚麼罪進來的，其他警察等著填表格。阿姨說：「我們沒有犯罪，我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沒問你們這些，都叫甚麼名字？」 警察王慶軍說，然後指著我媽媽，媽媽沒說話。王慶軍就從一個高桌子上跳下來，狠狠的朝媽媽的臉上打了一拳。我立刻站在媽媽身前，質問他：「怎麼可以打人，警察打人，不許打人。」王慶軍喊叫著「不配合我們的工作不打你？我們這就是個倉庫，就是負責管好你們，你們又不是我抓的，找你們辦案人去！」我回頭看媽媽，臉和眼睛已經紅紅的。王慶軍接著說：「打你怎麼的，打你輕，誰讓你不說，不說還打」。然後讓兩個在押的犯人搜我們的身，一個叫劉潔，一個大家都叫她大娟子。

折騰一天沒吃飯，睡覺的地方是一個大通鋪，蹲便和鋪僅相隔著一磚寬的水泥台，我們被安排睡在離蹲便最近的位置。東北三九天，四人只給兩個綠色被子，一個鋪 ，一個蓋，這被子拎起來都透亮，挨著被的衣服都沾上了綠色。牢頭說：沒讓你們一進來就洗個冷水澡就算仁慈了，不像男號那樣把你們衣服脫光，從頭頂澆幾盆冷水，讓你精神精神就不錯了。

2．在看守所期間，我絕食抵制綁架，遭灌食折磨

一到看守所，我絕食抵制對我的非法關押，遭到多次灌食折磨，尤其是當聽到警察恐嚇我不吃飯就送精神病醫院，身體和精神都承負到了極限，絕食二十多天後放棄了。

看守所所長指使男犯人在無監控房間硬灌

絕食三天後，我被叫出去，所長楊建新讓我吃飯，告訴我，有事找辦案人，別在這裏給他們找麻煩。我要求無罪釋放，他說：這事我管不了，但是你得吃飯。看我不吃，所長楊建新就叫來好多男犯人，混亂中，我記不清有多少人。聽見楊建新說：「去那屋，那屋沒有監控。治不了你，不吃是吧，不吃我幫你吃，給我灌！」楊建新在一邊指揮，這些男犯人上來就把我摁到地上，摁住我的四肢，頭搭在單人床的床邊上，有人用力捏住我的兩腮，有人掐住我鼻子不讓我喘氣，就往嘴裏灌水。灌不進去，就漾出來，他們就再灌，我上身的衣服都濕透了，最後把我送回監室。所長楊建新警告我：「今天這是輕的。」

在樺川縣看守所，我被強迫採血、照像。當時我拒絕照像，看守所裏一個24歲男臨時工（王X暉），穿著警服，過來就給我一嘴巴，說：「你說不照就不照啊，你家啊！」

樺川縣國保和無經驗醫務人員灌食 致我受傷

看守所的警察說「提審」，我被提出去才知道是樺川縣公安局國保大隊的董洪升和賈友等警察來了，要把我押到樺川縣醫院灌食。在醫院的門診室，他們把我摁到病床上，只記得進來一個女人，帶著口罩，她說：這些法輪功，怎麼不吃飯？我回答道：我沒有錯，我要求無罪釋放，牢飯不是我應該吃的，我要回家吃飯。口罩女對警察說：「我們沒給人灌過食，這要灌氣管裏，就得死。」一開始警察摁著我，口罩女往我鼻子裏插點滴管一樣粗細的軟管子，看到管子從我嘴裏出來了，口罩女拿著不鏽鋼的器具，撬開我的嘴，把管子直接插到我胃裏，灌入營養快線（飲料）。管子一進去，我就喘不上氣來，剛剛還可以掙扎的我，就不動了，他們似乎是害怕了，停止插管。

當晚，正常的呼吸都使我痛苦萬分，我一會跪著，一會躺下，我的胸前像著了火。監室裏即使穿著厚棉衣都很冰冷，由於胸前燒的難受，我就脫掉衣服晾晾，可是又被凍的再蓋上，整整折騰了一宿，根本不能入睡，渾身沒了力氣。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住院灌食，警察不讓家人探望我還妄圖綁架

絕食第七天，在東北的臘月裏，只記得被女犯人劉潔攙著，我被押到樺川醫院住院。護士給我打針。我對在場的人說明：「我沒有病，不需要打針，我要回家！」

我已沒有力氣掙扎，犯人劉潔摁著我，由於絕食很難找到血管，很難扎針，扎上了很快又滾針，左手背、右手背、前額，我心裏數著，一針，兩針，三針……記不住到底紮了多少針，手背上、胳膊上、額頭上都是針眼。最後護士氣急敗壞的使用了留置針，然後警察把我銬在床上。有生以來，第一次以這樣的姿勢睡覺，一隻腳被用腳鐐銬在床上，不能隨便動，徹骨的涼。

不記得哪天，我再次被醫院灌食。我的雙手雙腳都被銬在床上，不知道是誰把管子插到我的鼻子裏，一會，管子從嘴裏出來了，於是那些人換上手指粗的粗管子，很硬，直接從嗓子插到我胃裏，嘴被堵的滿滿的，嘴一直被撐開，頭動不了也不敢動，只能平躺，管子一直插著，持續了一小天，灌食兩次。四個警察，兩兩一組，輪番的看著我。

王丹在樺川醫院

家人聽說我住院了，來醫院要求見我，警察在門外拒絕探視，家人不知道我就在房間裏，他們和我僅僅隔著一道門，但是我嘴裏插著管子喊不出話，我只能用腳搖動鐵鏈子碰撞鐵床，可家人們在門外根本聽不到，還是被警察支走了。

家人第二次找到樺川醫院，當時樺川看守所的副所長龐吉東和警察魯志強正在病房裏看著我，家人突然推門進來，看見我瘦的脫像，抱著我大哭，說：「好好的孩子被你們弄成這樣！」副所長龐吉東看見我家人進來了，就糾集警察試圖綁架，恐嚇著把家人推出病房，一會，好多警察聚集在病房外，拿著DV要錄像。那一晚，我顧不上自身的痛苦，一直擔心家人的安危。他們為方便看管，把我調到了336病房，一個單獨的病房。

臨近2011年元旦，外面的世界該有節日的氣象了吧，我還在醫院。

一天，我被警察王慶軍押著去較遠的衛生間，那個衛生間有熱水，我記得拿個臉盆，大概是去那洗頭。因為我沒力氣，走路緩慢，王慶軍十分生氣，等我回到病房沒人看見時才發作，以我吃的太少為由，生氣的拽我的頭髮，一下子把我摔在地上，狠狠的問我：「你吃，我看你怎麼就吃不進去的，再他媽這樣，給你送精神病院去，你還敢這樣，看誰慣著你。」他要在醫院看管我，元旦回不去家，也是如此生氣的理由吧。

3．在悲哀與恥辱的中國式法庭上，我被強行誣判

每次提審，我都被強迫坐刑具鐵椅子，腳和手被扣在鐵椅子上，渾身冰冷，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因此，在看守所期間，每次鐵門一響，我心裏就緊張。

非法開庭前幾天，樺川縣法院院長席士峰到看守所提審我，逼我放棄修煉，並且警告我不能在法庭上喊或是反抗，否則就重判。要是有悔過表現，就輕判，判刑期限是3年以下，沒有悔過表現就是3年至七年。我內心痛苦的掙扎，我才21歲，7年，漫長的監獄，我懼怕被重判，我明知堅持信仰，是一個生命的自由，信守法輪功真善忍是多麼美好的境界，但是，在共產黨的強權下，我堅持信仰就得在監獄中毀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年華，我絕望了，違心地背棄了信仰。

2011年4月8日，樺川縣法院對我和左秀文阿姨非法開庭，媽媽等人另案處理。早上我倆被帶出監舍，在外面看見很多的男警察，還有法院的人，法警用儀器對我身體前後檢查了好幾遍，然後，給我手腳戴上鐵鐐子，是手與腳連著的十幾斤重的大鐵鐐子，頭被套上黑頭套，漏著兩隻眼睛和嘴。這個場面，我曾經在電影電視中看見過，從沒想過與我會有關聯。

兩個法警架著我上了警車，車上有法院的字樣，鐵鐐子發出碰撞的聲音，我的心情沉重到了極點，無法形容，從沒想過這麼的恥辱！我被逼迫背棄信仰，還要像犯人一樣的被非法審判，我一個如花的女孩，就只是因為我的信仰，共產黨要鎮壓，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被肆意踐踏。

在法庭上，我的大腦一片空白，還稱得上「希望」的就是想在法庭上看看四個月未見的家人，回頭尋找，都是穿著便衣的警察，只有姑夫在，他是相信中共謊言的，他應該是符合法庭要求的才得以坐在這裏，事後得知，其他家人都被攔截在法庭外。在這樣的法庭上，法官等只是草草的走個過場，我被非法判刑3年，草草的被打發到監獄。

五、我在人間地獄的日子─黑龍江省女子監獄

2011年6月25日，樺川看守所警察王慶軍、王承君、牛明奎以及女警邵陽押送我到位於哈爾濱市的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同車裏，坐著警察王承君的女兒，她年齡比我小點，在哈爾濱讀大學，她是搭車的。如果沒有這場迫害，我也該在大學校園裏綻放吧？！

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前樓的樓梯拐角處，男警察在走廊來回走動，女警察強迫我換上灰不灰黑不黑的斑馬條囚服，搜查衣服包，一件一件的拽出來，扔掉認為不合格的，衣服散落一地，然後又催促我「快點裝起來」，然後我被送到了11監區。後來聽說，11監區和9監區被稱作「法輪功攻堅監區」，是暴力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集中營。

11監區所在樓正對著監獄的二門，四樓整個一層都是，長長的走廊兩側是大小不同的監室，所有的門緊閉，幾乎看不到人也聽不到甚麼聲音。我被「幫教頭子」唐永霞帶到走廊盡頭，犯人給我剪頭，美麗的長髮幾剪子就沒了，隨後，我被犯人帶到專門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屋子，屋裏有電視、影碟機和幾個凳子。在11監區沒有看到任何監控設備，因此，每個緊閉的監室裏，正在發生著甚麼，只有當事人知道，據說，它是專門為轉化法輪功學員設置的。我心裏清楚這些犯人和監獄的警察是甚麼都能幹得出來的，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在監獄裏，未來要面臨甚麼是根本不知道的，我的心裏充滿恐懼。

「幫教」大多是貪污犯充當，她們進監獄之前很多是單位裏的頭頭腦腦，她們大多是花錢或找關係才能當上監獄的轉化工具、警察的幫兇。在轉化法輪功學員的監區，早些年「幫教」可以逃避勞役，又能得到高分快速減刑，因此，她們毫無人性不擇手段的逼迫法輪功學員背棄信仰。 不幸的是，我在監獄期間一直是被她們「直接管理」。

王丹獄中照片

1．逼迫「轉化」， 步步深淵

11監區是整個監獄唯一沒有監控設備的監區，被刑事犯稱作是監獄中的監獄，很多犯人都說11監區的隊長、警察和犯人都很囂張。轉化法輪功學員，犯人可以得到刑分減刑，所以監區經常發生犯人任意侮辱、打罵、虐待法輪功學員案例，但是警察都放任不管，警察要的就是11監區的轉化率，警察和犯人因為利益走在了狼狽為奸的路上。我在11監區被一步步轉化折磨的4個月裏，幾乎都是犯人直接管理和迫害，警察幕後操縱。

第一步：隔離，逼迫寫五書。

我，一個人，被「幫教」犯人唐永霞帶到專門轉化的小屋子裏，屋裏有3個邪悟者在等著，我的案件判決書等都已擺在桌子上。唐永霞在那翻看，靠著椅子，卻要求我規矩坐著，兩手放在腿上，不許亂動，然後開始問我的情況。如果她穿著警服，我一定認為她是警察。她繼續深挖我家庭成員、家裏有沒有人學，甚麼時候學的法輪功、甚麼原因學的，學到甚麼程度；窺探我的生活、工作、內心的想法，試圖找到我的弱點以逼我放棄信仰。

因為我怕被監獄加重迫害，選擇了妥協轉化。

監獄知道法輪功學員不會寫、也寫不出來污衊師父和大法的惡毒詞語，監獄事先準備好了樣本「五書」。犯人唐永霞拿出來樣本，讓我一個字一個字的抄寫，抄錯一個字都要返工，是避免讓警察等人誤認為這是我違心轉化故意寫錯的，同時也別影響她的轉化「成績」從而影響她的減刑。「五書」裏不僅要惡毒的誹謗師父和大法，還要發毒誓以後不再修煉大法，否則下無生之門，最後要求我簽字按手印。

在11監區被「轉化」後，「幫教頭子」唐永霞才把我安置在多名法輪功學員一起住的監室，當然，這些法輪功學員也是被轉化的。 對於同一個監室，唐永霞指使犯人對我們的思想監視一點不放鬆，儘管我們表面已經轉化，但是做甚麼都要在犯人的看管下去做，我們不能隨便說話、傳遞東西。說話太少，漸漸的，我不會說話了，上句不搭下句。對不同監室的法輪功學員，犯人看管著不讓我們互相接觸，甚至眼神都不能對視，必須單獨去廁所，再著急也得等著憋著，導致我大小便不正常。

第二步：每個月必須寫思想彙報

逼我寫完「五書」後，每天，「幫教頭子」唐永霞和邪悟者都要逼我看污衊師父和大法的碟片，我的眼神一移開，邪悟者就暫停播放和我說話，問問題讓我回答，訓斥我繼續看。一個月必須上交一次思想彙報，主要是彙報我的心理狀態，必須有污衊大法和師父的內容，都是一個信仰者說不出口的，這樣才算是認識深刻，還要寫上感謝「幫教」和警察「救」了我。最後把思想彙報交給犯人唐永霞，她認為寫的不深刻、不合格的，要重新寫，直到她們認為滿意為止。

第三步：筆試

違心轉化一個月後，監獄610的警察要進行筆試，必須打滿分才算通過。「幫教」整理並手抄了一本本污衊誹謗師父和大法的材料，作為考試內容必學。「幫教頭子」唐永霞和其它邪悟者要多次考我，覺得我能打滿分了，才上報給監獄610的警察，讓他們來考。筆試通過後，在11監區期間每個月還必須交思想彙報，之後下隊三個月的「鞏固期」裏也要寫。

做轉化工作的一個人，曾經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被判5年，也是被押在女監，這次又被判15年，她太清楚女監的境遇，漫長的刑期，繁重的苦役，她認為自己的身體承受不住，選擇了留在11監區做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的工作，這樣活著能輕鬆些。結果，沒多久，她患了乳腺癌。有犯人傳說她手術後被放回家了，這很溫情，是犯人們想當然期望的結果，但可靠消息說，11監區怕大家認為這是她迫害法輪功遭報應了，把她轉到不太清楚她底細的10監區去了。

第四步：面試

三個月後的一天，監獄610的警察來面試我。面試時，他們要求我必須親口說出污衊師父和大法的話，還要表現的很高興，要很感激監獄的警察和「幫教」的轉化，倘若我的表情是痛苦的，說出來的話是哽咽的、不順暢的，或者不說話，面試都將是不合格的，不能通過。

610警察還故意問：「轉化是不是自願的？有沒有人逼你？體沒體罰你？平時讓沒讓你幹活？」若如實回答，面試就不能通過，不僅將重複前三步的身心虐待，還會遭到打擊報復。我面試通過後，再次被逼簽名、摁手印。

第五步：氣功表演後下隊奴工

一步步的妥協後，終於要下隊了，相比於思想轉化給我帶來的精神痛苦，我覺得繁重的勞役反倒是解脫，正趕上監獄每年一次的氣功表演，我又被迫參加。千古以來，各門派修行都講不二法門，監獄偏偏藉此逼你背叛。警察和犯人知道，法輪功學員大多都是內心不放棄自己信仰的，如果練了其它氣功，她們認為你才算是真正放棄。氣功表演結束後，我被允許下隊。

我越是這樣一步步的妥協，越是一步步的失去自我。背棄信仰，我的內心極其扭曲痛苦。心裏充滿自責與悔恨，自暴自棄，每天都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總想一死了之，但大法的原則告訴我自殺是有罪的，我活著，生不如死。我無助的承受著良心上的折磨，但是又不敢站出來糾正錯誤，因為懼怕遭致更嚴重的迫害。

2．奴工勞役，身心摧殘

我的靈魂被一步步的蹂躪，監獄認為我「轉化」合格了，2011年10月，我下隊到13監區幹奴工，一直幹了大約24個月，直至回家。每天，就是在車間被逼做奴工，早上6點出工，晚上8點收工，在車間裏幹完就吃，吃完繼續幹，不讓休息。警察在我四週還布滿了包夾，吃飯、說話、上廁所、看書、寫字、睡覺，都有包夾監視看管，若出現問題，包夾就會被警察訓斥或是扣分。

一開始，我被分到了機台流水線做衣服，每天都有定額，一樣的動作每天要重複無數遍，在做黑色衣服時，得整天在機檯燈下幹活，特別刺激眼睛，導致我近視程度加劇至500度、散光近200度。要是趕任務，早上4點就出工了，晚上10點才收工睡覺。機台的奴工活我有點承負不了，自以為案工活會輕一點（實質並不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被調到了案工，裝牙籤、棉籤。

13監區的車間在四樓，大平頭車送牙籤坯料，我們要卸貨，一袋子坯料有百十來斤重，從來沒幹過體力活的我，要和犯人一樣的抬大袋子上四樓，累了想休息一下，警察發現了就是一頓喊叫訓斥。有時，每一層樓站一個警察，層層不許停歇。這一車的料，我要和其他人一起抬著大袋子上下樓好幾個來回，幹完己是全身無力，大汗淋漓。這還不算，我每天至少有15大包牙籤的任務，具體就是手工裝750個小牙籤瓶。每個小牙籤瓶要裝175-180根牙籤，然後把小瓶手工貼上產品標籤，10小瓶為一小包，過熱封機塑封，再把5個一小包打成一大包，再塑封裝箱，最後，我要把這幾十斤重的大牙籤箱子勉強抱到指定位置。每個牙籤瓶裏必須裝175-180根牙籤，否則就返工重做，完不成任務不許回監室睡覺。夏天車間裏通風不好，加上長時間奴工，經常看到有人突然暈倒。

監區為了賺錢，逢年過節或者是要趕工，還會把任務量加大，除了每天要在車間完成的奴工定額，回到監室還有新增加的奴工任務，比如每人摺疊200個卡袋，卡袋就是商場購物卡外面的紙製包裝，摺疊完再用雙面膠粘上，疊的慢的犯人要幹到後半夜才能睡覺。

監獄對犯人的勞動時間是有規定的，一週要休息一天，但在13監區，是否休息要看監區大隊長的安排。不通知休息，警察就繼續帶我們出工，一年當中，平均有一半的休息日我們是得不到休息的，也就是說365天中大約能休息25天左右。越臨近過年，監區要完成指標，我們更得加班加點，休息日反倒更少。我們在休息日正幹活，若監區得知要來人檢查，警察就會慌張的驅趕犯人偷偷的從車間後門回到監室，等檢查完了，再繼續讓犯人出工。

監獄的早飯一般都是粥，剛打到碗裏，還很燙，有的人急急的吃幾口，有人根本吃不上飯，警察就喊著：「出工了」。午飯和晚飯都是在滿是灰塵的車間吃，吃完幹，幹完吃。

監室大約40平米，擠了24個人，兩側靠牆各分布12個床位，分三組，兩個上下鋪四個床為一組，緊挨著，每組床之間僅一人寬的空隙，兩側床鋪之間不足兩米寬。監室內徹夜通明，白天燈下幹活，晚上燈下睡覺，休息不好。尤其到了夏天，兩扇小窗戶，通風困難，屋裏悶熱，喘不上來氣，加上很多蚊蟲叮咬，夜裏很難入睡，剛睡著又被憋醒，休息不好第二天也得照常幹十幾個小時的奴役。

這樣長期超負荷的奴役摧殘了我才二十多歲的身體，很快被折磨出脊椎增生側彎，心律不齊，視力重度下降的症狀。脖子、脊椎酸痛，幹活累了想歇一下，就有包夾提醒、警察指使包夾指責；可真要是去請假，警察就會推托，「你說難受就難受了，上醫院看，拿出證明。」我被逼無奈去檢查身體，醫院給看病的基本是在押的犯人。

3．突擊搜監， 製造恐怖

在監獄裏，我的精神每天都高度緊張。一天的奴工結束後，在車間出口或是監室的入口，獄警經常在那等著對我們搜身，在我身上摸來摸去，還翻包。偶爾也會在車間與回監室的路上，警察突然搜身。對法輪功學員翻的都是最狠的，如若翻到東西，輕則挨罵，重則蹲小號。監獄還會不定期的搜查監室，床鋪底下，被褥衣服，床底下的大盆裏，通通翻出來檢查。翻出的東西扔一地，幹完苦工回來，很累了，還得自己收拾。年前年後，或者是十一這樣的日子，武警也會像大掃蕩一樣的搜查監室或車間。

2013年的一天，突然被通知蹲報點名。所有的人都被集中到一起，自己報數蹲下，像數雞仔兒一樣。有的法輪功學員不妥協不蹲報，警察就施行株連政策，給包夾施壓，給所有的「五聯保」施壓，不給或少給犯人刑分，或讓所有的人都蹲著，讓犯人仇視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不蹲報，「五聯保」的幾個犯人就會摁住她蹲下，挨警察和犯人罵，被迫害嚴重的就送小號。小號裏，女法輪功學員，冬天，只被允許光著腿穿一件拎起來都透亮的棉衣，屋裏沒有暖氣，每天給一碗有點米粒的粥水，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4．「轉化」減刑，迫害不停

我被分到十三監區三個月後，監區警察覺得我思想轉化的穩定，就給刑分了，給刑分是為了讓我減刑，確實是希望我早點離開，以免反彈給她們帶來麻煩。對於刑事犯人來說，減刑，是非常高興的事，但大多數法輪功學員認為是再次經受煎熬──背棄信仰的煎熬。我的減刑，和所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一樣，先由大隊長、監獄610的警察「面試」，我依舊要重複污衊師父和大法，「面試」得以通過，哈爾濱法院、監獄信訪、監獄610警察一起來監獄進行聽證，聽證時，我要再次表明背棄信仰的態度，十三監區的「包夾」出來證明「轉化」期間我表現的好，這樣才確認我真正的轉化，然後簽字摁手印，才給我減刑。

據說，若減刑面試不通過，就要遭受一入監獄開始的一步步的一整套思想折磨和碼坐等虐待。

事實上，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不轉化不要減刑的法輪功學員，監區的大隊長或副隊長，就會把法輪功學員上報，然後返回到9監區或11監區，從第一步開始迫害，並比之前更加惡毒。

2013年8月21日，結束了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八百多個日夜的摧殘，我終於恢復了人身自由，然而我的靈魂似乎還在地獄中哭泣，身心所受的創傷不知何時可以平復。

結語

長達十六年對信仰真善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仍在繼續，更多世人難以想像的酷刑殺戮也一直在暗中進行。十六年的鎮壓，我從一個孩子長到青年，最美好的年華卻在中共迫害信仰最黑暗的時期葬送，一個原本因修煉大法而幸福的家庭，卻歷經磨難。雖然在邪惡的壓力下，我違心的被迫妥協，但「真、善、忍」的種子早已深深的紮根在我的心底，強權與暴力終究改變不了我重新修煉大法的心。